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好几天，零零星星溃败的军队不断从城里穿过。这哪里是什么军队，只能算是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他们的胡子又脏又长，制服破烂不堪，既没有军旗，也没有团帜，走路的样子有气无力；所有的人似乎都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脑子已经失去作用，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决心；他们行走只是出于惯性，只要一停住马上就要累得倒下来。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应征入伍的人员中，有些本来是有固定收入、只希望过安安静静太平日子的人，现在却被沉重的枪支压弯了腰。另外有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员，他们既容易惊慌失措，也容易兴奋狂热，随时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这些队伍中间还有一些穿红裤子的正规军，那是在一次大的战役中被粉碎的某个师的残余；还有一些穿深色军服的炮兵，他们也和各式各样的步兵排在一起；有时也会冒出个别戴着闪闪发亮头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步伐比较轻松的步兵一起前进。
几批有着光荣称号的游击队也走过去了，他们是“报仇雪恨”队、“墓中公民”队、“共赴死亡”队。他们的外形简直和土匪别无二致。
这些游击队的队长们有些是从前做呢绒生意或粮食生意的人，也有些是过去的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都成了应时的军人，并由于他们的财产多和胡子长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全副武装，穿着法兰绒的军服，佩着饰带，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他们夸夸其谈地讨论着作战计划，断言垂危的法兰西完全是靠他们这些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支撑着的。不过他们有时也害怕自己的部下，因为他们手下的人全是些十恶不赦的坏蛋，虽然经常表现勇猛剽悍，但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据传普鲁士人就要进入鲁昂sup/sup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候还误杀了自己的哨兵。一有风吹草动，那怕是一只兔子在荆棘中动弹一下，就准备开战。现在他们都回到自己家里了，他们的武器、制服，以及所有杀人的装备——这些东西是他们不久前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国道上的那些界碑的——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
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塞纳河，取道圣塞韦尔和阿夏尔镇，前往奥德梅尔桥。走在最后的是心灰意冷的将军，他已一筹莫展，凭着手下这些残兵败卒，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一个向来英勇无敌，习惯于胜利的民族，竟然遭到如此罕见的打击，一败涂地，使得将军自己也六神无主了。他徒步走着，左右两个副官陪同着他。
随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沉寂中，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默默地等待着。许多大腹便便，做生意做得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的老板焦虑地等待着战胜者的到来，同时担心他们的烤肉铁扦或厨刀会不会被以武器论处，一想起来便心惊肉跳。
生活仿佛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道寂静无声。偶尔有个居民出来，被这种静寂吓坏了，急忙贴着墙脚一溜而过。
焦虑不安的等待倒反而使人希望敌人早日来到。
就在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的枪骑兵，他们从城市里飞速地穿过去。过了一些时候，从圣卡特里纳山坡上下来黑鸦鸦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另外两大股入侵者也出现在达尔纳塔尔和布瓦吉奥姆两条大路上。这三支部队的先头部队正好同一时间在市政府大厦前的广场上会合；接着德国军队便从附近各条路上过来了，一营又一营，他们那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踩得路面石板橐橐作响。
一些陌生的、喉音很重sup/sup的口令的吆喝声，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屋传出来。与此同时，关闭着的百叶窗的后面，一双双眼睛都在窥探着这些胜利者。根据“战时法”，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主宰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居民们躲在遮得阴暗的房间里，就像遇到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一样，吓得神魂颠倒。面对眼前的一切，天大的聪明才智和力量也毫无用处。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推翻，人们的安全感不再存在，大凡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可理喻的暴力支配时，人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地震把一方的人民全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面；泛滥的江河把淹死的农民、牛的尸体和屋梁一起冲走；打了胜仗的不可一世的军队随心所欲地屠杀那些自卫的人，带走被俘的奴隶，凭着军刀大肆抢劫，以炮声向天主表示感谢，所有这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灾难，它彻底破坏了我们对永恒的正义女神的信仰，也使我们无法像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去信赖人类的理性和天主的庇佑。
