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约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经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闪射出强烈的银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渐渐地被剥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渐渐地褪去葱绿而显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浑黄的、沉寂的湖水。然而，这草原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在草原上，雷文竹满怀兴致地东走西走，这里挖一条壕，那里掏一个坑。从远处看来，会以为他是在刨人参果呢！其实，跟随在背后的陈子璜看得清楚，他并没有掘到任何值得欢喜的、哪怕是一点点什么小东西，只不过按照不同颜色把挖起的泥土分别包成许多小纸包罢了。所以，不管雷文竹怎样热心和着忙，总引不起陈子璜插手相助的兴趣。他只是跟着打转转，最多随便问几句：
“这土，你看怎么样？”
“没有不良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雷文竹以权威的口气回答，随后又补充道，“当然，这结论不是我做出来的，是威廉士。”
“是谁？”
“威廉士，土壤学家。苏联人。”
陈子璜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雷文竹像抓草药一样装满了最后一个纸包——总算完事了——随后，他背起帆布袋，约陈子璜一同到河边洗手。
“哟！你看，你看哪！”走着，雷文竹意外地压低声音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给陈子璜看。
河湾里，沿着山根背风的地方，落满了一群一群的大雁。远望好像谁撕扯到地下来的、一片一片灰蓝色的天空。雷文竹高兴极了，他只见过排着各种队形伸长着脖颈从高空悠悠飞过的大雁，从来都没见过落到地上的。一直到今天，他对大雁仍然保持着某种亲切的、神秘的印象。因为在人们观念中，大雁不是一种普通飞鸟，而是南北恋人的殷勤可靠的使者。
雷文竹怀着孩子般的心情，轻手轻脚地靠近雁群。不过，他这样小心是多余的。直到他认为已经再不敢近前的地步，雁群依然没有任何骚动。这是有原由的：西藏人把一切有翅膀的全认做是“空中的神灵”，任何一种飞鸟，甚至落到闹市大街的时候，都从不曾受到过人的危害，所以它们见人毫不惊慌。
“看！它们不怕我！”雷文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离他最近的一只雁说，“一点也不怕，就好像它们认识我！”
“嗯！也许认识吧！”陈子璜淡漠地支应道，随后又催促着，“走吧！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等等！你怎么不过来！瞧！多有意思，它身上的羽毛看样子是很光滑的呢！尾巴，它有尾巴，像鸭子的尾巴差不多。可是有些画上画的没有尾巴。”
“好了，好了！走吧！有尾巴是雁，没有尾巴还是雁。”
“真的，这不正确！”雷文竹重复证明道，“可惜我不会，要是我会画，现在我非坐在这儿速写一下不结。不！干脆就画素描，反正它不会动的……”
“行了！你还有完没有？人家画一只雁，你也说长道短。有功夫，你就多琢磨琢磨职务以内的事不好？”
这种不加掩饰的厌烦情绪虽说有些出乎意料，但也没使雷文竹过于不快。他苦笑一声，倒退几步离开了雁群，随着也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
“也好！我也正想提提我职务以内的事呢！我需要回内地一趟。可以吗？”
陈子璜吃惊而反感地望了望他，没有回答，扭回头就走。雷文竹也背起帆布袋，提起镐头，默默地跟在背后。陈子璜走着，并不回头地反问说：
“你离家几年了？”
“四年。”
“啊！四年哪！我呢？三四一十二年，可还没有打算请假回家呢！”
“哪里！我不是说了吗？是职务以内的事。回家，你知道，现在还顾不上。我是为了这些土。这土，需要化验。”
“化验？”
