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上件好差事，八个人看守一个村子。因为将遭到猛烈袭击，村里的人已全部撤离。

我们主要照看尚未清空的军粮库。自己的口粮也从库存中取用。干这件事，我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卡特、艾伯特、米勒、加登、莱尔、德特林。我们全班都去。海尔死了，但我们仍算非常走运。其他班的伤亡比我们惨重得多。

我们选了个水泥加固的地窖当避弹所。外面有台阶通下去，入口处还有堵水泥防护墙。

现在我们要大干特干。这又是个能舒展筋骨、放松精神的机会，我们必须善加利用。我们的处境令人绝望，没工夫多愁善感，日子过得不差时，才有那个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实际出发。实际到偶尔有个战前的念头闪现，我们会感到害怕。好在这种时候，持续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尽可能轻松地看待我们的处境，直接、无情、毫无过渡地依傍着愚蠢的恐惧。我们改变不了。我们扑进去。就像现在，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田园生活的创造中。当然，是大吃大睡的田园生活。

木屋里首先铺上我们从几所房子里拖来的软垫，士兵的屁股也想坐得舒坦点儿。屋子中间留下一块空地。随后我们去弄些豪华柔软的玩意儿：毯子和鸭绒被。村里应有尽有。艾伯特和我找到张易拆卸的桃花心木床，带着一顶蓝绸帐，围着花边。搬运时，我们像只大汗淋漓的猴子，但这种东西绝不能放弃，更别说几天后它会被炸得粉碎。

卡特和我小小巡视了一番这里的房屋。没过多久，我们就搞到了一打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这时，客厅里忽然“轰隆”一声，一只铁炉“嗖”地穿进墙，擦身而过，扎进了离我们一米远的另一堵墙。两个窟窿。炉子是从对面的房子飞过来的，那里炸了颗榴弹。“真是交了猪运！”卡特龇牙一笑。我们继续搜寻。走着走着，我们竖起了耳朵，迈开了长腿。一幅销魂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小猪圈里，嬉戏着两只活泼的仔猪。我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瞧了瞧：确实存在。我们捉住它们——毫无疑问，是两只真正的仔猪。

这可是美味佳肴！离避弹所五十步远有幢小房子，曾是军官营地。厨房里有个大炉灶，带两个炉栅，还有平底锅、炖锅、烧水壶。样样不缺。仓房里还垛着一大摞劈好的柴火——真是个地道的安乐窝。

我们中的两个人一早就去了地里，找土豆、胡萝卜和嫩豌豆。我们相当自负，要吃新鲜的，军粮库里的罐头根本瞧不上。两棵花椰菜已经摆在了吃饭间。

卡特动手宰了那两只仔猪。配烤肉，我们想做土豆煎饼，但找不到礤床。这难不倒我们。我们用钉子在罐头盖上砸了很多孔，做成礤床，三人戴着厚厚的手套，以免在礤土豆时伤着手指。另外两个人削土豆皮。动作麻利。

卡特打理仔猪、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加了白酱汁。我煎土豆饼，一锅煎四个。十分钟后，我就练得一手绝活：平底锅一甩，颠起一面煎好的土豆饼，在空中翻个个，再用平底锅托住。仔猪是整只烤的。大家围着它，就像围着一座祭坛。

这时客人来了。两个报务员接受了慷慨的邀请，前来就餐。他们坐在有架钢琴的客厅里。一个人弹琴，一个人唱起了《威悉河畔》。他唱得动情，尽管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口音，我们站在炉灶边准备晚餐时，还是动了心。

我们逐渐感觉到一场猛烈的袭击正在逼近。侦察气球定位了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我们将遭到炮轰。那是些该死的小型炮弹，洞打得小，爆炸飞散的范围却又低又广。它们越来越近，在我们四周嘶叫，但我们不能丢下美味佳肴。炮弹不管不顾地发射，有几块弹片从上方射进厨房的窗子。仔猪很快烤好，煎土豆饼却有些麻烦。炮火十分密集，弹片不断地射到厨房的墙上，又呼啸着穿过窗户。一听见那东西嗖嗖过来，我就赶紧端着锅和饼蹲下，缩到窗下的墙边，之后再立即起身，继续煎饼。

萨克森人停止了演奏——一块弹片飞进了钢琴。我们做得差不多了，准备组织撤退。第二次轰击过后，两个人端着菜锅跑出去，冲过五十米，到了避弹所。我们看到他们一溜烟不见了。