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敲门，跟着便进入屋内。这是入侵以后随之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他们对战胜者必须表现得谦恭温顺。
过了几天，最初的恐惧一消失，便代之以一种新的平静。在很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上了主人家的餐桌。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同情法国，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是迫不得已。对这种看法人们当然表示感谢，何况说不定哪一天还会需要他的保护；再说，把他款待好了，也许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呢。既然一切都得听命于他们，又何必得罪他们呢？冒犯他们，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一毛病鲁昂市民已不会再犯，当年英勇保卫鲁昂sup/sup，使这座城市名扬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最后总算找到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作为法国人应有的礼貌，在家中谦恭待客还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跟异国士兵表示亲热就行了。于是在外面大家好像不认识一般，而在家里谈笑风生，以致每天晚上，德国军官在主人家里壁炉前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虽然城市渐渐恢复了往日的面貌，法国人出来的仍然很少，但街上普鲁士士兵却到处都是。那些不可一世的穿蓝色轻骑兵制服的军官，挎着他们又长又大的杀人武器，在街上大摇大摆。不过比起去年同是在这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的军官来说，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轻蔑程度并不见得更加厉害。
不过空气中总有点儿什么东西，一种微妙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使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氛，好像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这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在各家各户和公共场所，改变了饮食口味，使人感到仿佛旅居在遥远的、既野蛮又危险的部落之中。
胜利者贪得无厌地索取钱财，居民们总是照付不误，好在他们有的是钱。不过一个诺曼底商人愈是有钱就愈吝啬，他们看不得自己任何一点钱财落到别人手里，哪怕要他们做出一点点牺牲，他们也心疼不已。
与此同时，就在城外沿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靠近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的地方，船民和渔夫经常从水底捞起穿着制服的、浸得肿胀了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人一刀砍死或一脚踢死的，有的是被当头一石头砸死的，或被人从桥上推落水中淹死的。河底的淤泥掩藏着这些暗中进行的野蛮然而却是合法的报复行为；这些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和悄无声息的打击，比起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战斗来更加危险，然而却默默无闻，没有得到声名显赫的荣誉。
因为对异族的仇恨总会激起一些无畏的人为着某种信念随时准备献身。
后来，由于侵略者虽然迫使全城人都遵守他们铁的纪律，而传闻的他们在胜利进军时所犯下的暴行却一件也没有在这里出现，和由于重复人们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那些会做生意的人又蠢蠢欲动，很想重操旧业。有几个人在当时还由法军占领着的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耶普，然后再乘海船到那个港口去。
他们利用结识的几个德国军官的影响，终于在总司令那儿弄到了一张出境许可证。
于是为了这趟旅行定下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有十个人在车主家报名登记。大家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免得招来许多人围观。
好几天来，地面由于严寒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来自北方的乌云又带来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下午下起，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都没有停止。
清晨四点半钟，这些旅客聚集在诺曼底大旅社的院子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
这些人都还瞌睡未醒，身上裹着毯子，冷得直打哆嗦。黑暗中大家互相都看不清楚；由于人人都穿着臃肿的冬衣，看上去一个个都像穿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甫。后来有两个人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也凑上去一起交谈起来。一个人说：“我把我的妻子也一起带走。”另两个说“我也带走”，“我也一样”。第一个又补充说：“我们可能不回鲁昂了，要是普鲁士人向勒阿弗尔推进，我们就到英国去。”三个人的性格脾气都相似，所以他们不约而同，都是一样的打算。