“化验。到农林厅，到四川大学都可以。不过最好准许我到北京农学院去一下。那里的柳雨人教授我认得。当然，没见过面，可是我们很熟识，早就在通信。可以说，我算是他的一个‘函授生’。这土可以顺便在他那里化验一下！”
化验？不错！化验是一桩学问深奥的工作。可是说到土，难道土也能化验？土有什么可化验的呢？陈子璜几乎是以一种嘲弄的语调说：
“你是没事找事吧！刚才你不是说，那位土壤学家讲过：‘没有不良的土壤！’既然是没有……”
“可是你必须了解土质！”雷文竹也显然有些气了，“是酸性的、碱性的，各种成分占多大比例。知道不？不知道！你并不知道！那么请问你，这种土适合什么作物，适合什么肥料？要想改良土壤，从哪儿着手？”
“要是非化验不可的话，那……我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不过你也别吓唬人！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也在太行山带过开荒队。从来也没有尝一尝哪一块地是酸土，哪一块地是咸土！”
“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开荒队。是农业站！”雷文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地说：“当然！你是站长，我能去不能去，你完全有权决定。不过，一个农业技术员，我想，他总也该有权请求站长给他仪器。化验土壤要使用仪器的，不是用舌头尖去尝味道！”
“仪器？”
“仪器！”
“哼！仪——器。”
谁也不再说什么了，仿佛他们的争论已经得到统一。像两个全不相识的人一样，各自低头走路。陈子璜走得很快。在军队里待久的人都会有这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即使是闲溜达，也要赶着快步，好像去替一个得了急症的人请大夫，有时意识到没必要，会骤然间缓慢下来，但过不了一时，又会不自觉地加大速度。所以，他和雷文竹的距离很快便拉远了。
陈子璜顺小道穿过阴冷的、不见阳光的杉树林。这时，他开始懊悔起来。本来，他并不想给雷文竹找什么过不去。实在说，无论看哪方面，这都是一个挺能干的青年人。刚才无缘无故往他身上使性子，全是由于自己的心绪烦乱。陈子璜只要一想起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站长，他立刻就会来气的。不错，站长！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可是，天老爷！好难对付呀！有人说部队后勤工作是最伤脑筋的。陈子璜做过师部后勤处长，但他觉得那比做这个小小的站长要轻巧万倍。一句话，紧跟着站长头衔，就把整个草原都压到你肩膀上来了。这该是多么大的分量呵！也许，换一个精明的人，不消吃力便可以担当得起吧！真的，陈子璜常常这样想。他甚至还到工委会做过这样一次请求。然而，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请求是没有结果的。
前天，陈子璜到工委会去时，工委书记苏易没在家。秘书说他到宗本格桑拉姆那里去了，有几桩公事必须在那里和她商定，因为宗本是几乎从不到宗政府来的。陈子璜决心等候，晚饭后，书记回来了。
书记约摸有四十多岁，已经在发胖，并且在秃顶了，眼神里时时露出疲倦无力的、忧愁的神情。不过，和他的下属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十分愉快和喜欢说话的。他简直坐不住，总是走来走去。现在，他给了陈子璜一支印度香烟，就开始走起来：
“抽一支吧！当然的，这种烟真说不上高明，像辣椒面，而且价钱贵得可怕。”书记把自己预备点燃的香烟扔回到桌上去，“没关系，再对付些日子吧！要不了太久的。等我们贸易公司一开张，马上就有‘大中华’。”
陈子璜是不吸烟的，也没心听这些话，没作声。
“怎么样？子璜同志，忙得够受吧！”
“要是能忙，再怎么都可以受得住。可现在怕的就是忙不起来！”
“唔！？”苏易惊异道，“你在害这种怕？”
“可不！忙不起来。我已经有些怀疑了，这个推广站到底需不需要还是个问题。要我看，有没有都行！”陈子璜闷声说，“要是非有不可的话，那！换一个同志来做站长吧。吃不消！我是吃不消。趁早，免得以后不好收拾……”
“怎么回事？”苏易重新打量了一下陈子璜，意识到他的来势不小，“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怎么就觉得吃不消了呢？究竟是哪里吃不消？你试着去吃得消不行吗？”
