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字条上记录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被无缘无故解开。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

我们住进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在同一间病房。这很幸运，因为天主教医院以医疗好、伙食好闻名。列车上下来的伤员填满了医院，其中许多人是重伤。我们今天没能检查，因为这里的医生太少。走廊里不断推过装有橡胶轮子的平板车。车上躺着直挺挺的人。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姿势——四肢僵直——睡觉时兴许还好。

夜里十分嘈杂。没人睡得着觉。我们凌晨才勉强打了个盹儿。天亮时我醒了，见房门开着，听见走廊有动静。其他人也醒了。有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解释说：“护士们每天早上会在这层的走廊祈祷。她们叫它晨祷。她们开着门，是为了你们能分享天主的恩宠。”

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正骨头疼、脑袋疼。

“瞎胡闹。这才刚刚睡着。”我说。

“楼上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在这儿做。”他说。

艾伯特呻吟起来。我顿时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后，来了个护士。她穿着黑白制服，像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温套。“请您把门关上，护士。”有人说。

“因为晨祷才开着门的。”她答道。

“可我们还想睡觉呢——”

“祈祷比睡觉好。”她站在那儿，无辜地笑着，“再说已经七点了。”

艾伯特又呻吟起来。“关门！”我呵斥道。

她惊了，看样子她根本无法理解：“可这也是为您祈祷啊。”

“随便！关门！”

她消失了。门还开着。连祷又响起来。我愤怒地喊：“我现在数到三，你们要是不停，我就摔东西。”

“我也是。”另一个人声明。

我数到五。接着抓起我的瓶子，瞄准，扔出门外。走廊里，瓶子碎了一地。祈祷停止了。护士们蜂拥进来，克制地责备着。

“关门！”我们喊道。

她们溜走了。刚才那个矮个子护士走在最后。“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关上门。

我们胜利了。

***

中午，野战医院的监察员进来训斥，拿禁闭之类的惩罚威胁我们。可野战医院监察员和军粮库监察员一样，虽然佩着长剑，戴着肩章，却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连新兵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由着他说，看他能拿我们怎样。

“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还没考虑好是否要交代，就有个人说：“我！”

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于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您？”

“是我。当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被无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说得像念书。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监察员走了。

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

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

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

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

我们病房里住着八个人。伤势最重的是一头黑鬈发的彼得。他肺部中弹，情况复杂。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伤到了胳膊，开始时看似不重，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叫我们按铃。他感觉自己在大流血。

我拼命按铃。值班护士没来。晚上时我们没少使唤她，大家刚换了绷带，疼得厉害，一个要这样放腿，一个要那样放腿，一个要喝水，一个又要抖枕头——这个胖老太婆最后恶狠狠地嘟囔着，摔门而去。现在她肯定以为又是这些事，不愿意来。

我们等着。不久，弗朗茨又说：“再按一次。”

我按了铃。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个病区护士。可能她正忙着别的病房。“弗朗茨，你确实在大出血吗？”我问，“否则我们又要挨骂。”

“绷带都湿了。有人能开灯吗？”

谁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没人站得起来。我按住铃不放，直到拇指发麻。可能护士睡着了，她一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已经过度疲劳，再说还要按时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几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问。

“铃声她都听不见，摔瓶子更听不见了。”

门终于开了。老太太噘着嘴进来。一看见弗朗茨，立即变了脸，她着急地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按铃了，没人过来。”

他流了很多血。她给他包扎。早晨，我们看见他的脸变得瘦削蜡黄。那张脸昨晚看上去还几乎是健康的。现在，有名护士会经常过来。

***

有时候也来些红十字会的救援护士。她们心地善良，却往往笨手笨脚。换床单时，她们总是因为弄疼了伤员而受到惊吓，结果她们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们更为可靠。她们懂得怎么照顾伤员。但我们更希望她们能风趣点。当然，有几位修女很幽默。她们非常出色！有谁会不愿为利波缇娜修女效劳？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远远看见她，她的热情就能传遍整个病区的侧翼。这样的修女还有几位。为了她们，我们愿意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里，修女们直接拿我们当普通人。相反，一想到卫戍部队医院，就让人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康复。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知道内情：“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进了‘死人屋’。”

“‘死人屋’是什么？”克罗普问。

“就是临终病房。”

“临终病房又是什么？”

“楼道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谁快不行了，就送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大家都叫它‘临终病房’。”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把人送去以后，她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了。那间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尸间的电梯。可能这么做，也是不希望他们死在大病房里影响别人。他单独躺着，也更好照看。”

“可他本人愿意吗？”

约瑟夫耸耸肩：“他们通常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意识了。”

“所有人都知道吗？”

“待得时间长，自然会知道。”

***

下午时，一个人被抬到弗朗茨·韦希特的床上。没过几天，这个人也被拉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病房里不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

