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色的天空上，繁星闪闪。徐公馆那条幽静的马路上，越发显得幽静，附近花园洋房的灯光像星光一样闪闪。朱筱堂躺在弹簧单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到了上海，姑母待他不错，守仁经常带他出去白相，姑母又告诉他台湾那边的一些消息，但听口气，好像那边暂时不会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又打不起来，使他未免有点失望。上海生活固然比乡下好多了，老这样住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娘在乡下还等他的音信哩。他想向姑妈借点钱，早点回去。想到这儿，他眼皮慢慢合起，沉沉入睡了。
一阵阵急促的铃声把朱筱堂惊醒了。铃声响后，是啪啪的打黑铁大门的声音。他警惕地爬了起来，想起自己在上海好久了，一定走漏了风声，说不定有人来抓他了。他惊愕地睁着眼睛，凝神谛听窗外的动静。
哗啷一声，老刘把黑铁大门开了。朱筱堂的窗户上忽然闪现手电筒的光芒。这光芒说明了一切。他霍地跳下床来，走到窗口，隔着鹅黄色的纱布窗帘，望到两个人民警察手里拿着手电，一边照着楼上，一边向屋子走去。不容他有丝毫怀疑，不是来抓他的，人民警察来做啥呢？黄豆大的汗珠马上从他额角上渗透出来。
他连忙退到屋子当中，又摸到窗前，在纱布窗帘的空隙中往外一看，黑铁大门敞开着，外边是街灯，没有一个人影。他眼前现出了一线希望：从窗口跳出去，赶快逃走。再往窗下一看：他踟蹰了，楼房那么高，下面是光滑的水门汀，跳下去，不摔死，也一定跌伤。他望着窗下水门汀的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另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打开卧房的门，冲出去，逃走。他蹑着脚走，走到门口，听外边的动静：外边的脚步声好像正向他的卧房走来，打开门，不是正好给抓到吗？他向卧房环视了一下。这间卧房原来是徐公馆的客房，一些内亲往来住的，白天看起来，相当宽敞，现在却感到十分狭小，竟没有朱筱堂容身的地方。他感到待在这里非常危险，却又没法离开，转身看到卫生间，好像忽然得救，立刻退到那里面去了。马上把门锁上，他觉得还不够保险，顺手抓起卫生间里那张白漆小凳子，双手把它举起，雄赳赳地冲着门站着。准备万一两道门给打开了，他便用凳子打人民警察，拼个你死我活。
奇怪得很，卧房里没有一点动静。他想一定是打听他住哪一个房间，或者正在找钥匙。他屏住呼吸，紧紧抓着凳子的腿，在准备迎击。
人民警察确实走进客厅，可是没有上楼。楼上的人给刚才一阵铃声和打门声惊醒了。徐义德穿着一身紫红色绸子的晨衣，走下楼来，望见两个人民警察，兀自一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满地瞪了老刘一眼：
“有人来，怎么事先也不通报一声？”
老刘吓得退后一步，怯生生地说：
“是两位同志自己进来的……”
“当然是自己走进来的，这还用说！”
“是，是……”老刘不敢往下说。
“以后要注意，”徐义德暗暗看了人民警察一眼，见他们站在客厅那里没动，好像知道他心中不满意，便进一步说，“我明天一早还要到政协开会哩。”
徐义德新选上长宁区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他想用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暗中压一压人民警察，让他们知道徐家是不好随便动手的。人民警察并没有给吓住，毫不在乎地说：
“这不能怪刘同志，是我们自己进来的。”
徐义德放下笑脸，故作镇静地问：
“有紧急的事体吗？”
他心里怀恨朱瑞芳。朱筱堂在乡下好好的，为啥要同意他到上海来呢？来了，又要守仁陪他出去白相，招摇过市，人家会不知道吗？徐义德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再加上一个“窝藏地主”，这个罪名可不小呀！朱筱堂一到上海，他心头就蒙上一层暗影：料想会出事的，却没料到来得这么快，又这么突然，简直叫他措手不及。要是早一点知道，可以把朱筱堂送走，有事出在路上，他就不负责任了。现在人就在他家里，徐义德和朱筱堂能脱掉干系吗？这真叫人束手无策。他接着想到，今天夜里给抓去也好，虽然沾上一点嫌疑，凭他在上海各方面的关系，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好歹他是朱瑞芳的内侄，把事情推在她身上。他稍为定了定神，看人民警察怎么回答。
“当然有要紧的事体，否则也不会来打搅了。”
徐义德不等对方说完，立刻插上来表白：
“最近厂里很忙，我不常在家，不大了解家里的事，有啥亲友往来也不大清楚……”
朱瑞芳听到外边的动静，连忙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来了。她听到徐义德的话，知道他的用意，接上去说：
“是呀，义德这一阵子可忙坏了呀，早出晚归，连我们也很难和他照面。有啥事体，你对我说好了。”
“我们找徐守仁。”年轻的人民警察说。
朱瑞芳听到儿子的名字，惊诧地大声问道：
“徐守仁？”
中年的人民警察肯定地点点头。
“找他做啥？”徐义德不解地问。
“他作的案子告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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