还是没有人来套车。有时马车夫提着一盏小马灯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转瞬间又消失在另一扇门里。屋子深处传来一个男子和牲口说话的叱骂的声音，还有马蹄跺地的声音；由于地上铺着做厩肥用的干草，所以蹄声不大。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说明有人在搬动马具；这一轻微的响声很快变成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铃铛的颤动声，随着马的身体活动，铃声时快时慢，有时停下来，有时又剧烈地响起，中间还伴着马的铁蹄踏在地上沉浊的声音。
门突然关上，所有声音都没有了。这几个冻僵了的大商人都不再讲话，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连绵不断的絮片构成一幅白色的帷幕，一面向地面落下来，一面不停地闪闪发光，它将所有的东西都撒上一层冰冷的泡沫，使得它们的外形模糊不清。被严冬掩埋起来的这个城市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除了雪花落地时那种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不可名状的窸窣声外，什么都听不见。不过这与其说是声音还不如说是感觉。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又轻又细的屑粒，仿佛充满了空间，覆盖了整个世界。
马车夫又出现了。他提着小马灯，牵着一匹耷拉着脑袋的马，这匹马看样子并不情愿出来。他把马拉到车辕跟前，套上缰绳；为了系牢这些鞍具，他围着马前前后后转了好久，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另一只手擎着马灯。就在他准备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注意到这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上下已经白得像个雪人似的旅客，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呢？车里至少可以挡住风雪。”
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过可以上车，这时候便冲了过去，那三个男人先将他们的妻子在车厢最里边安顿好，随后自己跟着上了车；接着另外几个遮着头脸的模糊的身影也登上车，坐到最后几个座位上，互相之间没有讲过一句话。
车厢里的地板上铺着麦秸，大家的脚都伸到里面。坐在最里面的几位太太都带着一种用化学炭做燃料的小铜手炉；她们将化学炭燃着，然后声音轻轻地数说这种手炉的优点，有好一会儿，她们一直在颠来倒去地重复这些大家其实早已知道的事情。
马车终于套好了，一共六匹马而不是原定的四匹；由于车重路滑，拉起来很费力，所以又增加了两匹。车外有人问道：“都上车了吗？”车内有人回答：“都上车了。”马车便启程了。
马车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着，走得很慢很慢。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厢像呻吟似地咯吱咯吱响着；六匹马一走一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着热气；车夫手里那条又粗又长的鞭子不停地噼啪作响，四处飞舞，像一条长蛇一样，时而蜷缩，时而伸展，有时突然抽在一匹马的圆鼓鼓的屁股上，马便猛地往前一冲。
这时天已不知不觉地亮起来了。像棉絮般轻盈的雪花——车厢里一个土生土长的鲁昂人把它比做棉花雨sup/sup——已经不再下了。一道昏暗的光线透过又厚又浓的乌云射下来，白茫茫的田野显得更加耀眼；田野里时而出现一排枝干披着冰淞的大树，时而出现一座屋顶戴着雪帽的茅屋。
在车厢里，大家借着黯淡的光线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最里边顶舒服的位置上，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打瞌睡，那是大桥街葡萄酒批发商卢瓦佐先生和他的太太。
卢瓦佐从前原来是一家商店的伙计，东家生意破产以后，他盘下店产，后来发了财。他专门把质量非常差的葡萄酒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乡下的零售商，因此在他的熟人和朋友中间，他被看做是一个狡猾的骗子手，一个表面乐呵呵，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典型的诺曼底人。
他的骗子的名声已是尽人皆知，以致有一天在省政府的晚会上，图尔内尔先生——当地的一位名人，以思想敏锐、文笔细腻著称的寓言和歌谣作家——看到在场的太太们要打瞌睡了，就提议做一次“鸟儿飞”sup/sup的游戏。这一来“鸟儿飞”这一双关妙语顿时传遍全城，从省长的客厅飞到全城的沙龙，使得全省的人都咧开大嘴笑了整整一个月。
卢瓦佐所以出名还由于他喜欢恶作剧，专门和人开各种善意的或恶意的玩笑；因此只要提到他，不管是谁都会立刻加上一句：“这只鸟真是个活宝！”
他身材短小，却挺着一个球一样圆鼓鼓的大肚子，球上面是一张夹在两边花白颊髯中间的红彤彤的脸。
他的妻子却是个高大、健壮、果断的人，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办起事来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是店里的主心骨和活算盘。他就利用她的这种兴致勃勃的整天不停的活动，使店内充满生机。
坐在他们旁边的是格外神气十足，属于更高一个等级的卡雷—拉马东先生。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拥有三家纺织厂，在棉纺界举足轻重；他得过法国四级荣誉勋章，又是省议会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sup/sup，他一直是温和的反对派的领袖，唯一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钝头武器”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以便得到更多的报偿。卡雷—拉马东太太比她的丈夫要年轻得多，一直是鲁昂驻军当中出身名门的军官们赖以安慰的女人。
她坐在她的丈夫对面，蜷缩在她的皮大衣里，看上去娇小可爱，美貌动人；她看着这寒碜简陋的车厢，好像很痛心。
