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筱堂从上海回到无锡梅村镇，天色已晚，家家户户都吃过晚饭休息了。村子里静幽幽的，听不到人声。从窗口和门缝里泄露出来的灯光，疏疏落落，照得村当中那条碎石子大路时明时暗。他手里拎着一个大包袱，悄悄走到家门口，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门开了，娘伸过颤巍巍的手，紧紧抓住他，说：
“你可回来了。”
她把门关好，对他浑身上下仔细端详一番，脸上闪着兴奋的笑容：
“到上海去了一趟，你长胖了哩。”
他低下头来向自己望了望；还是穿着那身老蓝布的衣服。离开上海前夕，姑妈把徐守仁的两身咔叽布的人民装给了他，还拣了一些旧的衬衫长裤给他。怕惹人注目，他都没有穿，放在包袱里。他说：
“真的胖了一些。”
“胖多了，少爷。”
朱筱堂听到人声，向里面一望，原来屋子里还有一个人，站在门背后，好像怕人看见。在煤油灯光的照耀下，那个人满脸笑容里隐隐藏着没有完全消逝的惊悸的神情。他轻轻叫了一声：
“苏管账，你也在这里？”
“这两天，他常来打听你的消息。刚才谈了半天，正要走，恰巧你回来了。”
“我想等你回来，一等，果然你就回来了。”
“好得很，一道谈谈吧。”
“快坐下来歇歇。”她把儿子拉到床上，问：
“姑爹、姑妈他们都很好？”
“很好。”他把到上海和回来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一谈起来，他对门房老刘还是不满，说：
“狗眼看人低。爸爸死了，连我也看不上眼了。当时，我真想回来，不找姑妈他们了。”
“你还是那样的少爷脾气。现在世道变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这个脾气，要吃亏的。你好久不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讲你是谁，老刘老了，把你忘记了。你生那么大的气做啥。”
“是呀！老刘老了。记得抗日战争的时期，我跟老爷到上海去，到徐公馆住了两天，老刘老王待我们可好啦。少爷去了，怎么会不喜欢呢？常言说得好，不知不怪。”
“我就看不惯。”
“你和底下人生啥气呢？不高兴，骂他两句就是啦。”
她想起徐守仁的事，说：
“守仁这孩子怎么给抓进去哪？”
“我问姑妈，她先说不了解，后来告诉我，是坏人害的。”
“坏人？”苏沛霖在琢磨，问，“是不是指国民党？”
“国民党？”朱筱堂歪着头在想。
“说话小点声，隔墙有耳。”
朱筱堂听娘的话，顿时放低了声音，说：
“不像。表弟对政治这一门，好像没有兴趣，只喜欢白相。被捕前几天，我和他还常到跳舞场去哩。”
“现在到啥地方去啦？”娘问。
“谁也不晓得，姑妈整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老是一个人闷在屋里不出来，流眼泪。她啥也不说，我也不便多问。”
“你姑爹呢？”
“他可忙哪，整天到晚也看不见他的影子，也不愿和我多谈话。”
“不是给你谈了那么多吗？上海不像乡下，他办厂，是个大忙人。你不要怪他。”
“太太说得对，徐总经理现在是上海滩上的红人，报上还登过他的名字哩。”
“报上登过？”朱筱堂没有见过。
“登过，登过，记得是登在《新闻日报》上，我有一天在小铺子里亲眼看见的。”
“怪不得那么忙哩。”
“照你姑爹看，共产党在朝鲜打的胜仗是真的啦！”
“当然是真的，美国佬给挡在三八线上，怎么也过不来，鸭绿江更过不来，别说上海了。本来么，共产党军事上是有两下子，要不，老蒋几百万大军哪能就完蛋呢？”
“共产党别的不行，打仗和土改确实行。解放军尽是穷光蛋，性命不值钱，在火线上一个劲拼命，当然会打胜仗。”
苏沛霖想起村里抗美援朝参军的事，振振有词地说：
“就拿村里参军的人来说，哪一个不是穷泥腿子？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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