我们一行二十人进了大门。经过岗楼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冲着站岗的哨兵大叫。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眼也没看我们。于是我们冲着另一名站在门口的哨兵嚷嚷，他对我们咆哮道：“你们这群杂种，把嘴闭上！”

我必须得说，我们对接待感到失望。我们原本以为至少该有通演讲，或许还有握手和战友般的隆重欢迎仪式。但相反，一位闷闷不乐的副中士命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向一位文书提供了我们的履历，之后在练兵场上到处溜达，等待着下面的安排。

每时每刻都有新部队开到。那些人看上去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拿着捆着绳子的行李，粗手大脚，目光迟钝。他们是弗里西亚岛的农民和渔民，城里的工人和工匠。其间也来了些看着和我们差不多的人。

我们瞅瞅他们。他们瞅瞅我们。那是种气氛压抑的不安等待。从那些人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出，我们和他们能发展出友谊还是敌意。

我们二十人来自一个班级，一起长大。我们一直同心协力，直至最后一刻。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偷懒。我们普遍对那些乐意用各种我们不熟悉的规则束缚自己的二十岁以上的人心存质疑。我们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除了我们这个年龄能理解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事是重要的，更不会把什么规则放在心上。

近几年来，我们这群人显露出个性上的差异。一种叫“棱角”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蜕变出来。我们已近乎成人，有了固定的目标和有限却轮廓清晰的职业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向我们招手。我们的集体中逐渐孕育出某种人们笼统地称为“精神性”的细胞。我们将属于由教师、法官、医生、记者、学者、宰畜场厂主和牧师构成的阶层——受到粥式教育的滋养，以柔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

教育——多好的一种塑造！我们被精心调教了八年。那些留着整齐胡须的男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毕生的杰作——可当西摩尔史托斯下士第一次粗暴地称我们为“王八蛋”，说我们是“一路货色”时，这种塑造已开始不再牢靠。八周后，它在持枪敬礼、屈体下蹲和分列行进中灰飞烟灭。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这甚至很好。我们还年轻，我们会忘记这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还遇到许多比背负沉重的军囊更难以承受的事——甚至这些事，也在战火中消逝了。

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担心。康托列克告诉我们，我们这代人是被特别拣选的人。战争会将我们铸造成真正的男人，锤炼成钢铁青年。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大有作为的基石。不知怎么，他说这类话时，总会偶尔扯上上帝。

我们站在练兵场上等待时，首先学会的是一条基本规则：一名士兵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徒劳地站着。

终于，一名肥胖的军官出现了——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定员军官都是胖子——我们被划分成两队，编为下士班。我们二十个人当然不会被分在一起。我们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班里。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至少事情有了进展。我和米特尔施泰特、特罗斯克、卡梅里奇和迈耶一个班。班上还有几位年长者和几个征召入伍的东弗里西亚人。

一位矮小的士官傲慢地站在我们面前。他厉声喝道，我们是第八班，由他，下士西摩尔史托斯带领。这个特别的名字让迈耶忍俊不禁。为此，他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付出了代价。

西摩尔史托斯矮小强悍。精力充沛的人大多都很矮小。他有张淡黄色的、空洞的脸和卷曲的小胡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假装严厉。在他表面的力量背后，总让人觉得，有张老实巴交、心地善良的邮递员的脸时隐时现。这种人应该在新年时站在各家各户的房门前，谨慎地按响门铃，送出祝福。而事实上，他原先确实是名邻近城镇的邮差。他伪装得极为出色：假如真是伪装，简直堪称彻底。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二十三次床铺；他总能挑出毛病，总觉得不够完美。

有时，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某种屠夫才有的幸福喜悦，几乎慈爱地看着我们。在军营里，他强烈的事业心为他下达了任务。他要将一群鱼目混珠的瞌睡虫——如他所言——变成真正的人。

首先，他带我们去了军需储备室。我们每人都领取了各自的物资。很多东西：军装，靴子，鞋，腰带，帽子，钢盔。（中断）

柏林，1927年秋天的夜晚，坐在凯瑟尔达姆114号公寓的书桌旁，创作《西线无战事》的雷马克——记者、编辑，战后曾经的教师、会计、墓碑商、疯人院管风琴师、抒情广告词撰写人——不会想到他日后的命运。这部仅用6周完成的小说于1928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间连载于柏林《福斯报》，并于1929年1月29日在柏林柱廊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当年，《西线无战事》就被翻译成26种语言，时至1930年夏天，仅在德国已销售过百万册。

没有哪位作家曾像雷马克一样，如此公开而不留情面地将战争描写为对生命巨大的敌意和残忍、痛苦的野蛮之海。尽管民族主义势力视战争为力量之源和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之核。1930年纳粹统治初期，《西线无战事》在好莱坞被搬上银幕，但戈培尔阻止了这部电影原定于1930年12月4日在柏林的首映。雷马克被迫流亡瑞士。同时，他“有害的、不受欢迎的”作品在德国被禁，并于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连同他1931年创作的该书续篇《归途》一道被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

