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厅里。一张长的西餐台子上铺了雪白的台布，当中放了两瓶粉红的和杏黄的菊花，盛开着。十多个人围着台子坐了下来，朱延年紧坐在徐义德旁边，冯永祥、梅佐贤坐在徐义德斜对面，今天人到得不齐，冯永祥旁边还有空位子；江菊霞有意离开徐义德远远的，她坐在上面，在主席座位的左边。今天轮到潘信诚担任主席。穿着白制服的侍者送上来冷盘之后，潘信诚说：
“今天调调胃口，吃罗宋大菜，不晓得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冯永祥叉了一块粗大的红腻腻的香肠，吃着说：
“信老办事总合我们胃口的。”
“那倒不见得，阿永，”潘信诚笑着说，“不对，还请指教。”
“确实不错。”
“我们今天改变一种方式，”星二聚餐会是委员制，七个委员轮流主持每次聚餐会，每次总是先聚餐，吃吃玩玩，然后谈正经。上次聚餐会上有人提出谈正经的辰光太严肃，不活泼，不如一边吃一边谈。吃中菜这样谈比较困难，今天改吃西菜，换一个方式试试。潘信诚说，“接受上次建议，边吃边谈。”
江菊霞头一个赞成：
“好。”
没有一个反对的。冯永祥站起来，举着杯子，说：
“先干一杯，酝酿酝酿。”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拥护。干了杯以后，冯永祥又开口了：
“现在该我们的主席——信老发表高见了。”
潘信诚是通达纺织公司董事长，他今年虽还不到六十，办纺织厂却已经有了三十年的经验。
上海解放前两个月，他把自己经营的企业给三个儿子分了：大儿子管棉纺厂和印染厂；二儿子管毛纺厂、麻织厂和丝织厂，他认为这方面是有发展前途的；小儿子管庆丰面粉厂和永丰碾米厂。他自己呢，坐上飞机，到香港去了。过了几个月，从儿子的来信中看出共产党解放上海以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温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有工商界的代表当委员。特别是《共同纲领》，他在香港读了又读，心里安定了。他觉得不应该在香港当白华，应该回来和几个儿子一道办厂。
十二月，他回到上海，看看上海的市场很活跃，私营工商业还有发展的余地，物价并不十分稳定，尤其是粮食，这是政府最大的弱点，粮价经常往上跳。穿衣吃饭人生两件大事，潘信诚是最有兴趣的，也认为在这方面最有把握的。他看准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心里打算再多挣点钱留给儿孙，便集中头寸，开始扒进粮食。粮食越涨，他扒得越快也越多，到了旧历年关，他吃足了三万担。他等待新年开红盘，让粮价再往上跳一阵，然后在适当时机他才考虑抛出。
人民政府从徐州、芜湖运了大批粮食到上海。红盘开出来了，往回跌，粮商继续买进；市场上要多少，公家抛多少，而且粮价一直稳稳往下落。粮商喂饱了，粮价还是徐徐往下落。这辰光，粮商吃不消了，只好大泻。潘信诚手里的三万担不得不忍痛抛出去。他栽了这一个不大不小的筋斗，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真行，连管理市场也有一套，过去任何政府对上海的两白一黑，从来是没有办法的，人民政府也能解决了。他感到过去那种经营作风吃不开了。这件事，除了他三儿子和几个经手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他也不对任何人提起。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他再也不敢随便向市场上伸手，凡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他知道，一定要照办，工商界只好拥护。有时他并不完全甘心，就不大表示态度。凡是政府的事问到他，他都说好，城府很深，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讲的话，工商界朋友都很尊重。他的几爿厂由几个儿子分别掌管得也不错，他就不大到公司里去，也很少出来走动，老是待在家里。不过星二聚餐会，他是每次必到，而且很守时。他和这般工商界朋友谈得来，有些年轻后辈虽然比较浮夸，往往轻举妄动，他看不顺眼。但来了，和大伙聚聚，聊聊天，可以散散心，听听行情。
“阿永，你怎么‘将’我爸爸的‘军’呢？”说这话的是潘信诚的大儿子，潘宏福，通达棉纺厂和通达印染厂的经理。他想替爸爸解围。
“他总是钉着我，”潘信诚半闭着眼睛，幽默地说，“叫我下不了台，要我好看。”
冯永祥慌忙站起来，拱拱手，赔礼道：
“不敢，不敢。”
潘信诚微微笑了笑。他早就有了准备。因为今天聚餐会轮他主持，他提早一小时来，和马慕韩他们初步交换过一点意见，心中有了数。他望了冯永祥一眼，不慌不忙地说道：
“阿永真会想点子，出题目给我做文章。”他想起昨天大儿子宏福给他谈的检验的事，说，“那么，先谈谈棉纺等级检验问题吧，大家觉得哪能？”
“听说棉纺业最近很关心这个问题，谈谈也好，”金懋廉说，“我没有意见。”
“金融界真是消息灵通，”冯永祥说，“棉纺业的事体也清楚。”