“怎么没试过！我们试过的呀！”陈子璜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说，就好像苏易要找着跟他抬杠似的。“我们全体出动，大大小小的庄子都跑遍了。到东家央求，到西家祷告。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坝子上又有的是荒地，谁开了就算谁的，既不要交租又不要纳税。可是，你找这一家，他说了：‘行！我愿意去开地。开一天要给我两皮袋青稞。要不，半个茶包也行。’你再寻到那一家，他又说了：‘行！我愿意开地。开一天要给我像羊皮那么大一块布。要不，许我尽着自己手抓一把盐巴。’可这还算顶客气的呢！有时候说不定还要碰上一两个无赖。他们会嬉皮笑脸跟你打哈哈：‘行！我愿意去！可是，开多大的一块地才能给我一个汉人姑娘呢？’呶！听听吧！”陈子璜愤怒地说，“你想尽法子要帮他们弄一块养生地。可他们倒得理不让人，就像有什么事不能不求他们……”
“可是——好了！你停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呢？”
“谁知道。横竖他们是不知道为自己发愁。不晓得你注意没有，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为自己发愁。”陈子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可是为什么呢？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许是他们对土地没有多大兴趣……”陈子璜断然道，“一句话说完，懒！西藏人生性就懒惰！”
“唔！下这样的评语，你不觉得太早？”苏易停住步，站在陈子璜面前，他还在微微发笑。但陈子璜已经从他的笑容里感到了严厉和斥责，这是从他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来的。苏易带着他那种特有的神情说：“你不是针对某个人下这样的评语。同志呵！你是针对整个的西藏人，一个民族。那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先把你这个评语保留起来。注意！我说保留，那就是请你存放在自己脑子里。不要再端出来到别人面前去显示你这种‘新发现’。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弄清楚你的评语究竟说明了什么。不过，现在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个吵嘴打架。现在，对我们最当紧的是……”
陈子璜的回忆突然被截断了……
冷不防，从杉树背后霍地跃出一个人来，赤脚光腿挺立在陈子璜面前，把夹道一般的林中小路完全给堵拦了。这个西藏人身架相当魁梧，但很消瘦，赤裸的前胸突现着一根根肋条骨，靠肚脐下缠着一件臃肿龌龊的老羊皮袍，大约就是从这件皮袍上发散出一股扑人的油腥臭气。他的憨里憨气的脸，像他的肩臂一样黝黑肮脏，使人无法看出他的年岁。他的深陷的眼，发直地盯视着陈子璜，这眼光是呆痴的，却也是可怕的。他的绷出青筋的手紧紧攥着刀把……
陈子璜不由向后腰一摸。没有！离开部队时把左轮和胸章帽徽一块上交了。冰冷的汗水登时从两腋淌了下来。于是他机械地厉声喝道：
“做什么！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
那人并不答话。随着他的沉沉的、慢吞吞的动作，一尺多长明光发亮的腰刀出鞘了。整个的从铁鞘里拔出来了呵……
2
农业站的人，无一例外都住在阴暗潮湿并且发着土腥的窑洞里。这使苗康提起来就气愤填胸。他被调来以前所听说的，和这相差太多了：全是两层楼房，光身汉住单间，有女人的里外间还带炉灶，是啊！这是起码条件。结果呢？哼哼！“破瓦寒窑”！连附近山庄的藏民也可怜他们了，说情愿把屯草的房子让出一半来。但，大约是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尊严吧，没见谁有过“乔迁之喜”。