他们俩的身旁坐着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尚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气度不凡的老绅士，他通过巧妙的打扮，尽力突出他和亨利四世sup/sup国王天生相似之处。根据他们家族中的一个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的一个女子珠胎暗结，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并当上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和卡雷一拉马东同是省议会的议员，他是全省奥尔良派sup/sup的代表。他怎么会娶了南特市一个小船主的女儿，这段历史一直是个谜。不过由于伯爵夫人雍容大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人们甚至说她曾被路易·菲力浦sup/sup的一位王子爱上过，整个贵族阶级对她都很热情。她家的客厅始终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也是唯一保持古老的高雅情调的地方，要跻身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布雷维尔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
这六个人成为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他们都属于社会上有固定收入、无忧无虑、有权有势的一类人，全是信仰宗教、崇奉道德、享有威望的正人君子。
由于偶然的机缘，这三个女人同坐到一条长凳上来了。伯爵夫人的身旁坐着两个修女，她们一面数着长长的念珠，一面念念有词地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其中一个年老的满脸都是坑坑洼洼的麻点，仿佛迎面受过一阵霰弹扫射似的；另一个非常瘦弱，相貌俊俏，却有着一个肺痨病人的干瘪胸脯，看得出这一病态胸脯正被那种使人殉道、教人发狂、如饥似渴的信仰蚕食着。
两个修女的对面，一男一女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男的非常有名，就是被称做民主党人的科尔尼代，也是那些有身份人眼中的危险人物。二十年来，他的那把红棕色的大胡子一直浸在所有有民主倾向的咖啡馆中的大杯啤酒里。他和他的兄弟以及朋友们吃光了他的父亲——从前的糖果商——留给他的一份可观的财产，眼巴巴地等待着共和国的诞生，希望最终获得与他消耗了这么多革命饮料相称的地位。九月四日那一天sup/sup，大概是有人跟他恶作剧，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省长了，但就在他去上任时，当时成为办公室里唯一主人的那些侍役都拒绝服从他，逼得他不得不退了出来。不过他倒确实是个热心人，与人无争而且乐于助人；他曾经以无比热情忙于筹划鲁昂的防御事宜，叫人在原野上挖了许多洞，把附近森林里的小树全部砍倒，在所有道路上设下陷阱；等到敌人逼近时，他认为已经有备无患，就心安理得地很快撤退到城里来。现在他想他到勒阿弗尔去会更有用武之地，因为那里马上就必须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了。
女的是一个被人称做妓女的人；由于过早的成熟和过分的丰腴出了名，并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诨名，叫做“羊脂球”。她身材娇小，全身圆滚滚的，胖得要流油；连手指都是胀鼓鼓的，只是在节骨处收缩一点，好像一串串短而肥的香肠；她的皮肤紧绷绷的，富有光泽；丰满得异乎寻常的胸脯在衣服里高高耸起。尽管如此，她依旧很诱人，到处受人追逐，因为她那鲜嫩的色泽实在叫人动心；她的脸庞简直是一只鲜艳的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脸的上方闪烁着两只漂亮的黑眼睛，眼睛四周遮着一圈又深又密的睫毛，睫毛的倒影映在眼里；脸的下方是一张迷人的小嘴唇，嘴唇丰润，仿佛天生是用来接吻的，一口细碎的牙齿在小嘴里闪闪发光。
据说她还有许多无法评价的极其珍贵的优点。
她一被认出来，马上引起那几个正派女人的窃窃私语，什么“婊子”啊，“公众的耻辱”啊，叽叽喳喳的声音高得使她抬起了头。这时她以大胆而极富挑衅的目光扫视了她的这些邻座，于是车厢内马上肃静下来，大家都垂下眼帘，只有卢瓦佐例外，他还是带着轻佻的神色窥视着她。
但很快交谈又在这三位太太之间重新开始了，眼前这个妓女的存在突然使她们成了朋友，而且几乎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了。好像她们觉得，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卖淫妇面前，她们必须团结一致，把她们做妻子的尊严显示出来才行，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高于放纵的私情的。
那三个男人也是这样，一见到科尔尼代，出于保守派的本能，互相更加接近起来；他们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口吻谈论着各自的钱财。于贝尔伯爵谈到由于普鲁士人到来，牲畜被抢和庄稼无收将使他蒙受的损失；说话的口气好像一个万贯家财的大领主那样满不在乎，仿佛所有这些灾难至多使他一年内稍微为难一点而已。卡雷—拉马东先生在棉纺业中已备受磨难，所以预先做了准备，汇了六十万法郎到英国去，这笔钱是止渴的梨，可以用做不时之需。至于卢瓦佐，他也早已有了安排，把他存在地窖中的普通葡萄酒全部卖给了法国军需部门，因此政府欠了他一笔巨款，他一心想到勒阿弗尔去把这笔钱领到手。
这三个人谈得异常亲热，频频交换着友好的目光。尽管他们的状况各不相同，可是谈起钱来却情投意合，使他们感觉亲如兄弟；因为他们都是富豪行会中的一员，只要手一插进裤袋，就会弄得金币叮当作响。
驿车走得这么慢，到了上午十点钟还未走上四法里。每逢上坡乘客都得徒步，男人们已经下了三次车。本该在托特吃午饭的，现在看来天黑以前根本没有希望到达那里；大家开始不安起来，每个人都留神想在大路上发现一家小酒店，偏偏这时马车又陷进雪坑里，花了两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把它拖出来。
大家饥肠辘辘，饿得心中发慌，但沿途看不到一家小饭店或小酒店，普鲁士人的迫近和饥饿的法国军队不断路过，把所有的生意人都吓跑了。
几位先生跑到路边的农庄里去找吃的，但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找到。心怀疑惧的农民担心被士兵们抢劫，把储存的食品都藏了起来，因为那些大兵什么吃的也没有，见到什么就抢什么。
