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钟。沪江纱厂铜匠间里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群当中是一张长方桌——用三张八仙桌拼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块白布。长方桌上端坐着杨健，他正对面坐的是徐义德。徐义德一走进铜匠间，看见那许多人就料到今天的情况不妙，坐下来以后，他有意把头低下，暗中却又不时觑来觑去，但看不太清楚，又不敢完全抬起头来看。他的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眼光经常望着那只细白的肥胖的手。
铜匠间里像是处在暴风雨的前夕，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这平静里仿佛孕育着巨大的声音，随时可以爆裂开来。在肃静中，徐义德听到杨健充满了力量的声音：
“……过去你只坦白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态度极不老实。本来，我们可以根据掌握的材料处理，为了挽救你，没有做结论。我们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做到仁至义尽，希望你彻底坦白。今天会上，要你表示态度，别再耍花招。你坦白，或者不坦白，我们好处理。以前写的讲的，今天要在会上总交代，交代得好，算你坦白；交代得不好，工人同志不允许的。人民政府的法令也不允许的。你现在考虑考虑，想好了再讲。”
从课室回去的第二天下午，徐义德又交了一份坦白书，比过去增加了一些琐碎的项目，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坦白。杨健料到徐义德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还存着蒙混过关的幻想。他便把最近沪江纱厂的情况写了个报告给区委，建议召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大会。区委批准了他的意见。今天就召开了会，厂里有关的职工和资本家代理人都出席了。他向徐义德讲清了道理。徐义德听完了，慢慢抬起头来，向杨健感激地点了点头，顺便向左右两边望了望：梅佐贤和韩云程坐在他的左边，他右边是郭鹏和勇复基，再过去有不少工人，他只认识余静、赵得宝、严志发、钟佩文、汤阿英和陶阿毛这些人，许多车间的工人面孔很熟，名字可叫不上来。他看到陶阿毛，马上把眼光转过去，生怕被人发现，但又情不自禁地睨视了他一眼。他心想梅佐贤、郭鹏和勇复基这些人，在紧要关头就不起作用。这样大规模的会，事先为啥没告诉他？幸亏陶阿毛没有把他忘记，通过梅佐贤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要开这个大会，使他精神上有了一些准备。陶阿毛怕他坦白交代，特地编造群众工作组的一些假情况告诉他，鼓励只要今天这个会能够顶过去，问题就差不多了。他在会场上看到梅佐贤、郭鹏、勇复基和陶阿毛这些人，使他稍为放心：除了韩云程归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去以外，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动摇，那么，自己的态度硬到底也就有了把握。他听完杨健讲话，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拘谨地站了起来，按照他事先想好的三部曲表演：首先摘下那顶深蓝色麦而登人民装的帽子，然后低下了头，最后两手垂直，毕恭毕敬地发言，声调低沉而迟缓，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
“杨部长，我绝对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你到厂里来以后，再三再四开导我，我再不坦白，实在没有良心，也对不起党对我的教导。我晓得的，我都交代了；我不晓得的，我不好瞎说……”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一个老年女工站了起来，大声质问道：