在这种情势下，刚刚竣工的马厩便格外让人嫉妒了。它高大、宽敞而又明亮。圆窗户，栅栏门。顶棚是一排细木料，上边盖了一层草，草上又压了一层泥。墙壁用石灰粉刷过。如果去掉那两排木板槽和拴马桩，简直就是一个像样的大厅。这座堂皇的马厩在搭架子时，已经引起附近山民们的密切注视了——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的呀——这，不能不归功于兽医苗康。本来，陈子璜是不愿意为马厩破费一笔巨大的人力和钱财的。他甚至已经在兽医的修建计划上批了“缓办”二字，可是苗康丝毫不肯放松，他坚持着一条无可批驳的理由：人在任何艰难环境中都能照顾自己，而牲口，离开了人的照料就只会毁坏自己。同时，在请求修盖马厩的这件事上，苗康还以团支部组织委员的名义发动了集体力量，不少团员是他的热心积极的支持者，比如林媛就是其中之一。倒不是这位气象员确切地考虑到了马厩的严重性，她不过心想，既然苗康认为必要，那就是说，这桩事是应当刻不容缓地办理的。
林媛正朝这边走来。照说，她到会计室去绝对不需要路过马厩，但她来了。她双手以轻微无声的动作趴着窗台，探头向里边望去，苗康正伏在槽边，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往小木板上写着字码。他的头发动人地在额前耷拉着，遮住眼睛。他在工作呢，专心专意工作着呢！林媛不声不响地把他看了好久好久，她不愿惊动他。
不知是无意的，还是听到了她的呼吸。他抬起头，看见她了。
“有事吗？林媛！”
“没什么，我以为这里没人，门开着，怕是忘了锁呢！”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门口，而是趴在窗台上，接着补充说，“马厩里需要装一支寒暑表，我想，站长会同意的。可是应当装在什么地方呢？”
“你进来呀！”
林媛走进去，一边想着要说些什么。她立刻就像平常那样沉着起来了。
“就装在这里吧！靠门近点！”
“也行！”她叉起腰，认真地打量着四壁，“不过还是这里比较合适，恐怕门边容易碰着。你在做什么？”
“写字码。所有的马都要编号。几号马就一定要拴几号桩。”
瞧！他不像别人，他的工作从来都是有条有理的——林媛带着一种说不清是为苗康还是为她自己而骄傲的心情这样想。接着，她走近去，依在石槽上，会神地看苗康写字。浓浓的鲜艳的红墨水顺着笔头淌下去，但在不光滑的木板上立刻就干了，就成了一种暗淡无光的颜色。他写完一块，她就拿了过去，另外递给他一块空白的。从她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看来，似乎这工作是必须有两个人协同才可以完成。不过，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一定可以发现，林媛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件繁忙的工作上。
可以说，从一起头，林媛就是怀着对苗康的极大敬慕而认识他的。
那次，林媛在河边洗被单，正洗着，忽然背后有人说：
“同志！请问你一声……”
她回过头，一个青年提着皮箱站在跟前。他身材高高的，但并不显得笨重不灵，穿一身浅灰制服，脸孔十分端庄，但不知是哪里略带些女性。他的声音是洪亮中听的，有一种自然的共鸣。
“这附近，好像应当有一个国营农场。我是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有吗？”
“有啊！你是到我们农业站来工作的吧？”
“是的！”
“呶！那边，那里就是！”
顺着她那淌水的手臂，他望见一片土窑，死沉沉的，仿佛没有人烟。几只老鹰在上空兜着圈子……
“怎么样？”她以探索的眼光看着他，“没想到吧！一个农业站会是这样。”
“不！我想到过。我到这里来不是任何人的意思，完全是我自己请求的！”这话，显然是一种由于受到轻视而感不快的口气。他说着，提起箱子，随便点了点头：“谢谢你！”
“等一下！我们一路走不好吗？”她微笑着，十分大方地说，“我这就洗完了。”
林媛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给以亲切的接待，虽然并没有人交代她这样做。她盼望新来的人就像战士在最困难时盼望前来援助的战友那样急切。而现在，她却有意无意得罪了这个年轻人，她意识到刚才的话讲得不够得体，想要挽回一下。
“到农业站来，担任什么工作？”她问话的声调显示出她打算攀谈。
“那要由组织上来决定了！”他坐下了，“不过，我是学兽医的。去年从技术专科学校出来。”
“是吗？那太好了！你们这可是专门人才呀！在技专住了几年？”