到了下午一点钟光景，卢瓦佐宣称他感到他的胃肯定已经饿瘪了；大家早已和他一样难受；想吃东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谈话的兴致也没有了。
不时地有人打呵欠，一个人打了之后另一个几乎马上就跟着打；于是每个人都轮着打起来。由于各人的性格、教养和身份地位不同，有的张大嘴巴打得响声如雷，有的声音很轻，而且嘴一张开马上就用手挡住这冒出热气的偌大的洞口。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身子，好像在她的裙子底下寻找什么东西。她每次都犹豫了一下，看看身边的人，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大家都脸色苍白，皱着眉头。卢瓦佐称他愿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她的妻子做了一个手势好像表示反对，随后又安静下来。每当她听到要破费钱财时，心里总不好受，只要涉及花钱的事，连开玩笑都当成真的。伯爵说：“我确实也感到不太舒服，我怎么没有想到带点吃的东西呢？”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自己。
科尔尼代倒是带着满满一水壶酒；他拿出来给大家，大家却冷冷地谢绝了。只有卢瓦佐接受了，他拿过来喝了几小口，在归还酒壶时道谢说：“这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暖暖身子，也可以骗骗肚子。”酒一下肚，他的兴致又高起来，他提议仿照歌谣里那条小船上的做法，将最胖的一个旅客分而食之。这句影射羊脂球的话使得那些有教养的人听起来很刺耳，没有人答理他，只有科尔尼代微微一笑。两个修女已经停止念经，双手抄在肥大的袖笼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死死地望着地面，肯定是正在把领受上天赐予的痛苦作为自己的奉献。
下午三点钟，马车来到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央，一眼望去一个村子也没有。羊脂球突然弯下身子，从长凳下面拖出一只上面盖着白色餐巾的大提篮来。
她先从提篮里拿出一只小瓷盆和一只精致的小银杯，接着又拿出一只小钵子，钵子里头是已经切成小块的两只小鸡；鸡已用酱渍过，酱汁已经结冻。大家看到篮子里还有另外许多包扎起来的好吃的东西，如馅饼啊，水果啊，甜食啊，都是为三天旅程准备的食物，这样整个旅程就用不着碰旅店厨房的任何东西了。这些食品小包中间还露出四只酒瓶的瓶颈。她拈起一个鸡翅膀，就着一个在诺曼底被称做“摄政时期”的小面包，慢慢地吃了起来。
所有的目光都向她射去。随着香气四溢，大家的鼻孔都张大了。嘴里涌出大量的口水，耳朵下面的颌骨紧张得发痛。几位太太对这个妓女的憎恨简直到了极点，恨不得杀了她，或者把她连同她的酒杯、提篮以及那些吃的东西统统扔到车下雪地里去。
然而卢瓦佐的双眼却死死地盯住那只盛鸡的钵子。他说：“妙极了，这位太太比我们有远见。有些人总是处处想得很周到。”羊脂球抬起头来朝他说：“您要不要来一点儿，先生？从早上到现在一点东西没有吃可真够受的。”他躬了躬身，说道：“真的，说老实话，我还难以拒绝，我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战争时期就得按战争时期办，是不是。太太？”他扫视了周围一眼，又说道：“在眼下这种时刻，遇到乐于助人的人，真叫人高兴。”他把身边的一张报纸摊开，以免弄脏裤子，从口袋内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用刀尖挑起一只沾满肉冻的鸡腿，用牙齿把它撕碎，然后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他吃得这么有滋有味，引起车厢内一片懊丧的叹气声。
这时羊脂球又用谦卑而温和的声音邀请两位修女和她一起共享她的小吃。两位修女立刻接受了。她们连眼睛也没有抬，结结巴巴地道谢之后就很快地吃了起来。科尔尼代也不拒绝他的女邻座的邀请，和两个修女一起把报纸摊在膝上当做桌子。
这几张嘴不停地开了又闭，闭了又开，狼吞虎咽地吃着。卢瓦佐待在他的那个角落里一边起劲地咀嚼，一边悄声劝他的妻子照他的样子做。她抵制了好一会儿，后来五脏六腑一阵抽搐，实在很难受，最后才服从了。她的丈夫于是婉转地问他的“可爱的旅伴”，能不能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他妻子。羊脂球回答道：“当然可以，先生，这还用说。”她一面说，一面带着亲切的微笑把钵子递过去。
第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打开以后，出现了一个难题：只有一只酒杯，怎么办。于是只好前一个人喝后把杯子抹一下再递给后一个人。只有科尔尼代，肯定是为了献殷勤，偏偏故意把自己的嘴唇放在他的女邻座的嘴唇沾过的还没有干的地方喝。
这时，德·布雷维尔伯爵和伯爵夫人以及卡雷—拉马东先生和太太被围坐在这些又吃又喝的人中间，食物散发出的香气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不得不忍受着那可恶的叫做“坦塔罗斯的痛苦”sup/sup的折磨。棉纺厂老板年轻的妻子突然发出一声叹息，引得大家都向她转过头去，只见她脸色像车外地面上的雪一样白，两眼紧闭，头耷拉着，原来她已晕过去了。她的丈夫吓慌了，央求大家帮助；大家都没有主意；这时那个年纪大的修女把病人的头托起来，将羊脂球的酒杯放在她的双唇间，让她吞了几滴酒下去。这位漂亮的太太动弹了一下，睁开眼睛，露出一丝笑意，用微弱的声音说现在她已感觉好多了。不过为了防止她再次失去知觉，那个修女又强迫她喝了满满一杯波尔多酒，并说了一句：“没有什么，这仅仅是饿的原因。”
这时羊脂球脸涨得通红，十分尴尬；她看着这四个还没有吃东西的旅客嗫嚅地说：“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这几位先生和太太……”她住口不再讲下去，生怕遭到没趣。卢瓦佐接过话头说道：“哎呀，自然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应该互相帮助。来吧，两位太太，别讲礼节了，领人家的情吧！真要命，我们还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找到一个过夜的住所呢！照我们现在这种走去，明天上午也到不了托特！”那几个人还在迟迟疑疑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出头承担接受这番好意的责任。
还是伯爵果断地把问题解决了。他转过脸去朝着那个胆怯的姑娘，摆出一副高贵的绅士派头，对她说道：“我们领情了，谢谢，夫人。”