又是一次轰炸。大家都蜷缩着身体。接着，有两个人小跑出去。他们每人拿着一大壶上等咖啡，在第二次轰炸来袭前，到达了避弹所。

现在，卡特和克罗普端起了那件杰作：大平底锅里的两只烤成棕色的仔猪。一声大吼，一个下蹲，两人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煎好了最后四块土豆煎饼。有两次我不得不趴在地上，但多煎了四块煎饼也值，这毕竟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随后，我拿稳了摞着高高一摞土豆煎饼的盘子，紧紧贴在门后。咝咝，噼啪——我抱着盘子，捂在胸口，冲了出去。马上要到达避弹所时，有个呼啸声越来越响。我像只逃跑的鹿，绕过水泥墙。弹片打在墙上。我从台阶上滚下去，擦伤了双肘，但土豆饼一块都没掉，甚至连盘子也完好无损。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一直吃到六点。接着我们喝咖啡，喝到七点半——军粮库里军官们喝的咖啡。还抽了军官们抽的雪茄和香烟——同样来自军粮库。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十点左右，我们把仔猪骨头扔到了门口。随后是白兰地、朗姆酒——同样来自上帝赐福的军粮库。接着又是长时间抽雪茄。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的雪茄。加登宣称，我们只缺一样：军官妓院里的姑娘。

夜里，我们听见喵喵的叫声。一只灰色的小猫正蹲在门口。我们引它进来，喂它吃东西。看着它吃，我们又来了胃口。我们嚼着东西上了床。

然而这是糟糕的一夜。我们吃得太油腻，新鲜的乳猪刺激了胃肠。避弹所里的人一直出来进去，总有那么两三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己跑了九趟。将近凌晨四点时，我们创下了纪录：十一人，包括哨兵和客人，全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的房子像一支支火炬。炮弹轰轰飞来，落在地上爆炸。运弹药的车队疾驰在公路上。公路一侧的军粮库炸了。司机们不顾横飞的弹片，蜂拥着冲进去抢面包。我们不吭声，随他们抢。要是我们多话，准会挨顿毒打，但我们有别的办法。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哨兵。由于懂规矩，我们带了些罐头过去，换我们没有的东西。这有什么！——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们从库里拿了些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卡特说，巧克力治跑肚很有效。

就这样，我们在吃喝闲逛中度过了将近十四天，没人打扰我们。村庄在炮火中渐渐消失。而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军粮库不被炸光。我们只想一直待下去，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变得体面起来，雪茄只抽到一半。他神气活现地说，他已经习惯了。卡特也异常兴奋。他清晨的第一声呼叫是：“埃米尔，请您把鱼子酱和咖啡端来。”我们个个派头十足，个个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勤务兵，以“您”相称，下达命令。“克罗普，我脚底发痒，请您抓走那只虱子。”莱尔说着，像个女演员般伸出一条腿，而艾伯特却拖着他的腿上了台阶。“加登！”——“什么事？”——“请您稍息，加登。另外，您不该说‘什么事’，而该说‘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客串起了葛兹·冯·贝利欣根，那句名言他张嘴就来。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了开拔的命令，美妙的日子结束了，两辆卡车来接我们。车上虽然高高堆放着木板，但艾伯特和我，还是把那张带蓝绸顶的床，连同床褥和两条羽绒被，架在了木板上。床头后面放着一袋袋精美的食物，人人有份。我们不时摸摸硬邦邦的瘦肉肠、一盒盒肝肠、罐头和一箱箱雪茄，心里乐开了花。每个人身边还放着满满的一袋。

克罗普和我还抢救了两张红色丝绒扶手椅。我们把它放在床上，而我们坐在上面伸着懒腰，就像坐在剧院包厢里。我们头顶，蓝绸帐被风吹得鼓起来，宛如一顶华盖。每个人嘴里都叼着长长的雪茄。我们坐得高高的，俯瞰着四周的风光。

我们中间放着一个给小猫找来的鹦鹉笼。我们带着小猫。此刻，它正躺在笼里的一盘肉前，喵喵叫着。

卡车缓慢地滚动在公路上。我们唱着歌。榴弹炸得我们身后那座废弃的村庄宛如喷泉。

***

几天后，我们出发去清理一个村庄。路上，我们遇见了被驱逐的逃难村民。他们把家当放在手推车、儿童车里，或扛在肩上。他们佝偻着，满脸忧伤、绝望、慌张和屈从。孩子们拉着母亲的手，有几个被年龄稍大的小姑娘牵着，磕磕绊绊，不时回头，有的孩子还抱着破旧的玩具娃娃。人们沉默着从我们身旁经过。