时常，有些亲属在床边哭哭啼啼，或轻声说着难为情的话。有个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让她整夜守在这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来，却还是来得太晚。她走到床边时，床上已经躺着别人。她去了停尸间，手里的苹果送给了我们。

小彼得的情况也越来越差，他的体温记录看上去不妙。终于有一天，一辆平板车停在了他的床边。“去哪儿？”他问。

“去包扎厅。”

他被抬上车。可护士犯了个错误，从衣钩上取下他的军装，放到车上，以免再跑一趟。彼得马上警觉起来，想从车上滚下来：“我不去！”

她按住他。他用他被打穿的肺轻声叫着：“我不想去临终病房。”

“我们是去包扎厅。”

“那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军装？”他说不出话了，沙哑而激动地呜咽道，“让我留在这儿！”

她没有回答，推他出去。推到门口时，他还试着坐起来，眼里噙着泪，喊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门关上了。我们很难平静，却都沉默不语。终于，约瑟夫说：“有人说只要一进去，就挺不过去了。”

***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说我的骨头没有愈合。有个人很倒霉，骨头长得不对，只能打断重接。

主任医师来查房时，发现我们新来的人里有两个扁平足。他十分兴奋：“我们把它治好。”他说，“只要做个小手术，您就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您记一下。”

他刚一走，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说：“你们可千万别做这个手术！这个老头儿是个科学狂人，对他能抓去手术的人一律十分野蛮。他给你们做完手术，你们确实没有扁平足了，可你们换来了畸形足，这辈子都要拄拐杖。”

“那可怎么办？”一个问。

“就说不干！你们是来治枪伤的，不是来治扁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没有扁平足吗？有。你瞧！你们现在还能跑。可要是让那老头儿动了刀，你们就变成了残废。他需要的是能做实验的兔子。对他和所有医生来说，战争简直是他们的辉煌岁月。你们去下面的病区看看，他手术过的十来个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比开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还绑着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们去打断骨头。每次他都声称手术成功。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说不，他就不敢动手。”

“啊，老天！”两人中的一个厌烦地说，“好在是脚不是头。谁知道再上前线会遇上什么？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脚总比死了好。”

另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叫人把他们带到楼下。又是劝说，又是呵斥，好说歹说，直到他们默许。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小卒，而他是个高级动物。他们回来时打过麻药，绑着石膏。

***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一辆新的运输车抵达医院。两个盲人被安排在我们病房，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音乐家。护士们给他喂饭时从来不用刀叉。他曾从护士手中夺走过一回，可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出了岔子。吃晚饭时，护士在他的床边被人叫走，盘子里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紧它，使出浑身力气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脏。接着他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儿砸向叉柄。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齐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并不锋利的叉子已经深深插入他的身体。一整晚，他都在骂我们，闹得人无法入睡。早上，他喊叫着浑身痉挛。

又多出一张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惧、呻吟和垂死的呼噜声中一天天过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里死在了我们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护士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可有一天，门突然开了，一辆平板车被推进来。车上笔挺地坐着苍白消瘦、满头蓬乱黑鬈发的彼得。他凯旋而归。利波缇娜修女容光焕发，推他到原先的床边。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可他从临终病房回来了。

他环顾四周：“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他还是头回见到。

***

有几个人逐渐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拐杖，想来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为我受不了在房间走动时，克罗普投来的目光。他总是奇怪地盯着我。所以有时我溜到走廊——那里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病房下层住着腹部中弹、脊柱中弹、头部中弹和双臂截肢的伤员。楼道右翼住着颌骨中弹，毒气中毒，鼻子耳朵中弹和脖颈中弹的。左翼住着眼睛中弹，肺部中弹，骨盆中弹，关节中弹，肾脏中弹，睾丸中弹，胃部中弹的。人浑身都能中弹。这一点，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知道。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皮肤惨白，四肢僵硬。最后活着的——活了很久——只剩下眼睛。有些伤员凌空架着受伤的四肢，伤口下放着盆，脓水滴在盆里，每隔两三小时清空一次。有的人被绑在床上，几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边。我见到肠子部位的伤口里往往塞满粪便。医生的助手给我看x光片，上面是被彻底炸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人们无法理解，这些残破肢体上的一张张脸，仍旧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而这只是一家野战医院，一个病区——德国有成千上万，法国有成千上万，俄国有成千上万。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那么书写、行为、思考，全是彻底的徒劳！如果几千年的文明根本无法阻止血流成河，阻止痛苦的徒刑，那么一切都是谎言，都无足轻重。唯有野战医院，指明了什么是战争。

我很年轻，才二十岁。我对生命的认识，唯有绝望、死亡、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人民沉默、无知、愚蠢、顺从，无辜地互相杀戮。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好让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而在这里、那里，在全世界，我的同龄人都和我一样，看着这一切；我们这一代人都和我一样，经历着这一切。如果有一天我们站起来，走到父辈面前，要求清算，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来临，他们还对我们有什么指望？几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杀戮——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我们对生的认识局限于死。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