万事开头难。卢比孔河sup/sup一旦跨过，大家就放开肚皮吃喝起来。提篮很快空了。里面原来还有一罐鹅肝酱，一罐肥云雀酱，一段熏牛舌，一些克拉萨纳的梨子，一块主教桥面包房的方面包，几块小蛋糕和满满一茶缸醋泡的乳黄瓜和洋葱头。和所有女人一样，羊脂球喜爱生冷的食物。
大家不能吃了这个妓女的东西却不跟她讲话，于是开始交谈起来。起先还有点保留，后来见她谈吐非常得体，也就比较随便了。德·布雷维尔太太和卡拉马东太太都是很有教养、通晓人情世故的人，懂得在一些细小的地方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又不失身份。尤其是伯爵夫人，她显出一副跟任何人接触都不怕自己被玷污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贵妇人的亲切态度，很讨人喜欢。但那位身强力壮的卢瓦佐太太却生就一个顽固不化的脑袋，态度还是那么死僵僵的，话说得很少，东西却吃得很多。
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战争，讲了一些普鲁士人的残暴行为和法兰西人的英勇事迹。这些自己逃跑的人却全都崇敬别人的勇敢。很快话题转到各人自己的经历上来。羊脂球怀着由衷的激动，用姑娘们来表达她们内心的愤怒时常用的激烈的语言，叙述她是怎样离开鲁昂的，她说：“我原来以为我可以留下来，我家里储足了食品，我宁可供养几个士兵也不愿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但当我一看到他们，看到这些普鲁士人之后，我就忍不住了，他们叫我气不打一处来！我羞愧得哭了一整天。唉！我要是男人就好了，我一定跟他们干！我从窗户里看着这些戴着尖顶头盔的大肥猪，我的女仆抓住我的手，不让我把家具向他们的头上砸下去。后来他们要住到我的家里来，第一个走进来我便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掐死他并不见得比掐死别人难！要不是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后拉，我一定会把这个家伙结果了。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只好躲起来，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上了这辆车。”
大家对她称赞不已。她在这些旅伴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因为他们没有人表现得像她这样勇敢。科尔尼代听时脸上的神情就像一位神甫在倾听他的信徒颂扬天主，一直带着传教士的那种亲切嘉许的微笑。正如那些穿长袍的教士拥有宗教的专利权一样，这些留大胡子的民主党人拥有爱国主义的专利权。轮到他说话时，他用说教的口吻，学着那些每天贴在墙上的宣言中的夸张的词语，慷慨激昂地讲着；最后还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把那个“巴丹盖恶棍”sup/sup狠狠地斥责了一番。
这一下可惹恼了羊脂球，因为她是波拿巴sup/sup的拥护者。她的脸涨得比樱桃还要红，气得说话都结巴起来。她说：“我倒要看看你们，你们这帮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么样。那可就有好看的了，肯定的！是你们背叛了他，背叛了这个人！要是由你们这帮不负责任的家伙来统治，大家只有离开法国了！”科尔尼代脸色没有变，还带着一丝高傲不屑的微笑，不过大家感到下面骂人的脏话就要出口了。这时幸亏伯爵出来调停，他用权威的口吻宣称所有真诚的意见都应受到尊重，才好不容易平息了这个姑娘的怒气。伯爵夫人和那位棉纺厂老板夫人同所有体面人一样，从心眼里对共和国sup/sup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恨，同时又像所有女人一样，对威风凛凛的专制政府怀有一种天生的柔情，因此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充满尊严的妓女所吸引，觉得她感情崇高，和她们多么相像。
提篮已经空了。十个人吃光一提篮食品是不费什么事的，只可惜提篮不再大一些。谈话又继续了一会儿，不过东西吃完后就有点冷落下来了。
天黑下来，夜色愈来愈浓。人在消化食物时更容易感到寒冷。羊脂球尽管肥胖却也冷得直打哆嗦。德·布雷维尔夫人的小手炉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换了好几次炭，这时她表示愿意借给羊脂球用，羊脂球马上接受了，因为她觉得双脚已经冻僵了。卡雷—拉马东太太和卢瓦佐太太也把她们的手炉借给两个修女。
马车夫已经点起风灯。跳动的灯光照出正在出汗的辕马的臀部上方一片热腾腾的水汽。在闪烁不定的反光下，道路两旁的雪地好像随着车子前进在逐渐向后面展开。
车厢内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在羊脂球和科尔尼代之间突然有一下骚动；卢瓦佐竭力用眼睛在黑暗中搜索，他相信看到这个大胡子男人飞快地往旁边一闪，好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
道路前方出现点点灯光，托特到了。马车走了十一个小时，连同途中四次停下让马休息和吃燕麦两个小时，一共走了十三个小时。现在马车进入市镇，在通商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了，一阵非常熟悉的声音使得所有旅客吃了一惊，那是军刀皮鞘碰击地面的声响，紧接着是一个德国人吼叫的声音。
尽管驿车已经停稳，却没有一个人下车，好像一下车就要有杀身之祸似的。这时车夫出现了，他提着一盏马灯，灯光突然把车厢照亮，一直照到最里头，照出两排惊恐不安的面孔；这些人因为吃惊和害怕，一个个都张着嘴巴，睁大眼睛。
车夫身旁，灯光下站着一个德国军官；这是一个瘦得出奇的高个子青年，金黄色的头发，身子紧紧裹在军服里，就像穿着紧身褡的姑娘一样；头上歪戴着一顶平顶漆布军帽，活像一个英国旅馆里穿制服的侍役。他的小胡子特别大，一根根胡子毛又长又直，向两边翘上去，越到后面越稀，最后只剩下一根金黄色的细丝，细得叫人几乎看不见它的末梢。这两撇小胡子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嘴唇上，将脸拉长，并在嘴唇上方压出一道下垂的褶印。
他用阿尔萨斯sup/sup口音的法国话请旅客们出来，口气很生硬：“你们愿不愿意下车，先生们和太太们？”