“我是插班。只住了两年多，本来我是在学内科。”
“转学的，那为什么呢？”
“学内科是我父亲的意思。我有两个哥哥都是内科医生，我们家开了一个诊所。可是我，我忽然想到做兽医是最难不过的。比内科医生要难多了！”他谦逊而又自豪地说，“人，会说话，他可以把自己的病症讲得一清二楚。牲畜呢？那就全要看医生的学识，看他的经验，看他的能力！”
这短短几句话，给了林媛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应当这样，要有自己独特的、坚定不移的志向……她大胆地望望他，这样想着，从河里捞出并未洗净的被单，丝毫不带客气地说：
“来！你抓住那一头，我抓住这一头，我们把水拧干！”
一个人是不好对付湿淋淋的沉重的被单。但更主要的，林媛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在拧水的时候，她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没有手力。这软弱无力的手也是可爱的呵——她爱他了——难道刚刚见面，只经过这么简单的一番相谈，就可以决定爱一个人吗？人们准会带着轻蔑这样责难她。但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她的事。
在每日照常的接触当中，苗康并不是没有觉察的，他不傻。有时，在什么地方不期而遇，谁也没说什么，便匆匆错过了。但只从短暂的对视中，苗康却能完全领略到未婚女子那种不可言传的目光。不待说，这一切对于苗康是十分舒心的。同时，在他的观念中也是心安理得的。就像顺手捡一个自动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既不费力，又不致遭到非议。他从不曾对她有过什么公然的表示。在她面前，他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严肃。不过，他却善于从细微之处去迎合她，去适应她。她喜欢跟他到河边去闲散，他从不拒绝。而且，当和她并肩向外走去的时候，他暗暗希望别人——最好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这时候，他特别感到心满意足。他留意着各种各样的反映：赞同、羡慕、嫉妒、厌弃。但无论你持以任何一种态度，都不致引起苗康的反感。更切实地说，他一律欢迎！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已经看见，除了我，她是根本不愿意同别人去遛弯啊！
木牌写完了，为了防备不老实的牲口，需要钉高些。苗康要去找梯子，可是林媛立刻提议说：
“何必去找梯子？这样不好吗？你蹲下，我踩着你肩膀，然后你立起来……”
她以不得力的姿态在钉着钉子。仰着脸，手向上举着，可是胸脯又不得不紧靠着拴马桩。这时，她感到一双发热的手，抓住她的腿腕。是他的手！这意思是什么？只是怕我掉下去吗？……
正当林媛怀着说不出的心情在钉第五个木牌时，几个人慌里慌忙从马厩门外跑过，她听到有谁在嚷叫着：
“卫生员！卫生员！”
这是喊林媛呢。农业站现时还没有自己的医务干部，而林媛对这方面又有些常识，一般小事可以应付一二。不过这代理职务在她观念中还很淡漠，因此有人喊“卫生员”她一时竟没有意识到是喊她。
“人家叫你，怎么不应声。”苗康提醒道。
“叫我吗？哎！我在这儿呢！”
“快来呀！快来！”几个焦急万分的声音同时嚷道，“砍伤了！站长叫人给砍伤了！”
林媛像一只受惊的猫，赤着脚从苗康的肩上蹦下来……
3
苏易轻轻推开门，他以为还会像那天一样看见受伤倒卧的陈子璜。但床上只有两条依照乡下人习惯叠成长条的被窝。
李月湘正在切菜，见有来客，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就去倒水。
“子璜同志呢？”
“出去了！”
“他怎么走动！受伤才五天！”
“可就是说呢！医生告诉我，半个月别叫他下床。可他，刚才推开窗子，正巧见一只老雕在抓鸭子，他抄起那根步枪就往外走。有什么法子呢？迟了，鸭子早叫啄死了！”
“这会儿他到哪里去了？”
“谁知道啊！喊也不理，叫也不睬。苏书记，你说说他吧！要是身子好，我才不管他呢！爱往哪去往哪去。反正，他的事就没个办完的时候，可这一阵伤口还没定痂就东跑西颠，弄得不好……”李月湘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什么也不用说，他能听谁的话！随他去！弄坏了伤口就把腿锯掉，让他架着两根拐漫地去乱窜吧！”