“那当然，银行里哪行哪业的事都清楚，尤其是我们的懋廉兄。”柳惠光说。他曾经向金懋廉轧过头寸，知道金懋廉对西药业也了解。
“但是比我们永祥兄差得远。”金懋廉一句话还过去，冯永祥不言语了。
“好。”徐义德插上去说，“最近花司为了促进棉纱的品质，提出检验分等的办法。别的厂我不晓得，就我们沪江纱厂来说，这个办法行不通。应该凭商标分等级，商标是我们各厂多年努力的结果，不管是飞马或者是双鱼，在市场上有多年的信用，这就是等级。凭商标分等级最好了。我们要一致反对花司这个检验分等的办法。”
江菊霞点头称是，碰一碰潘董事长，说：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她伸出细嫩的胳膊向台子上的粉红的菊花一指，来加重她的语气，“据公会方面接触到的厂方来说，这两天大家都为这件事议论纷纷，除了个别没表示态度以外，几乎是全体反对花司的办法，他们要求棉纺公会出来撑他们的腰，正面向花司表示态度：干脆不同意。”
“不能同意。”潘宏福的通达棉纺厂的机器是新旧参半，产品质量不高，当然怕检验。
“对呀。”这是大家的声音。
朱延年立刻想到发往苏北的那二百磅的酊剂，如果也像棉纱这样一检验，那不是等级问题，而是真假问题，就很严重了。他紧张地说：
“反对检验。”
大家不知道他的话里包括也反对检验药品。在大家一致反对声中忽然有人这样说：
“这件事体要仔细考虑，不应该简单地反对。花司这次提出来是为了促进棉纺品质，这一点我们反对不得，一反对，我们就没有道理了。检验分等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等级高的工缴高，等级低的工缴低，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办法。我们办厂的应该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我同意检验分等。”
大家听了这一番议论，暗暗吃了一惊，视线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坐在大餐台子的尾端，恰巧和潘董事长面对面，他的父亲是上海棉纺界的有名人物，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从小喜爱钱财，青年的时代就在钱庄里当学徒。他父亲生平相信阴阳先生，遇事求神问卜，曾经有一位相面先生看了他父亲的面相之后，说：“从气色上，不宜读书做官，但将来地位高于道府，可是无印。名利双收，一路风光。”这虽是几句无稽之谈，他父亲私下却很高兴，拼命钻研《美国十大富豪传》，找发财致富的门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见纱厂赚钱，就和朋友合作，开办了兴盛纱厂。当时美国为了推销机器，纱厂设备可以分期付款，他们乘此机会添了一万纱锭。这样一帆风顺，逐渐发展，加上他父亲深深懂得“若要发，工人头上刮”的剥削妙诀，锱铢必计，千方百计地剥削工人，积蓄了不少钱，把朋友的股票吃过来，兴盛纱厂就成了他家唯一的大股东。这个厂发展到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是具有十万纱锭的现代化的纱厂了。上海解放不满一月，他父亲因病过世，这份产业就落在儿子手里。这青年担任了兴盛纱厂的总经理，但他对于办纱厂却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还不到两年，满脑子里尽是些远大计划和个人的抱负，束缚在一个十万纱锭的纱厂里，他并不满足。他自己常说：希望在人民政府里有个一官半职，虽不能名扬天下，也盼望荣宗耀祖，乡里知名。他最初对办厂没有多大兴趣，后来经过朋友劝说，告诉他：要想有个一官半职，首先要搞好经济基础，办厂就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这才扭回头来关心厂里的生产。他姓马，叫慕韩，工商界的人叫他小开。
徐义德仔细研究了马慕韩的意见，见大家不发言，他笑嘻嘻地望着马慕韩说：
“慕韩老弟，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德公。”马慕韩严肃地望了大家一眼，露出很相信自己见解的神情，说，“大家研究。”
“棉纱等级检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是等级如何划分？其次是如何检验？谁来检验？检验不对怎么办？既然等级检验，那我们多年努力结果的商标还要不要？老实讲，在座没有一个外人，我们这些私营厂大半设备不全，管理不善，机构臃肿，出的产品难免高低不一，常常要搭配点次货，如果选样选到次货检验，那别的纱就要连带降级。这个亏我们吃不起，这个本也赔不起。”
潘宏福支持徐义德的意见：
“德公的话有道理。”
“对呀！”几乎大家都同意徐义德的意见。
潘董事长老成持重，不大随便发表意见，他当时没有表示态度。但大家知道潘宏福的意见就可以代表他的。马慕韩一边听徐义德说一边摇头：