两个修女首先服从，这些圣女已经习惯于听命一切权势，所以驯服地走下车来；接着出来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后面跟着棉纺厂老板和他的妻子，再后面是卢瓦佐夫妇，不过卢瓦佐把他的大个子老婆推在自己前面；他的脚一落地，就向军官说了一声：“您好，先生。”这是出于小心谨慎而并非礼貌。而那个军官却像所有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一样，傲慢地睨了他一眼，根本不睬他。
尽管羊脂球和科尔尼代坐在车门口，他们两人却是最后下车的，并且在敌人面前保持着严肃高傲的神色。胖姑娘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激动；那个民主党人颤巍巍地举起一只手，使劲地捋他的红棕色的长胡子，颇有点悲剧味道。他们都懂得在这种双方相遇的场合，每个人都多少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因此都想保持一点尊严；他们对他们的旅伴们的恭顺都看不惯。她竭力想表现得比她的邻座的几个正经女人更自尊；而他呢，他觉得完全应该做出榜样，一举一动都继续表现出当初在路上挖壕沟时就负有的那种抗敌的使命。
大家走进旅店宽敞的厨房。德国军官要他们呈验总司令签署的离境许可证，那上面载有每个旅客的姓名、体貌特征和职业。他对照证上记载的有关情况，仔细地审视每一个人，花了很长时间。
后来他突然说：“好了。”说完便走了。
这时每个人才松了一口气。由于大家肚子还饿，就吩咐旅店准备晚饭。晚饭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好，两个女仆看样子正在忙着，大家就去参观房间。房间全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走廊尽头是一扇玻璃门，上面标志着一个一望而知的号码sup/sup。
终于就要吃饭了，这时旅店的老板出现了。这个人过去是个马贩子，一个患着哮喘病的大块头，喉咙里整天发出沙哑的嘶嘶声和咕噜咕噜的粘痰声；他父亲传给他的姓氏是福朗维。
他问道：
“哪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羊脂球一惊，转身回答道：
“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马上和您谈话。”
“和我？”
“是的，如果您确实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她的心慌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稍许考虑了一下，然后果断地回答道：
“可能是找我的，但我不去。”
周围产生一阵骚动，每人都在议论，研究下达这一命令的原因。伯爵走近她的身边说：
“您这就不对了，太太，因为您的拒绝可能引起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不利，甚至对您所有旅伴也不利。绝不要和有权势的人作对。去一趟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估计总是有什么手续疏忽了。”
大家都围到她的身边来，恳求她，催促她，跟她讲道理。因为大家都害怕一时的冲动会引起意外的麻烦，终于说服了她。最后她说道：
“我可完全是为了你们大家去的！”
伯爵夫人抓住她的手说道：
“我们大家都感谢您。”
她走了。大家等她回来再开饭。
每个人都在懊恼。为什么自己没有被请去，偏偏请了这个性格暴躁的姑娘去，同时心里都在默默准备着，万一叫到自己时该讲些什么阿谀奉承的话。
十分钟以后，羊脂球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脸涨得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呸！这个恶棍！这个恶棍！”
大家都急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什么也不说。由于伯爵再三追问，她才神色庄严地回答：“不，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我不能说。”
于是大家围着一个大汤盆坐下来，汤盆里飘出白菜的香味。尽管刚才受了一次惊，晚饭吃得还是很愉快。苹果酒味道很好，卢瓦佐夫妇和两个修女为了省钱，喝的是这种酒。科尔尼代要的是啤酒，其他人则要了葡萄酒。科尔尼代喝啤酒有一套独特的方式，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打开瓶塞，并让啤酒冒出泡沫来，然后把酒杯举到灯前，把杯子倾斜着，再用眼睛仔细端详，以便更好地欣赏它的颜色。他喝酒的时候，他的那把大胡子——它的颜色正好和他喜爱的饮料相同——好像也喜欢得微微颤抖起来。他的眼睛斜睨着手里的啤酒杯，一眨也不眨，神情就像在履行他的生平唯一的，他就是为之降生的职责似的。简直可以说，他已把他的毕生两大嗜好——浅色啤酒和革命——在头脑里牢牢联系起来，甚至合二为一了，因此在领略其中之一的滋味的时候，绝对不会不想到另一个。
福朗维先生和福朗维太太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吃晚饭。丈夫像个精疲力竭的火车头，不住嘶哑地喘息着，一个人胸口起伏次数太多就不能在吃饭的时候说话了；但那个做妻子的却话不住口。她讲述普鲁士人到来以后给她的各种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她恨他们，首先因为他们害她损失了很多钱，其次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在军队里。她讲话时专门向着伯爵夫人，由于能和一位有身份的人交谈，感到非常荣幸。
后来她又放低声音讲了一些不能公开讲的事情。她的丈夫不时拦阻她：“福朗维太太，你还是少讲为妙。”但她一点不管，还是照常讲她的。
“是的，夫人，这些人啊，他们就会吃土豆和猪肉，吃来吃去就是土豆和猪肉。不要以为他们干净，嘿！不是的。请您原谅我说话粗鲁，他们到处拉屎撒尿。要是您看到他们操练才有趣呢，这些士兵全都集合在那边一块空地上，一连几个钟点，甚至一连几天就是向前走，向后走，向这边转，向那边转。他们如果去种地或者回家去修路不更好吗？但他们不，夫人，这些人，这些当兵的对谁都没有用！难道可怜的老百姓养活他们就是让他们什么都不学，只学杀人吗？当然，我不过是个无知无识的老太婆，但当我看到他们从早到晚就这么踏过来踏过去，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时，我心里就想：“有些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为的是对人有好处，而另一些人吃尽辛苦，却只是为了去损害别人，难道非要这样不可吗？杀人不是一件坏透了的事情吗？不管你杀的是普鲁士人，还是英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假如有人伤害了你，你去报复他，你要受到惩罚，因为你是不对的；但有人用枪像打野味一样屠杀我们的孩子，杀得最凶的人反而得到勋章，这不变成杀人的人是对的了吗？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永远弄不明白！”