埃里希·保罗·雷马克作为书籍装订工彼得·弗兰兹·雷马克和妻子安娜·玛丽亚·雷马克的次子，于1898年6月22日出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一个法国移民后裔家庭。据他年轻时的朋友汉斯·格德·拉贝记载，雷马克于1789年出生的曾祖父约翰·亚当·雷马克，来自亚琛一个法国家庭。他祖母出生时的娘家姓为博伊默尔。1922年11月起，雷马克将自己的中间名改为“玛丽亚”，以表达他对诗人赖内·玛丽亚·里尔克的仰慕和对母亲安娜·玛丽亚的怀念。自1924年开始，他只称自己为雷马克，以强调自己的家族来自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11月，雷马克通过紧急考试应征加入预备役。1917年6月作为士兵开赴西线。7月底，他因四肢多处被弹片擦伤和颈部中弹，住进了杜伊斯堡陆军医院。伤势好转后，他在医院的文书室工作并记录了在医院的所见所闻。1918年10月痊愈后，他回到奥斯纳布吕克的预备部队，11月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

《西线无战事》仅部分借鉴了他个人的战争经历。小说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也并非他“旧自我”的翻版。与保罗不同，雷马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幸存者。与博伊默尔在书中预测的战争幸存者命运相反，雷马克在战后的生活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并开始了他成功的写作生涯。流亡瑞士后，雷马克于1939年定居美国，并因电影和以英文出版的作品，在美国享有与同期其他德国流亡作家迥异的知名度和声望。二战结束后，德国当局并未允许雷马克重新申请德国公民身份。雷马克于1947年加入美国国籍，并自1948年起居住在美国和瑞士隆科港两地。他广为人知的作品还包括小说《三战友》《里斯本之夜》《爱与死的年代》《黑色方尖碑》和《应许之地》。

雷马克是位杰出的、有魅力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令人震惊的笔触时而凶猛残忍、不加修饰，时而又在无限而深刻的不安中，营造细腻温柔的节奏与脉搏、光影与色彩。当他在艰难困苦中以极端的胆识，咏叹近乎神圣的意象时，“对大地的崇拜”和“献祭”的音乐激荡在他的字里行间——那是属于他的残酷而壮丽的“春之祭”。雷马克也是位女性灵魂的鉴赏家。他和舞蹈演员尤塔·伊瑟·赞博纳曾两次结婚。第一次从1925年10月14日到1930年1月4日。第二次从1938年1月22日到1957年5月20日。再次和雷马克结婚，让赞博纳得以跟随他流亡瑞士，并到美国避难。在这段婚姻期间，雷马克与玛琳·黛德丽相恋3年，与葛丽泰·嘉宝等感情暧昧，并将他与娜塔丽·帕蕾的爱情写进小说《天堂的影子》。1958年2月25日，他与查理·卓别林的前妻、女演员宝莲·高黛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在雷马克的第二故乡瑞士提契诺，直至他于1970年9月25日因心脏病离世。他被安葬在朗科·索普拉·阿斯科纳公墓。

战争和流亡铸就了雷马克的生活和作品。他是“迷惘一代”的一员，始终“站在批评、指责和赞誉的战线间”。

在他的成名作《西线无战事》中，战火从未真正消歇。但我们仍看到在“该死的爬满虱子的战争”中偶尔飞来蝴蝶。这只振翼脆弱的蝴蝶或许能抚慰我，一个无力而悲伤的译者，也能抚慰你，我亲爱的读者。我们值得相信，在阴霾无法笼罩之处，总有原野中盛开水仙，山谷中绽放百合——

1914年平安夜前后，西线交战各方中至少有10万名官兵暂时放下了武器。其中来自沃格兰魏施利茨的萨克森134步兵团的库尔特·泽米希中尉，曾是名会说法语和英语的教师。他命令他的人在圣诞期间不要向对方开枪。他们将蜡烛和冷杉放在坟墓上。而英国人则以口哨和掌声对他们的举动做出回响。他们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一些英国人拿着足球走出了战壕。

感谢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给予帮助和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特别感谢t，妮妮和小舟。感谢编辑和出版人。

姜乙2020年8月18日于北京

quelle: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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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e:centreeuropéenrobertschuman.

erichmariaremarque:imwestennichtsneues,kiepenhauer&witsch,1.auflage2013.

wilhelmvonsternburg:alswäreallesdasletztemal.köln:verlagkiepenheuer&witsch,1998.

magazin-welt:derweltkrieginzahlen,02.08.2014&wikipedia:weihnachtsfrieden(ersterweltkri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