“啥人要你瞎说？你犯的五毒，你自己不晓得？你不老老实实交代，我们工人不答应！”
这是细纱间的秦妈妈，说到最后，她把胸脯一拍，来加重她的语气。
徐义德不慌不忙地说：
“我晓得的，一定交代。”
“那我问你，那一阵子车间里的生活为啥难做？”
徐义德看秦妈妈气势汹汹的那副腔调，以为她掌握了重要材料，一听她问的不过是一般的生活难做问题，他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慢慢说道：
“生活难做的原因，仔细研究起来，很不简单，这里面有机器问题，工人的工作法问题，清洁卫生工作问题，工人的劳动态度问题……”
“你提的这些问题，想把责任往工人身上推；我问你：这里面有没有原棉问题？”秦妈妈气愤填膺，盯着徐义德。
“当然，不能说原棉不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你既然承认原棉是其中一个问题，生活难做的主要问题是啥？”
徐义德见秦妈妈立刻抓住原棉问题，而且要他说出主要问题，他感到势头不对，不能掉以轻心，要小心对付，讲究措词：
“这就要仔细研究了。”
“你还要仔细研究，要研究到哪一年才弄得清爽？”秦妈妈冷笑了一声，说，“重点试纺的辰光生活为啥不难做？”
“正在研究，还没有得出结论。”
韩云程见徐义德学他过去的语调，还想实行拖延战术，碰着秦妈妈这个富有经验的对手，不大容易蒙混过去，何况参加会议的那许多人还没有发言哩。他亲身体会拖延不是一个办法。听到徐义德话里一再重复“研究”这两个字，他内心便有些羞愧，这原来是他的挡箭牌啊，现在被徐义德利用上了。
“生活难做的辰光，钢丝车上的棉网满布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很多，条干不匀，造成细纱间的断头率不断提高，有六百多根；重点试纺和试纺点扩大的辰光，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工人，同样的工作法，同样的清洁卫生工作，可是钢丝车上的棉网很少云片，棉卷棉条的杂质也少，条干均匀，细纱间的断头率突然降低，只有二百五十根，而且是一级纱，这不是原棉问题是啥问题？”
秦妈妈摆事实讲道理，问得徐义德目瞪口呆，一时回答不上来，他也不愿意回答。但是原棉问题摊开在他面前了，既不能避开，也无法说是和原棉无关，他眉头一动，小心地说道：
“花司的花衣供应不稳定，有时花衣好一些，有时花衣差一些。”
“我们生活难做的辰光，花司供应坏花衣；我们重点试纺，花司就供应好花衣？”杨健识破徐义德把责任往花纱布公司身上推，这只狡猾的狐狸又想逃走了。他便抓住，问徐义德，“是不是？”
董素娟听杨健幽默的语调，忍不住笑出声来，坐在她旁边的汤阿英连忙碰了一下她的胳臂。董素娟会意地马上用手捂住嘴，望着徐义德尴尬的表情，看他怎么回答。
“也不是这个意思。”徐义德的声调低了。他预感到情况发展有些不妙：不单是秦妈妈一个人向他进攻，杨部长开口了。
余静接着说：
“我们过去不止一次上你的当，你别再想欺骗我们了。我们现在懂得你那一套拿手好戏，啥事体都往别人身上推，同你徐义德没啥关系。你想想，哪桩事体不是你出的坏主意？坏花衣是花司配的，不是你徐义德买来的。同样是花司的花衣，为啥重点试纺的辰光花衣忽然变好了呢？真奇怪！”
“真奇怪！”管秀芬说，“花衣自己会变戏法呀！”
“真奇怪！花衣一歇变好，一歇变坏！”会场上的工人，你一句我一句连声说，“真奇怪！”
“徐义德，你快坦白交代！别梦想欺骗我们，我们工人今天绝不放你过去！”陶阿毛涨红着脸说，叫别人相信他真的在生气。
杨健见徐义德冷静地站在那里，头虽然低着，一对眼睛却不断向左右窃视，在暗暗观察会场上的动静，寻思怎样对付这个局面。杨健不让徐义德有喘息的机会，单刀直入地问：
“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徐义德还没有拿定主意，默默地没有回答。
“回答杨部长的问题呀，”管秀芬生气地说，“怎么，忽然变成哑巴了？”
徐义德想起梅佐贤曾经在劳资协商会议上说过：花纱布公司每件纱只配给四百一十斤，沪江厂用棉量比别的厂多一点，要用四百一十几斤，到交纱末期，车面不够，只好买点次泾阳花衣加进去。当时工人方面听得有道理，就没再追问下去。他很赞赏梅佐贤的妙计。他认为这一着现在正好派用场，便说：