“这样的话，我们私营厂就应该要增加设备，改善管理，精简人事，减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江菊霞说：
“说得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能做到这样，恐怕就不是私营厂了，”她学徐义德的口吻叫了一声：“慕韩老弟。”
马慕韩立刻还过来一句：
“菊霞大姐，”他这一叫，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却很严肃地说下去，“解放以后的工商业家应该和解放以前的工商业家有所不同，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厂永远停留在落后的地位，要进步。要想做一个新时代的工商业家，我们首先要把厂办好。”
徐义德忍耐不住，他又说了：
“现在不是学习会上谈理论，《共同纲领》要到下礼拜才学，那时候唱高调很容易，大家都会。这是实际问题，这是钞票问题。每个厂都有二三十年历史，少的也有十年左右的历史，改善不是很简单的事，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事。共产党的主意好是好，只是太急了一点。没有钞票，赔不起本，进步不起来。”徐义德话里暗暗指马慕韩这位小开，不在乎钞票，当然可以大谈进步。
“你说得不对，德公。”马慕韩坚持自己的意见，反驳了他一句，“进步也不是可以用钱买的，主要看思想。一个人的行动是由他的思想支配的。思想落后，有钞票也进步不起来。”
“不过进步太快了，工商界朋友们追随不上，也无法高攀。”
“进步不进步，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总不能叫别人不进步，等着奉陪……”
徐义德听了这几句话实在忍受不下去，他的脸变色了，慢慢泛红了。冯永祥一看情势不妙，恰巧侍者送来了热呼呼的牛排，一股香气扑向人们的鼻子，他端起一杯威士忌来打圆场：
“啊哟，一谈正经就这么严肃，弄得我昏头昏脑，实在吃不消。”他无产无业，对大家谈的检验问题没有兴趣，有意扭转大家的注意力，说，“来，来来，大家先干一杯。”
大家举杯干了。冯永祥用叉子按着牛排，一刀切开，里面还有一丝丝的血，吃了一口，很嫩，他说：
“今天的牛排确实不错，德公，我们两人再干一杯。”
徐义德又干了一杯。
从餐厅外边走进来一个矮矮小小的瘦子，他的脚步很轻，一直走到大菜桌子旁边，才首先被冯永祥发现，他高声叫道：
“仲笙兄今天怎么迟到了，来，来来，我这儿正好有个空位子，请坐请坐。”
那瘦子向桌上的人一一含笑点头，然后坐到冯永祥隔壁的空位上。冯永祥马上给他斟满了一杯白兰地，说：
“无故迟到，罚酒三杯。”
“阿永，你饶我一次，我还空着肚子呢，三杯白兰地下去要醉倒的。”
“你是智多星，自然有办法。”
“实在不行。”
潘信诚给他解围：
“仲笙，那么，你先喝一杯好了。”
那瘦子马上举起杯来，向大家晃了晃，微笑地说：
“我奉信老之命，敬各位一杯酒，——先干为敬。”他仰起头来一饮而尽，对大家抱歉地弯弯腰，坐下去。
冯永祥不好再说，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想出个点子，开他个玩笑。他眼睛一动，知道朱延年不认识他，便站起来说：
“延年兄，我还没有给你介绍呢，这位是唐仲笙先生，”他指着那个矮矮小小的瘦子说，“别看他人生得矮小，可是人小心不小，一肚子诡计，短小精悍，聪明绝顶，有名的智多星。《共同纲领》他可以倒背如流，又是税法专家。他是东华烟草公司的大老板，最近市面上风行一时的仙鹤牌香烟，就是他老兄出产的名牌货。”
“不敢当，不敢当，”唐仲笙谦虚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大老板，尤其是在各位面前，不过在东华有点小股子，都是靠在座各位的提携。”
“你不是大老板？我说错了吗？”冯永祥问自己，隔了一会改口道，“你是大老板中的小老板，对不对？”
唐仲笙觉得符合自己在星二聚餐会的身份，微微点头，说：
“这倒差不多。”
冯永祥接上去补了一句：
“可是在小老板中你又是大老板。”
“那倒不见得。”唐仲笙摇摇头。
“妙句妙句，”潘信诚赞不绝口，对冯永祥说，“你真会讲话，越来越聪明活泼了。阿永，来，我跟你干一杯。”
“不敢当，”冯永祥给自己杯子斟满，对潘信诚举起，说，“我敬信老一杯。”
他们两人干了杯。冯永祥坐下去，指着朱延年对唐仲笙说：
“我忘记告诉你了，这位是福佑药房经理朱延年兄。”
冯永祥一不开口，餐厅里顿时就静下来了，只听见刀叉碰着瓷碟子的声响。唐仲笙吃了一点菜和汤下去，肚子有了底子，想站起敬朱延年一杯酒，头一次见面，要联络联络感情。他看到大家低头在吃菜，有的手里拿着刀叉在想心思，料想他来以前一定是争论一个啥问题还没有解决，给他进来打断了。他识相地没有敬朱延年的酒，歪过头去，低声问冯永祥，刚才是不是在谈啥问题，冯永祥用叉子指着他说：
“你真不愧是个智多星，啥事体一看就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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