我们列队前进。法国人不会轰炸一个还有同胞的村庄。但没几分钟，空中就嘶吼起来。大地震颤，喊声一片——一颗榴弹击中了我们的队尾。我们马上解散，卧倒。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失去了紧张感，在炮火中下意识帮我正确行动的紧张感。“你完蛋了”的念头，带着令人窒息的可怕恐惧一闪而过——接着，我的左腿受了一击，就像挨了一鞭。我听见了艾伯特的叫声。他就在我身边。

“快跑，起来，艾伯特！”我咆哮着。我们正趴在没遮没拦的田野上。

他蹒跚着起身奔跑。我跟在一旁。我们必须翻过比我们还高的灌木丛。克罗普抓着树枝，我抱住他的一条腿，他大叫了一声，我一发力，他翻了过去。随后，我纵身一跃，落在了篱笆后的池塘里。

我们满脸的浮萍和泥浆，但这倒是很好的掩护，于是我们泡在齐脖的池塘里，呼啸声一来，我们就一头沉入水中。

上上下下十几次后，我有些厌烦。艾伯特也呻吟着说：“咱们还是走吧，否则我会跌倒淹死。”

“你伤到哪儿了？”我问。

“我想，是膝盖。”

“还能跑吗？”

“我想——”

“那就跑吧！”

我们跑到公路边沟，又沿着边沟猫腰继续跑。炮火尾随着我们。这条路通向弹药库。要是弹药库爆炸，我们都是死路一条。于是我们改变线路，在隐蔽处跑过田野。

艾伯特越跑越慢。“你快跑，我跟着你。”说着，他栽倒在地。

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他说：“站起来，艾伯特。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走，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小的避弹所。克罗普一下子瘫倒了。我给他包扎了伤口。他膝盖附近中了弹。接着我看了看自己：裤子上全是血，一条胳膊上也是。艾伯特用他的绷带给我包扎。他那条腿已经动不了了。我们俩都有些惊讶，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能是恐惧的催逼。即便被炸掉了双脚，我们仍能过来——拖着我们的残肢奔跑。

我还能爬点路，于是我爬出去，拦住一辆带栅栏的板车，带走我们。车上满是伤员，还有个下士军医。他在我们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被安排在野战医院两张并排的床上。我们贪婪又轻蔑地喝光了稀汤。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这会儿，我们毕竟饿了。

“这下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伤得怎么样。”

疼痛越来越厉害。绷带像着了火。我们喝着水，喝着水，一杯接一杯。

“我的伤离膝盖几厘米？”克罗普问。

“至少十厘米，艾伯特。”我答。事实上或许三厘米。

“我已经想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是他们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

我们心事重重地躺着，等待着。

***

晚上，我们要被拉到“屠宰场”。我吓坏了，赶紧考虑该怎么办。谁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人截肢。大批伤员涌入时，截肢比复杂的修补简单得多。我想到克默里西——他们休想用氯仿麻醉我，不然我就打烂他们的脑袋！

还算顺利。医生来回拨弄着我的伤口。我疼得两眼发黑。“您别这样。”他一边数落，一边继续剜。器具像邪恶的野兽，在刺眼的灯下闪着光。疼痛难以忍受。两名男护工牢牢按住我的胳膊，但我还是挣脱出一只，准备揍向医生的眼镜。他察觉了，跳到一边：“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我冷静下来：“对不起，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但您别给我打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笑了，又拿起他的工具。他是个金发小伙子，最多三十岁。脸上有几道疤，戴着叫人讨厌的金边儿眼镜。我看他就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在我的伤口上剜来剜去，还不时从眼镜上方瞟我。我双手紧紧攥住把手。我宁可疼死，也不能让他听见我吭一声。

他夹出一片弹片，丢给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接着他细致地给我上好了夹板，说道：“明天你可以回家了。”我打上了石膏。又碰见克罗普后，我对他说，明天很可能有趟伤员专列。

“我们得跟上士军医说说，把我们安排在一起，艾伯特。”

两根裹着商标的雪茄和几句妥帖的话，成功搞定了上士军医。他嗅了嗅雪茄，问道：“这种成色的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说，“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希望明天能从伤员列车的车窗内递给您。”