科尔尼代提高嗓门说：
“如果是攻击一个爱好和平的邻国，那么这种战争就是一种野蛮行为；如果是为了保卫祖国，那么这种战争就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这个老婆子低下头来说：
“是的，如果是为了自卫，当然是另一回事；但那些把战争当做儿戏的国王，难道不该全把他们杀了吗？”
科尔尼代的眼睛发亮起来。
“说得好极了，女公民！”他说。
卡雷—拉马东先生陷入了沉思。尽管他崇拜那些声名显赫的统帅，这个农村妇女的见解却使他想了很多。他想：一个国家里有这么多只知道晃胳膊的游手好闲的人，这么大的力量偏偏只用在破坏而不用在生产上，弄得整个国家穷困不堪。如果把这些力量用在那些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大工业建设上，那将带来多大的好处啊！
这时卢瓦佐离开他的座位，去和旅店老板声音低低地交谈起来。听了他的客人讲的一些趣话，这个胖老板不停地笑着，又咳嗽，又吐痰，肥大的肚子笑得一颠一颠的。他向卢瓦佐订购了六小桶波尔多葡萄酒，约定明春交货，到时普鲁士人也许走了。
由于大家一天下来都累得腰酸背痛，晚饭一吃完便都去睡了。
但这时卢瓦佐已经觉察到有一些蹊跷，安顿他的老婆上床以后，就不时地把耳朵贴到门上锁孔里去听，时而又用眼睛贴上去看，想发现一些他心目中的“走廊秘事。”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他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赶紧去张望，看见羊脂球手里擎着一只小烛台，向走廊尽头的厕所走去；她身上穿着一件镶着白色花边的蓝色细羊毛睡衣，显得比白天更加丰腴了。这时走廊旁边有一扇门微微打开；过了几分钟，当她回来时，穿着背带裤的科尔尼代跟在她的身后。他们声音低低地在谈话，后来站下来。羊脂球好像坚决不让他进入她的房间。可惜卢瓦佐听不清他们谈的是什么话，不过到最后由于他们提高了声音，他总算听到了几句。科尔尼代在热切地要求，他说：
“得啦，您真傻，这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听上去好像很气愤，回答说：
“不，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再说，在这里干更是一种耻辱。”
科尔尼代大概不理解她的意思，问她为什么。这一下她发起火来，厉声说道：
“为什么！您连为什么都不懂？普鲁士人不是就在这座房子里，说不定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吗？”
他不出声了。一个妓女因为附近有敌人坚决不肯让男人爱抚，想必这种爱国主义的廉耻心唤起了他那已经微弱的自尊心。他后来只是抱吻了她一下，便蹑手蹑脚走回自己的门内去了。
卢瓦佐的欲火却被煽了起来。他离开锁孔，在房间里手舞足蹈，然后戴上睡帽，掀起盖在他妻子硬邦邦身体上的被子，把她吻醒，喃喃地对她说：“亲爱的，你爱我吗？”
这时整座房子变得无声无息，但很快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响起一阵单调有力、节奏均匀的打鼾的声音；方向也搞不清楚，也许是从地窖，也许是从阁楼发出的。这是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声音，还带着汽锅在蒸汽压力下颤抖的那种嘶鸣。这是福朗维先生在酣睡。
由于大家原已决定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动身，所有人到时候都来到厨房里，但马车仍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顶篷上盖满积雪，既没有马匹，也不见车夫。大家到马厩里、草料房里、车棚里去找车夫，但哪儿也找不到，于是几个男乘客决定到镇上去找。他们走出旅店，来到广场，广场正面有一座教堂，两边是一些低矮的房屋，可以看到有几个普鲁士兵在里面。他们先看到一个士兵在削土豆皮：再过去一点，又看到一个士兵在打扫理发铺子；还有一个络腮胡子一直长到鬓角的，抱着一个啼哭的婴儿，放在膝上哄着他，想使他平息下来。那些丈夫都参加了“作战部队”的胖胖的农妇正在用手势指点着那些听话的战胜者去做他们该做的工作：劈木柴啦，把汤浇在面包上啦，磨咖啡啦；有一个士兵甚至在替他的女房东、一位手脚不灵便的老奶奶洗衬衣。
伯爵看到这种情形很惊讶，就问一个正从本堂神甫住宅里走出来的教堂执事。这位极其虔诚的老教徒回答他说：“哦，这些士兵并不凶，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全是更远地方的人，我也说不清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老婆孩子全丢在家里了，瞧，战争不会使他们高兴的。我敢肯定，他们那边的妻子儿女在他们走后也在啼哭，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不幸也和我们一样厉害。眼前这儿还不算太坏，因为他们还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且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看，先生，穷人之间必须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科尔尼代见到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建立了如此融洽的关系，感到很气愤，便转身走开；他宁可把自己关在旅店里。卢瓦佐说了一句笑话：“他们在增加人口。”卡雷—拉马东先生却说了一句严肃的话：“他们在将功赎罪。”可是他们还是找不到马车夫，最后才发现他在镇上的咖啡馆里，正和普鲁士军官的传令兵亲如兄弟似地坐在一张桌子上。
伯爵责问他道：
“大家不是吩咐过你八点钟套车的吗？”
“啊，一点不错，是吩咐过的，但后来人家又给我下了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不准套车的命令。”
“是谁给你下这道命令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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