我们病房年龄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腹部受了重伤，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十个月，几星期前才有所好转，能佝偻着身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这几天他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小镇写信来说，她攒够了路费，要来看他。

她已经在路上，不知哪天就会出现在门口。莱万多夫斯基已经激动得吃不下饭，甚至连红菜配烤肠也吃了几口就送给别人。他经常拿着信，在屋里转来转去。那封信，每个人都读过十几遍。甚至邮戳也不知查验了多少次。信上沾满油污和手印，已经模糊不清。可不该来的也来了：莱万多夫斯基发烧了，又要躺回床上。

他已经两年没见过他妻子了。这期间，她生了个孩子。她会把孩子也带来。可莱万多夫斯基却忙活着别的事。他曾经希望他妻子来时能获准外出。这明摆着：见面固然好，可是跟妻子久别重逢，如果可能，当然还想干点别的。

莱万多夫斯基就这件事和我们长谈了几小时。在部队里，这件事算不得什么秘密。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中能出去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个完美的角落，还有草地和公园，没人打扰。有一个人甚至知道一间小屋。

可这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躺在床上，忧心忡忡。要是他不得已错过这件事，他整个人生都毫无乐趣。我们安慰他，答应设法成全他。

第二天下午，他妻子来了。她是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长着双怯生生、滴溜溜的鸟眼。她披着件镶边带飘带的黑斗篷，天晓得，她从哪里继承了这件东西。

她嘟囔着什么，害羞地站在门口。她被我们六个大男人吓坏了。

“玛尔雅，”莱万多夫斯基说着，动了动喉结，拼命咽了口口水，“放心进来吧，在这儿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她绕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手，接着给大家看那个孩子。孩子已尿湿了尿布。她从她绣着珠子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就这样，她克服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说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特别心急，他总是极其沮丧地用他那双滚圆的鱼眼瞟着我们。

时机正好。医生已经查过房，最多会有个护士过来看看。有个人又出去侦察了一番，回来后点了点头：“连个鬼都没有。跟她干吧，约翰，快点。”

两人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句。女人红了脸，难堪地仰起头。我们善意地咧嘴笑着，做了个轻蔑的手势，表示别有什么顾虑！让乱七八糟的偏见见鬼去吧！偏见是为其他年代制造的。这里躺着木匠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打残的士兵。那是他妻子，谁知他何时能再见到她。他想和她亲热，他该和她亲热，就这么简单。

两个人站在门口。万一护士来了，他们可以拦住、缠住她。他们愿意守上大约一刻钟。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卧，因此有人抓起几个枕头垫在他背后。艾伯特抱起了孩子。我们微微转过身。那件黑色的斗篷消失在被窝里。我们高声谈笑，叫嚷着打起了斯卡特牌。

一切顺利。我抓到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我们差不多打了一圈，几乎忘了莱万多夫斯基。过了一会儿，孩子哭起来，尽管艾伯特绝望地抱着晃来晃去。我们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抬起头，看见孩子已经叼着奶瓶，躺在妈妈怀里。事情已经顺利解决。

我们现在就像个大家庭。女人变得活泼起来，莱万多夫斯基流着汗，容光焕发地躺在床上。

他打开绣花提包，露出几根上好的香肠。莱万多夫斯基拿着一把刀，就像拿着一束鲜花，把香肠切成小块。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向我们——那个皱巴巴的娇小女人就挨个走到我们面前，微笑地看着我们，递给我们香肠。她现在看起来真美！我们叫她妈妈。她很高兴，为我们拍打着枕头。

***

几星期后，我开始每天早上去赞德学院。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绑着练习运动。胳膊早就好了。

从前线开来新的运输车。绷带不再是布的，而是一种白色的绉纸。前线的绷带已经极其紧缺。

艾伯特恢复得很好，伤口已基本愈合。几周后，他会去假肢站。他依旧很少说话。比起以前，他严肃了许多。说话时，他时常中断，独自凝神。要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早就自行了断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有时，他也看着我们打斯卡特牌。

我得到了疗养假。

我母亲不希望我离开。她很虚弱，病得更重了。

之后，连队派我开赴前线。

和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告别十分艰难。但在部队，日子一天天过去，也就习惯了。

德意志骑士，写有自传。歌德曾据以写成名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面对敌人逼迫投降时，贝利欣根曾说：“舔我的屁股吧！”

神父领祷，信徒按格式回答。

修女的名字libertine源自libertin或libertiner，意为思想自由者、放荡不羁者或不受宗教思想束缚者。

瑞典医生古斯塔夫·赞德（gustavzander，1835—1920）创建的运动医疗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