她满面愁容，转身坐到床边，捞起一件男人的毛衣，小指头一绕，就开始编织起来，线团在床上转动着。她是闲不住的。苏易每回到这里来，她总是这样，一面絮絮叨叨对丈夫发怨言，一面在不停手地为丈夫忙着。这个幽暗的土窑中，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切摆设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不紊的。陈子璜随便什么时候撩起床头的被单，底下都有浆洗过的、压得平平展展的衣服。陈子璜吃饭从来没有定规时间，但，只要他往那张矮桌旁边一坐，要不了一会儿，妻子就可以端来热气腾腾的菜饭，并且带着一盘焦得发黑的辣子——这是他惟一的嗜好。不过，至于她自己，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她把茶缸递给客人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衣襟敞开着，于是她慌忙扣住，并且，双手理理蓬松的剪发。照说，无论从脸孔或从身材看来，李月湘都是相当漂亮、相当年轻的。可是，你也不得不感到她像是由于多儿多女，使自己的青春风采过早地、迅速地减退了。
苏易喝了两杯茶，对女主人说了两句没有任何效力的同情的话，就站起来要走。李月湘忙说：
“再等一等吧！他也就该要回来了。”
“是得等，我找他还有事。不过，我想先出去随便走走。”
李月湘知道他要到林媛那里去——这位忙人当中最忙的工委书记，常常专意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呢——所以她也就没有再强留。
清早，皮袄很有用。但中午，太阳又会把人烤得头昏脑涨。所以，作息时间表上所规定的两小时午睡，对人们，而尤其对林媛是十分重要的。她夜里要做两次气象记录，因为生怕误时，往往过早醒来，但不敢再睡。她曾要求发给一只闹钟，这样，她便可以直到必要的时刻再起床。但，站长在她那份格式马虎的报告上边批了“缓办”二字。
苏易轻步走近床边，他站着，望着女儿——现在，他只是一个父亲——怎么穿着鞋子就睡了呢！她疲乏了，顾不得脱呀。他想替女儿脱掉鞋子，又怕弄醒了她。就让她这样吧。她睡得多好啊！侧身躺着，胸脯均匀地一起一伏。脑袋枕着滚圆的胳膊，拳头紧攥着，好像手心里有什么珍贵的小物件怕人抢去。一条辫子压在肩膀下，另一条弯曲着躺在枕巾上。她的上翘的嘴角像平常一样，仍旧挂着一丝笑容。大约她在睡熟的时候也忘不掉那些美丽的幻想吧！苏易望着女儿，久久地望着——多么像！多么像她的母亲！
……作为和学生们年岁相差无几的历史教师，苏易和功课最好的女生林一楠悄悄相爱了。虽然，人们看来他对她的态度无异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生。但，通过那个巧妙的“私用邮箱”——林一楠的笔记草本——他们却暗中相互一天比一天了解，并且相互感到不可缺少了。毕业后，依照自己的理想，林一楠要去投考音乐专科学校。她的手指很长，长得出奇，音乐教师断定她可以成为出色的钢琴家。于是，他们举行了对外人说来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婚礼；几乎是在送走宾客的同时，苏易把新娘送到车站去了。对于这似乎只是为了公诸于世的结婚，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说，这是男方为杜绝自己产生第二个念头——这谁敢担保呢！有人说，这是林一楠用以摆脱早就围在她身边的几位不易摆脱的崇拜者。也有人认为，这只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担心，生怕对方受不住长久相别的、时间的考验。
林一楠从音乐学院出来，像她自己所希望的，回到母校做了音乐教师。但过了几年，苏易却忽然要离学校到另一个城市去。并且是在国民党省党部做事。
苏易一走近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大门，就觉得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实在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那种最艰难的地下战斗在等待他，他绝不会把人的尊严丢在门外而迈步进入那道铁的门槛。