“花司每件纱只配四百一十斤，不够，我们只好加点次泾阳花衣进去。次泾阳的花衣是比较差一点，对质量多少有点影响。”
秦妈妈料到徐义德会把次泾阳作为挡箭牌抬出来的，她早就等待了，连忙抓住问他：
“你这个次泾阳是从啥地方买来的？”
徐义德觉得秦妈妈这个问题问得叫人好笑，不值一答，但表面上装出很严肃的神情，认真地答道：
“是从信孚记花行进的货。”
“信孚记花行是从啥地方进的货？”
徐义德没料到秦妈妈追问到信孚记花行的货源，这可是问题的要害呀！他差点回答不上来，低下头想了一下，说：
“这要问信孚记花行。”
“你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你真不晓得？”秦妈妈正面盯着徐义德，看他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神情有点慌张，便又重复问了一句，“是真的不晓得？”
徐义德暗暗咬紧牙关，一口否认：
“真不晓得。”
“要是晓得呢？”
“我不是那种不老实的人。”
“我倒晓得……”
秦妈妈说了半句，有意停了下来，看徐义德的态度，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徐义德以为秦妈妈吓唬他，并不是真的晓得，便稳坐钓鱼台，闷声不响，听秦妈妈的下文。会议上的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秦妈妈的脸上，急于想从她的嘴里知道影响全厂生活难做的秘密。秦妈妈在杨健和余静的领导下，对“次泾阳问题”做了专门调查研究，信孚记花行的职工也在五反运动中检举了这方面的材料，提供了确凿的人证物证。秦妈妈等了一歇，徐义德还是不开口，她说：
“要不要我告诉你？”
徐义德轻轻地弯了弯腰：
“好的。”
“信孚记花行是从沪江纱厂进的货！”
汤阿英和郭彩娣她们大吃一惊，诧异的眼光都对着徐义德。徐义德还不死心，仍然企图抵赖：
“我们沪江纱厂从来没有卖过次泾阳的花衣给信孚记花行，这有账可查，如果真的卖过，我徐义德一定认账。”
梅佐贤见秦妈妈一直追问次泾阳的货源，他身上直冒冷汗。这是他一手经办的呀！秦妈妈虽说是一步步向徐义德进攻，但火力的威胁使他感受比徐义德还要深切！徐义德正面顶住，矢口否认，说得有凭有据，庆幸徐义德的远见，把沪江纱厂的破籽卖给信孚记花行，由信孚记花行自己去处理加工，在沪江纱厂的账面上抓不到把柄。他听到这里，暗暗松了口气。
秦妈妈英勇地继续前进，她高声地说：
“账，我们早就查过了。沪江纱厂的确没有卖过次泾阳给信孚记花行……”
徐义德得意地抬起头来，插上一句：
“我从来不说假话！”
“别忙表扬自己，”管秀芬瞪了徐义德一眼，说，“秦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哩。”
徐义德的头低了下去。秦妈妈继续说：
“沪江纱厂把破籽卖给信孚记花行，是不是？”
徐义德点点头。
“信孚记花行用梳棉机把破籽梳一梳，再用硫磺一熏，就变成次泾阳了，再卖给沪江。你晓得？”
“我不晓得信孚记花行的情况。”徐义德心慌了，他奇怪秦妈妈哪能了解得这么清爽。
“啥人是信孚记花行的老板？”
“信孚记花行是合股公司。”
“你有没有股子？”
“多少有一点。”徐义德现在感到秦妈妈所问的每一句话的力量，不能再完全赖账了，但设法尽可能缩小一些无法抵赖的事实。
“啥人的股子最多？”
徐义德见秦妈妈一步步逼得更紧，叫他躲闪不开，却又不甘心完全承认，梦想再负隅抵抗一阵，摸摸秦妈妈的底盘，看她究竟掌握了多少真实情况。他摆出回忆的神情，歪着头想了想，说：
“因为忙，很久没有参加信孚记花行的董事会了，不了解啥人的股子最多。”
“要不要让秦妈妈告诉你？”杨健望了徐义德一眼。
“也好。”徐义德无可奈何地说，声音很低沉。
“股子最多的就是你！沪江纱厂的徐义德把破籽卖给信孚记，信孚记的徐义德把破籽变成次泾阳，再卖给沪江纱厂的徐义德。你这个徐义德却啥也不晓得！”
汤阿英气愤愤地站了起来，指着徐义德说：
“你好狠心，害得我们工人好苦，还想赖账吗？”
会场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的手不约而同地都指着徐义德，愤怒的眼光都集中在徐义德的身上。徐义德的脸微微发红，头更低了，可是他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真的变成哑巴了。