他当然心领神会，又嗅了嗅雪茄说：“就这么办。”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

***

我们的担架停在了火车站。我们等火车。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被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小时。

上士像母亲般照顾着我们，这让我感觉不妙，却并不想改变计划。我递给他一支雪茄作为预付，顺便让他看了眼那包东西，为此上士为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艾伯特，”我突然想起来，“咱们那张带顶的床，还有那只小猫——”

“还有扶手椅。”他补充道。

是啊！两把红色的丝绒扶手椅。晚上我们曾像君王般坐在上面，还打算以后按小时出租，一小时一根烟。那本是一门生意和多么逍遥的日子！

“艾伯特，”我又想起来，“还有我们那两袋吃的。”

我们变得情绪低落。那东西我们肯定用得着。要是火车晚开一天，兴许卡特会找到我们，把那包东西带来。

该死的命运。我们肚子里装的是米糊和野战医院的清汤寡水，可我们的袋子里却装着猪肉罐头。所幸我们身体虚弱，无力惋惜太久。

列车一早进站时，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关照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车厢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在下铺。我被抬着，准备安排在他的上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突然脱口而出。

“怎么了？”护士问。

我又瞅了眼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亚麻床单，干净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熨烫的痕迹。而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六周，肮脏不堪。

“您自己不能爬上去吗？”护士担忧地问。

“倒是能。”我流着汗说，“您还是先把床单撤掉吧。”

“为什么呢？”

我看上去像头猪。真的躺上去？——“那准会……”我犹豫着说。

“有点儿脏？”她鼓励地问道，“这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洗干净。”

“不，不是——”我有些激动，无法应对文明的冲击。

“您都能躺在前线战壕里了，我们当然也能洗一条床单。”

我看着她。她既年轻又迷人，就像这里的一切，洁净细腻。这一切不光为军官——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

尽管如此，女人仍是出色的拷问者。我必须老实交代：“只是因为——”我顿住。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因为什么？”

“因为虱子！”我终于大吼出来。

她笑了。“虱子也要过几天好日子。”

我释然了，爬上床，钻进被子。

有只手在被上摸索。是上士，他拿走了雪茄。

一小时后，我们意识到火车在向前行驶。

***

夜里我醒了。克罗普也动了动。列车轻声滑过铁轨。一切仍旧难以置信：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轻轻叫着：“艾伯特！”

“怎么——”

“你知道厕所在哪儿吗？”

“好像是右边那个门。”

“我想去看看。”车厢内一片漆黑。我摸着床沿儿，本想慢慢滑下去，却一脚踩空，坐了滑梯。绑着石膏的腿不听使唤，我“砰”的一声躺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不是听见了吗！”我嚷嚷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部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灯走进来，看见了我。

“他从床上掉下来了——”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这时艾伯特出手了。他不太害臊，凡事也无所顾忌。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护士，他要——”就连艾伯特也不知如何得体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需说一个字，但在这儿，面对这样一位女士——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情形，流利地说完了他的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为了这，您不必带着石膏从床上滑下来。您究竟要什么？”她转向我。

这个新措辞让我受到致命惊吓。我根本不知如何用术语说出那件事。她来帮我。

“大的还是小的？”

真丢脸！我像只猴子般冒着汗，尴尬地说：“哦，只是小的——”

无论如何，还算走运。

我接过一个瓶子。几小时后，我不再是唯一的一个。到了早上，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再羞于说出自己的需求。

列车行驶缓慢，有时停下来，抬下去几个死人。列车时常停下来。

***

艾伯特在发烧。我不好不坏。伤口很疼，但更糟的是，石膏里可能有虱子，痒得厉害，又不能去挠。

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风景静静掠过窗外。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听护士说，艾伯特因为发烧，要在下一站被抬下去。“火车的终点站是哪儿？”我问。

“科隆。”

“艾伯特，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等着瞧！”

护士来巡视时，我憋了口气，让气冲到头上，涨得满脸通红。她站住了：“您很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突然疼起来。”

她给了我体温计，继续去巡视。要是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卡特的弟子。这些军用体温计测不出谁是有经验的老兵。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待在细管子上，不会掉下来。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地弹它，再拿出来往上甩甩。升到37.9c，这还不够。我小心地擦着一根火柴，放在它旁边。38.7c。

护士回来时，我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用呆滞的双眼瞪着她，不安地辗转低语：“我实在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