为了不和丈夫天各一方，林一楠也到这城市来了。在剧团里担任了一名可有可无的钢琴师。这对她原先怀着的音乐艺术的抱负简直是一个讽刺。她厌烦透了周围的一切：为了仅能口的月薪，男人们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发神经，女人们以卖弄风骚博得喝彩。
在时时感到闷气窒息的生活中，小女儿的降生给苏易夫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欢乐，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枝有叶了。夜里，当两人都回到家里来，女儿总是从这双手被接到那双手，从那双手又被接回到这双手。或者，他们坐到沙发上，把女儿放在当中，热情地评论着，往往又各执一见地争论着，她的哪一点像爸爸、哪一点像妈妈。其实，她根本说不上像谁，出世不久的婴儿是难看的。
“慈母严父”这句话不尽然适于每个家庭。还在林媛刚刚会唱歌的时候——她是先学会唱歌而后才学会说话的——做父母的就觉得孩子已经不小了，不能不开始考虑到，怎样才能把她教养成一个文静有礼、让人见而生爱的姑娘。他们十分严肃地商讨着，决定着。首先，不给她以过分疼爱，不许她随便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场所去耍。其次，要教她尊敬哪怕是只比她大半岁的人。对于这些极平常的“家务决议”，苏易始终就不能像林一楠那样认真严守。为了满足女儿对花生豆的需要，他在衣柜上摆了一个专用的茶叶筒，里边经常保持着一定数目的碎票，林媛可以踩到椅子上去取。如果因为手边不凑巧，主妇用这钱买了别的什么东西，苏易立刻就会照数补齐的。有一次，他要到“奉职”的机关去办公。女儿要求带她去。苏易本来决计不肯，可是，一见她预备要哭，就拉她去了。林一楠知道了这事，就对苏易大发脾气，弄得全家没有吃上晚饭。因为，他把孩子带到一个肮脏不过的地方。在那里，她会看见横冲直撞的宪兵，也会看见袒胸露腿、擦粉抹脂的女人。
一天，苏易回家来，见女儿哭丧着脸呆呆地站在当地。他问怎么回事，林一楠说：
“我罚她站！”
“为什么？”
“那个花瓷盘让她打碎了！”
“就是为了一个盘子？”
“不！她撒了谎，说是猫打的。盘子关在碗橱里，猫怎么能开开门把盘子端出来打碎它呢？”
“就算她打碎的吧！还不就是一个瓷盘？你知道，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还得自己热饭吃！”
苏易走过去拉女儿，林一楠威严地说：
“不许她动！她还没站够呢！”
“我替她站行不行？”苏易完全愤怒了！“你见过谁家有这一种规法！”
说着，他像从水火中抢救一般把小女儿抱了起来。但，女儿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依旧站到原地去……
严峻的真正的母亲呵！
她死了——苏易接到一个字条，由于叛徒的告密，他必须立刻离开本城，以至于和妻女告别都不可能。几年后，他随反攻的先头部队入城。然而，梦想已久的团聚没有成为事实；监狱中非人的生活、可怕的瘟疫夺去了林一楠的生命。他只能找到长大了的女儿——她像是代替母亲，仍然流落在那个可怜的剧团里。从那时起，苏易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女儿了。他不是不明白，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父亲的应当把爱抚完全掩藏起来。可是，不行的！他克服不了自己。
随后，苏易又轻手轻脚离开女儿的床边。他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一个黑皮面练习本，随便翻了翻——这很好，她还坚持写日记呢。昨天她写道：
晚间，他查看过马厩，我们就到河湾去了。在石岩上，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好像很幸运……
接下去还有几行，但苏易没往下看。虽是自己女儿，不经许可还是不要看得好。如果想知道她个人的事，他可以随时问她的。
4
忽然，传来一声枪响，苏易奔出土窑。