“你看看，韩工程师就坐在你旁边，”余静看徐义德还不肯交代次泾阳问题，便让大家坐了下来，她接着说，“做了坏事是隐瞒不了的。你不坦白，别人会坦白的。徐义德，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的好。”
徐义德一听余静点出韩工程师在场，他心里更加紧张，想起韩云程已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难道说花衣问题也完全交代了吗？归队就归队，为啥要“揭”徐义德的“底”呢？太不够交情了。也许没有，是余静有意压一下，想叫徐义德交代。他心里稍为安定了些。他微微抬起头来，看见韩工程师站了起来，他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刚才隐隐发红的脸现在却变得铁青了。他仔细在听韩工程师说：
“余静同志说得好，做了坏事是隐瞒不了的。秦妈妈已经把次泾阳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徐义德，你老老实实地交代吧……”
郭鹏听到“次泾阳”三个字，根根神经紧张了，吃惊的眼光木然地盯着韩工程师。他想：这下可糟了，秦妈妈虽然揭露了沪江纱厂和信孚记花行来往的秘密，但和他没啥关系。韩云程坦白“次泾阳”，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了解“次泾阳”的名称是郭鹏给取的，那他摆脱不了这关系。勇复基吓得低下了头，不敢呼吸，他后悔不应该去参加那一次总管理处倒霉的秘密会议，现在无论如何也跳不出这烂泥坑了。梅佐贤心里很坦然，他不动声色，坐在那里。他知道：天掉下来有徐总经理顶着。他端徐总经理的饭碗，当然服徐总经理管。资方代理人还有不为资本家服务的道理吗？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正要紧紧靠着徐总经理，“五反”过后，料想徐总经理不会亏待自己的。徐义德给秦妈妈进攻得浑身有气无力，已经招架不住，这时又亲自听了韩工程师这几句话，迎头又受到一闷棍，打得他非常沉重，痛上加痛几乎讲不出话来。他在广播里听到韩云程归队，还以为是大势所迫，不得不应付应付，现在听他那口气，完全不是应付，而是不折不扣归了队。那么，“次泾阳”以外的问题，当然也向“五反”工作队坦白了。他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个缺口堵住。秦妈妈只是揭露问题的一个方面，韩云程却了解生产方面的全部情况，如果这个缺口突破，汹涌澎湃的大水通过这个缺口便会冲垮他的防堤，一泻千里，洪水泛滥，便不可收拾了。他向韩工程师笑了笑，用那鹰隼一般的目光注视着韩工程师：
“韩工程师是学科学的，态度严肃，办事认真，不随便讲话。你是我们厂里的技术专家，沪江靠了你，我们的事业不断扩大。我对你一向是很尊敬的。你每次讲话我都深信不疑，可是这一次——也许是你的记忆不好，没有把事体说清爽，使人容易误会。我们厂里过去用过‘次泾阳’，工务日记上写着的，报表上也填了的，因为花司配的花衣不够，我们不得不自己买点花衣贴补上，你说，是吧，韩工程师。”
徐义德最后两句话充满了热情和无限的希望。他热望韩工程师再回到他的身边，即使不肯马上回来，也不要使他太难堪了。他这一番话在韩工程师的心里确实起了作用，总经理就坐在自己的面前呀，多年的交情，哪能抹下这个面子呢？要是现在当面顶撞，以后要不要在一块儿共事呢？在徐义德面前，秦妈妈又把“次泾阳”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他第一次听到这里面的内幕，叫他吃惊，也使他懂得做了事是隐瞒不住的。他不能作证“次泾阳”的秘密。可是杨部长的眼光正对着他哩，他在杨部长面前能够不作证吗？他曾经向工会谈的那些事哪能好收回？说出去的话，谁也没有法子收回了。他一时解脱不开尴尬的处境，只好紧紧闭着嘴。杨健看韩工程师拉不下脸来说话，他亲自点破徐义德：
“花司给别的厂配的花衣够，同样数量的花衣，沪江就不够，你说，奇怪不奇怪？照你这么说，你贴补了很多‘次泾阳’，那么花司还欠你不少花衣了？”
“已经贴补进去，不必再算了。”
“那你不是吃亏了吗？”杨健的眼光转到徐义德的身上。
徐义德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杨健追问：
