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一列德国运兵火车徐徐开赴西线。车窗内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士兵。他们挥着手，唱着歌，确信他们会在几周后成为胜利者。但计划中的“闪电战”变成了一场历时4年的大战。时至1918年11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活着回来。

这场战争的暴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战争。它以前所未有的技术现代化和全面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和旷日持久的杀戮。获得非凡进步的武器，精度大幅度提高、具备巨大毁灭性的枪支，以及随着战时暴力升级出现的工业化屠杀，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战争，也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士兵的思想。

1914年及随后陆续走上战场的年轻人，不会预知这场战争释放的杀伤力。他们以为他们会像父辈或祖父辈一样英勇地与敌人搏斗，却不知昔日的战争，无法与由重炮、飞机、潜艇、坦克，以及毒气和喷火器构成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相比。

大多数伤亡者是炮弹、机枪和榴弹的受害者。士兵们本身也像枪支弹药般被视为可部署的材料。死亡作为他们的常伴，被解释为“为国捐躯”。为了躲避死伤，防止炮击和敌人的进攻，他们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而来自战壕的暴风雨，让进攻者比防御者的死伤更为惨重。

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的巨大消耗战、最惨烈的阵地战——索姆河战役，成为残酷战争的缩影。141天，1,123,907人受伤，318,700人阵亡。“战斗中，人失去了一切感觉。”“我在战壕中颤抖，手中夹着最后一支香烟。”“我看见了那个家伙！我们说，这是什么？是战争巨兽吗？它朝我们滚滚而来，有的甚至开进了战壕！”“可怕的死状。我理解了什么是死。”——几位索姆河战役的幸存士兵，多年后讲述了他们初见坦克时的情形和其他亲身经历的悲剧。

铁丝网，淤泥，黄绿色的毒雾，血染的池塘，消失的森林，遍地的残尸，彻底的毁灭。没有一块土地幸免于难。大量的死亡和严重的伤残——对士兵们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一直持续到战后。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士兵，遭受着战争神经症的折磨（仅战后英国就有8万人确诊）——他们中很少有人得到具有充分依据的帮助。

在这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中：

共计16,543,185人死亡

其中士兵9,721,937名

平民6,821,248名

共计21,228,813名士兵受伤（或致残）

共计5000万至1亿人受到战争伤害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最直观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学校走向战场，最终死在凶残的战争机器中的一代人的命运。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是名德国高中生。他和他的同学们在老师的鼓舞下自愿从军，并在西线经历了战争的恐怖，最终纷纷牺牲在战场上。

在一段未经发表的《西线无战事》手稿中，雷马克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保罗于1915年走上战场前的生活：

我父亲为人简朴，是个手艺人。他早年曾当过几年水手，这让他在他的圈子里有几份优越感。我们是穷人。父母很难送我上高中。但母亲并不甘心，为此她一件外套穿了多年。除了做家务，她还替人缝缝补补。我也在课余时间给人上课，起码能赚些买书钱。

我们住在一幢新楼的四楼，位于体面的街区，公寓里甚至有间浴室。我母亲有几分心高气傲，她很看重这些。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小房间里有个书架，一个棕色皮沙发，一张书桌和一张弹簧床。我很快就爱上了读书，并尽我所能买些书。近年来，我发现读书不仅是消遣。因此我谨慎地选书，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在买书之前，我还先去市立图书馆借阅。没有什么比钱少、无法买到喜欢的书更让人难过的事了。

这段时间我写了些诗，也做了些其他写作上的尝试。有一次我买了几支荷尔德林牌雪茄，花了二十五芬尼，还买了瓶酒。晚上家人睡着后，我坐在阳台上，点燃蜡烛。从阳台可以看见远处的风景。我读了会儿书。随后借着烛火燃着一支雪茄。我倒了杯酒，做出某种向女人敬酒的姿势——怀着奇怪的感觉和念头。固然，我会为这个姿势感到害羞，但第二天晚上，只要还有酒，我仍会端起酒杯，重复一遍这个姿势。我一次只喝一杯，最后还常把喝剩的倒回酒瓶，以便第二天晚上能再拿出来喝。因为我没什么钱买酒，我更愿意拿那点儿钱买书。这件事，我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这算什么？我跟人说它又有什么意义！我已和它告别。自从世界变了，我也根本不愿再想起这些。