远远地，有一个人跛着腿从河边走来。他把步枪当做拐杖，借以帮助自己。苏易迎上去，原来是陈子璜，他的脸，仍然像从树林里被抬回来时那样枯黄干皱，只是满下巴胡茬子更长了些。当苏易去和他握手时，才看见他提了一只血淋淋的鸭子。
“走火了吗？”
“不！这是野的。”陈子璜把他的猎物一摔，自己也就地坐下来，气兴兴地说，“这哪里是养鸭子？这是造孽！买了一大群，到如今连一个鸭蛋也没捞着。倒已经有五六只喂了老鹰。还有的呢！跟着野鸭子往河里跑，赶都赶不回来。”
“跟野鸭子跑？没有分派人专门照看？”
“怎么没有？糜复生！”
陈子璜一面喊叫马车队长的名字，一面以发怒的目光在人群里搜寻。这时，已陆续聚集来了不少人，只是糜复生不在场。不过他也正沿河岸向这里走来，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听见了枪声。
跟随糜复生一同走来的还有四五个人。多半是他的队员，也有一两个是生产队的。当他们走到跟前，正要探明枪响的来由时，陈子璜却冷丁地向糜复生发出了质问：
“我交代过你没有！糜复生！鸭子要由你们队暂且负责照管！”
“交代过。”马车队长以敢作敢当的语气回答，但看站长的脸色，知道有些不对劲，于是接着申辩道：“不错，倒是交代过。可是，这真有点不大好招呼。我们是赶马车的，谁学过放鸭子呢？”
“放鸭子也得上专科大学吗？你这么大个子，就不能关照住它们别给老鹰抓走？就不能关照住它们别跟着野鸭子往河里跑？”
“这可没法子！那怎么能拦得住呢！”糜复生好像得住理了，装出一副束手无策的神气说，“我们的差不多全是母鸭子，可河里的野鸭子公的倒很多。你说，这……”
他的话还没完，大家就哄哄乱笑起来。陈子璜更加动气了……
“你没法子？好呵！我可有法子。鸭子不是没有价钱的，少一只我就从你的薪金里扣一只的钱。会计！听见没有？照办！”站长吩咐道。随即又转向糜复生，“你说吧！从早到晚你都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事忙得你不可开交？老鹰在场子上赶得鸭子呱呱地叫，你没看见？做什么去了？你刚才做什么去了？啊？”
“我们到，到河湾里去转了转，想就回来。”糜复生含混其词说。
“河湾里有什么好转的？嗯？你说吧！你们去转悠什么？”
“是……我们在河湾里淘沙，淘河沙。”一个怕事的马车队员代替队长回答道。他有些沉不住气了。
“这河湾里，有，有沙金呢！”另一个队员补充说。
陈子璜怔了一下，他的脸忽然显得有些怕人的样子。他支撑着身子站起来，跛着腿走近糜复生那几个人面前。由于过分激怒，一时没有说出话来，只用发火的眼逼视着他们，看来他简直要挥手打人了。可是，他却意外地降低了声音，以至于仿佛是顶温和地说：
“啊！这么说，你们是淘金去了。好呵！很好！淘到多少？拿出来，拿出来！”陈子璜伸出手去。
糜复生不得不迟迟疑疑地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方形的小洋铁盒交给站长。成色如何，不得而知。总之，这小盒子里定然是沙金了。陈子璜接到手，看都没看一眼，侧转身，一扬手便把它掷到河里去。铁盒在激流中无声无影地被淹没了。而陈子璜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几乎栽倒在地……
始终没有插言的工委书记走近了几位“淘金者”。他以冷静的语调问他们是不是由部队转业到这里来的。他们回答“是”。
“作过战吗？”工委书记继续问。
“作过战！”
“你呢？——作过——你？也作过。全都作过战！”苏易从容不迫说，“那么，你们是战士。我想，你们自己明白，什么是战士呢？战士，是最懂得珍惜荣誉的人！可你们呢？好像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可不是？想想看，你们在做什么！把工作丢开，悄悄溜到河湾去，在那里费尽功夫淘沙金，然后就塞到自己口袋里去……”
几位“淘金者”像听候审讯那样听着工委书记的并不威严的话。而苏易觉得，在这样许多人近乎看热闹的场合下，也不大好过于对他们进行斥责。所以，他简单讲了几句便要大家各自回去做事。不过，当人们散去之后，他叮嘱陈子璜，一定要以最严厉的态度对这件事进行必要处理。
陈子璜从地下捡起步枪，准备回去了。苏易见他的行动那样吃力，便上前去帮扶，并且告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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