“你一共用多少‘次泾阳’换了好花衣？”
徐义德从杨部长口气里已经知道韩云程啥都坦白了，秦妈妈揭露的那些材料，物证人证俱在，再也没有办法隐瞒下去。现在再坚决否认，那对自己不利。他毅然下了决心：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干，干脆坦白。他想用坦白把韩云程这个缺口堵住。他低着头，用悔恨自己的语调，沉痛地说：
“唉，这是我的过错。从一九五〇年六月起，棉花联购处宣布联购，私营厂不能自行采办。花纱布公司配棉很好，纤维很长，我资产阶级本性未改，觉得有利可图，就在信孚记花行买了一些黄花衣搭配。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次泾阳’。我先后一共买了两千多担，大约用了一千八百担，现在还留下两百多担在仓库里没用。余静同志提出重点试纺以后，我就没敢再用了。以一百万元一担计算，一千八百担共取得非法利润十八亿。细账要请工务上算。这是我惟利是图。盗窃国家资财是违法的，请上级给我应得的处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
徐义德说完了，连忙又补了一句：
“这些违法的事情是我个人做的，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希望上级给我处分好了。”
“这个我们了解，当然和韩工程师没有关系。不用你操心。现在就是要你彻底交代。”杨健说。
“是的，我要彻底交代。”
钟佩文匆匆走到余静面前，附着她的耳朵，低低地告诉她夜校教员戚宝珍要来参加今天晚上的会议，已经踉踉跄跄走进大门了。余静一听到这消息，马上皱起眉头：戚宝珍那个病哪能参加这样激烈的会议呢？她的身体支持不住的？余静要他赶快劝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进入会场，派人送她回去好好休息。他站在余静旁边，迟迟不去，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他这个夜校教员怎么能够阻止戚宝珍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呢？不说别人，就说他自己吧，听到这样重要的会议，不管身体哪能，一定也要来参加的。余静察觉他的顾虑，果断地说：“你告诉她，是我不让她参加的。她要是生气，过两天，我亲自到她家去解释。”钟佩文立刻走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回到铜匠间，坐在汤阿英附近的木凳子上。
汤阿英听到徐义德坦白用了一千八百担的坏花衣，顿时想起从前那段生活难做的情景，心里汹涌着一股抑制不住的愤怒。她听了徐义德的坦白，霍地站了起来。
坐在她前面的人闪出一条路，她站在长方桌旁边，感到无数只眼睛都在对着她，耳朵里乱哄哄的，听不清楚是啥声音。她两只手按在桌面上，右手抓住白台布，激动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点。这时，整个铜匠间很平静，她知道大家在等她发言。她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慢慢地说：
“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她说到这里激动得再也讲不下去了。
余静在一旁鼓励她：“慢慢讲好了。”
“我要控诉徐义德的罪恶，”等了一会，汤阿英才接下去说，“你害得我们工人好苦呀！你用坏花衣偷换国家的好花衣，我们流血流汗，你吃得肥肥胖胖。我们累死了，你还不认账，说我们做生活不巴结，清洁卫生工作不好。我的孩子都早产了，这样做生活还不巴结吗？徐义德，你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坏家伙，你有良心吗？……”汤阿英讲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句紧接着一句，声音也渐渐放高了。她每一句话像是一粒火种，散发在人们的心田上，立刻燃烧起熊熊的愤怒的火焰。
