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保罗·布尔热
巨大的天灾人祸很少会使我伤心——让·布里代勒，一个被人看做怀疑论者的老单身汉说——我曾经身临其境，目睹过战争；我从一具具尸体上跨过去，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同情和怜悯。大自然和人类的暴行可以使我们发出恐怖或愤怒的叫喊，但并不能使我们像看到某些教人伤感的小事那样刺痛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脊背上发麻。
当然，人生最大痛苦莫过于母亲失去孩子和孩子失去母亲。这种痛苦既强烈又可怕，它有如翻江倒海，撕心裂肺。但就像流血的创口再大也能移止住一样，这一类不幸还是可以治愈的。然而有些痛苦就不这样简单，某些偶然的邂逅，某些仅仅是瞥上一眼甚或是猜想的事情，某些内心的隐痛，某些命乖运蹇的遭遇，都会激起我们思想上无穷无尽的痛苦。它突然将那扇神秘的精神世界的大门微微打开，让我们看到里面原来竟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难以治愈的创痛。这些精神痛苦愈是看上去微不足道，就愈是根深蒂固；愈是难以觉察，就愈是尖锐激烈；愈是形同虚假，就愈是固执顽强。它们在我们的心底留下一抹悲哀的痕迹，一股苦涩的滋味，一种幻灭的感觉，使我们长久摆脱不掉。
有两三件事情始终呈现在我的眼前，这些事情换了别人肯定不会去注意，而它却烙在我的内心，像几道又细又长的无法愈合的创口。
你们大概不大会理解这些短暂的印象给我内心留下的激动。我只来跟你们讲讲其中的一件事，它虽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还像昨天才发生一样，逼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之所以这样深受感动，也许完全由于我那丰富的想象力的原故。
我现在五十岁。当时我还年轻，正在研习法律。我有点多愁善感，喜欢幻想，脑子里充满悲观主义的哲学。我不喜欢那些喧闹的咖啡馆，那些大喊大叫的同学和那些愚蠢的姑娘。我起得很早，最喜爱的享受就是早上八点钟左右一个人在卢森堡公园里的苗圃中散步。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这个苗圃吧？它就像一个被人遗忘了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个如同老妇人慈祥微笑的美丽花园。浓密的树篱隔成一条条狭仄而整齐的小径，这些小径夹在两边修剪得井然有序的树墙的绿叶当中，显得非常幽静。园丁的大剪刀不停地把这些青枝绿叶构成的隔墙修剪得整整齐齐。每隔一段距离，就会遇上一些花坛，一行行像散步的小学生一样排列整齐的小树，一丛丛绚丽多彩的玫瑰，或大片大片的果树。
这片迷人的小树林的一个角落栖息着一大群蜜蜂。它们那些用草做的蜂房隔着一定的距离分布在搁板上，看来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一个个顶针大小的出入口朝着太阳打开。整条小路上随时都可以遇到这些金黄色的嗡嗡作响的小飞虫。它们是这个和平环境里的真正主人，是这些像走廊似的宁静的小路上的真正的散步者。
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到这里来。我坐在一条长凳上看书。有时我听任书本掉在膝头上，好让我尽情遐想，谛听着四周巴黎喧嚣的市声，享受着这些古老格局的林荫小道上的无穷宁静。
但很快我就发现，每天栅栏门一打开就来到这里的并不仅仅是我一人。有时在一个树丛的角落里，我会迎面遇到一个古怪的老头儿。
他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皮鞋，一条腰口有遮门襟布片的短裤和一件西班牙烟草色的大礼服，胸前系着一条花边代替领带，头上戴着一顶灰颜色的宽边长毛绒帽，形状奇特，使人看了会想到远古年代的遗物。
他生得很瘦，非常瘦，瘦得像只剩下一副骨头架。他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而且不断挤眉弄眼地做怪样；他的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眼皮不停地眨动；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华美的金头手杖，这根手杖想必是他的一件很有价值的纪念品。
这个老好人开头使我感到吃惊，后来又引起我极大兴趣。我隔着浓密的树墙窥视着他，远远地尾随着他，躲在树丛的拐角里，不让他看见。
一天早晨，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于是做起一些奇怪的动作来：开头小步跳跃了几下，然后行了一个屈膝礼；接下去用他那又细又长的腿跳了一个相当灵活的击脚跳sup/sup；再后来是姿势优雅地旋转身躯，又跳又蹦，滑稽地扭个不停，脸上始终现出笑容，装出一副讨人欢喜的样子，像是面对观众似的；后来又把双臂圈成圆形，扭动他那像木偶似的瘦骨嶙峋的身躯，朝着空中轻轻点头示意，样子既使人感动又使人发笑。原来他是在跳舞！
我惊得呆住了，不禁问自己，我和他两个人中间是不是有哪一个人发了疯？
但他突然停下来，就像演员在台上那样朝前走了几步，脸上挂着亲切优雅的笑容，一边鞠躬一边后退，同时又用颤抖的手，向两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树抛去一个个飞吻。
然后他又神色凛然地散起步来。
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注意着他。每天早晨，他总要把他那奇特的表演重复练习一次。
我心里产生一股不可遏止的欲望要跟他谈谈。我决心冒险。向他行过礼后，我对他说道：
“今天天气特别好，先生。”
他鞠了一躬，说道：
“是啊，先生，完全是从前那种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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