1915年11月11日，我们有康托列克老师的体育课。他身材矮小结实，总穿着件灰色外套。我们正在练双杠和单杠时，他把我们叫到他跟前，给我们读了一份报纸：德军再次取得了胜利，俘虏了很多敌人。接着他发表了一通演讲。他说，我们也是男人，也能帮上忙。他要求我们马上和他一道去地区指挥部，志愿报名参军。见我们鸦雀无声，他隔着眼镜气愤地挨个盯着我们，强忍怒气地轻声问：“是否有人懦弱到根本不敢跟他去？”

贝姆回答说：去之前，他想先和他父亲说一声。

康托列克猛地转向他，灰色的外套衣角一甩：“瞧瞧这儿的这位宝贝，他要先和他父亲说说！说不定他还要和他奶奶谈谈。”

有几撮人爆发出笑声。有些人站了出来。贝姆涨红了脸，试着解释，但康托列克却走向他，战友般举起手，放在他肩膀上，换成一种友好而机趣的口气说：“嗯，贝姆，你是跟我们一起去呢，还是不去？”

贝姆点点头。康托列克笑了：“好！当然了，你们回头可以问问你们父母。现在走吧，同学们！”

他从没这样称呼过我们，也从没以这种态度对待过我们。他是位严厉的老师。因此我们怀着特殊的，甚至崇高的心情跟他一起去了地区指挥部。途中，他越发激动，甚至忍不住给我们讲起他服兵役时的事情。他向我们保证，他在指挥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会为我们说情，让我们被优先录用。他甚至搂着贝姆，对他眨着眼说：“姑娘们都喜欢一身戎装。”贝姆尴尬得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

下午我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我母亲不赞同。她认为，我们该等到春天，或许到那时，我们还能在开拔前参加应急考试。我宽慰她。康托列克已经答应我们，在考试这件事上也关照我们。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没让他在另一所学校读书的儿子在考试前报名参军。但知道这件事时，我们早已在前线了。

我父亲说，他听人说我们这个年级本来就要在几周后应征入伍。母亲看了看他说：“几周，几周里会发生很多事哪。”

父亲摇着头：“说不定到那时，战争都结束了。”

晚上，康托列克请我们喝啤酒。他异常兴奋，热烈地为我们庆祝着，我们也很高兴。他对我们显然是真诚的，但他恐怕严重地混淆和他有关的事，以及他不该操心的事。他该带着他儿子单独去地区指挥部，单独去喝啤酒。

可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想。我们太年轻，相信一切理当如此。日后，我们中的米特尔施泰特为我们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偿。1918年，他因负伤，作为一名少尉回到了卫戍地。当时的康托列克也应征入伍，在卫戍部队服役。米特尔施泰特特意安排康托列克加入了他的连队。他亲自到军需储藏室监督康托列克领取制服。他不无礼貌地为他找了件褪色的蓝外套，上面打满了深蓝色的补丁；一条已经磨破的黑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一顶过小的无檐帽子，年代久远，戴上后像个囚犯，用这顶帽子，康托列克可以炖出一锅肉汤；还有那双宽大的、铁硬的古老系带鞋，某种侧面系带的常见款样，硬得要用铁丝才能绑紧。

几天后我们被录用了。营房是一幢位于山丘上的大楼，楼前有宽阔的操场，四面围墙。我们去之前还一起去刮了胡子，连理发师都感到惊讶。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平生第一次刮胡子。但对我而言，刮胡子还根本没什么必要。之后我们去喝了杯杜松子酒，买了雪茄和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