坐在韩云程紧隔壁的清花间老工人郑兴发心里特别激动。他在清花间做生活总是很巴结的，就是因为徐义德盗窃国家原棉，车间生活难做，工人同志们怪来怪去，最后怪到清花间。余静虽然在工厂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是原棉问题，不怪清花间，可是没有水落石出，在人们心上总有个疙瘩。徐义德坦白交代才完全道出问题的真相，给汤阿英一提，他的心像是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激动。他站了起来，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要把徐义德的丑事揭出来。在纱厂里，清花间顶重要。清花间花卷做不好，那么，钢丝车棉网不灵，影响棉条，粗纱条干不匀，细纱断头率就增多，前纺就影响到后纺。细纱间工人骂粗纱间工人，粗纱间工人骂钢丝车工人，钢丝车工人骂清花间工人，从后纺骂到前纺。这个车间和那个车间不团结，大家都怪清花间。我在清花间做了二三十年的生活，哪一天也没有磨洋工，生活做得不能再巴结了。本来一千斤一镶，不分层次；后来五百斤一镶，分八层，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做到家了，后纺的生活仍旧不好做。毛病出在啥地方？余静同志和秦妈妈把资本家偷盗原棉秘密揭出来，盗窃国家原棉，破坏我们工人团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徐义德。徐义德一共盗窃国家多少资财，要详详细细地算出来。”
“是呀，就是徐义德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陶阿毛大声叫了起来。
铜匠间各个角落同时发出相同的声音。可是谭招弟靠墙坐着，闷声不响。自从生活难做以后，她最初是怪细纱间，后来又肯定是清花间不好，余静在会上虽然说过，她听了心里总是不服，相信自己是对的。她老是说：骑着毛驴看书——走着瞧吧。她认为总有一天可以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这一天终于到了，但证明自己的意见不对。事实不可驳倒，心中也服了，她面子上还有点扭转不过来。
汤阿英等郑兴发讲完了，她举起右手高声叫道：
“我们要徐义德彻底交代五毒罪行，不胜利决不收兵！”
大家都跟她大声叫了起来。汤阿英叫过了口号，转过身子要退到后面去，余静要她坐在刚才发言的地方。她就坐下了。她现在感到非常舒畅。
徐义德见汤阿英慷慨激昂的发言，而且还叫了口号，确实叫他吃了一惊。他深深感到上海解放以后变化太大了，秦妈妈那样的老工人发言有步骤有层次，条理清楚，一步步向他紧逼，叫他不得不服帖；汤阿英这样女工也毫不在乎地指着他的鼻子叫口号，使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力量压在他的心头。他一向是骑在别人头上过日子的，今天才觉得这个日子过去了，要低下头来。他低声地说：
“我一定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把盗窃国家原棉的细账算出来，呈交杨部长……”
“其它方面呢？”杨健问他。
“还有哪个方面？”徐义德故作不知，惊诧地问。
“哪个方面？”杨健看他装出那股糊涂劲，想从他的口气里探风声，就反问道，“你自己的五毒行为还不清楚吗？”
“清楚，清楚。”徐义德不敢再装糊涂。
“那就交代吧。”
徐义德望着吊在铜匠间上空的一百支光的电灯在想，他感到今天这盏电灯特别亮，简直刺眼睛，叫人不敢正面望。可是杨健的眼光比这盏电灯还亮，照得他无处躲藏。他想了一阵，说：
“关于偷工减料方面，我想起了两件事：去年人家用包纱纸，我下条子叫不用。打大包可以多拿十个工缴，打包不够，没打，棉纱商标也减小……”
杨健止住了他往下说：
“这是小数目，你就重大的方面谈……”
“我想不出了。”徐义德站在那里，两只手放到袖筒里去，不再讲了。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徐义德听杨部长一追问，不敢应承，却又不愿否认，很尴尬地站着。他把头歪过来，似乎在回忆。
“要不要别人帮你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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