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许多计划：建第三座喷泉、种一片覆盆子，给栗树建篱笆，省得那些开粉红花儿的野玫瑰强行攀爬到栗树上。
十年来，房屋和花园（最初几年我们忙于整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俩多年来生活在意大利人中间，变化并不亚于房屋和花园。以前，我们是老外，疯了似的想把一栋闲置三十年的老宅买到手，如今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人们常认为，美国人到外国安家，是不会被当地人真心接受的。其实这个看法错了。同样大错特错的看法是，当地人在这些美国人的眼里，都是滑稽可笑的。科尔托纳是我的家。我们原本并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心理变化，但是事实不容置疑。我们交了一大群意大利朋友，每一个人都那么富有个性。我们与邻居亲如一家。多么幸运啊——这个亲密的小山城如今接受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其中一员。我做梦都没想到，这里的生活如此舒适。
我是在被当选为这个高贵城市的荣誉市民颁证典礼上，突然意识到自己从里到外的变化。没有一个地方的典礼能跟意大利的相提并论。我跟在一群身穿中世纪服装的队伍后面，他们吹吹打打地走过广场。市政官员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陪着我们一同走入那栋十四世纪的市政大楼。太刺激了！可是他们要我做十分钟演讲，把我吓坏了。好在我看到人群中笑意盈盈、手握鲜花的朋友们，心情大悦，恐惧感顿时随风消散。
这个典礼是个象征，它暗示我的生活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我们被一个地方改变了。我知道意大利与我初想的大不同，我知道世界很大，我知道每个民族各具特色。对这个认识我喜出望外并深深迷恋。
我初次到科尔托纳的时候，常想：能为这里做点什么？总想教教课或者帮着筹集资金，设个奖学金之类的。我压根儿没想到，一口气写了三本书记述自己的新生活。而读者对书出人意料的反响，令我和埃迪惊呆，也令整个小镇惊呆。《托斯卡纳艳阳下》一书问世的时候，我想科尔托纳肯定没有一个读者。初版的开本很小，我想让这本书跟我的诗歌一样流通于世——给家人、同事、朋友或许还有朋友的朋友阅读。出于对隐私的尊重，我改变了一些人的名字。书出现在意大利后，常有人把我扯到一边，问：“干吗把我的名字改了？”现在，经常有人主动告诉我自己在二战中的经历，或者古老的小麦节的源起，抑或自己的人生故事。“你可以把这个写进书里，对吧？”每个人都这么问。这种态度对我至关重要。
当我的读者开始奔赴科尔托纳时，商店主和市民们大为兴奋，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因为文化——那些旅行者是看到了书中的文化、艺术和历史，才千里迢迢造访此地的。无知无畏的游客哪个人不厌烦？可是在科尔托纳，这样的游客却鲜有。我们站在家里，经常看到外面的小路上，有人画画，有人照相，有人与路上邂逅的其他游人一同观光。要是碰巧我们在户外，就会同他们聊上几句。近五年来我遇见的人比以前所有岁月累加起来的还要多。当地艺术家喜欢画我家的风景，挂在镇上的店里出售。当我看到巴玛苏罗挂在一家餐馆墙上时，还是大吃一惊，但对这种行为并不介意。有人特地走一英里的路，只为亲眼看看我写的房子，这让我骄傲无比。许多人担忧，我写的这本书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其实不然，它让我们更加充分地领略到了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那个美国作家的房子在哪儿呀？”我听到有人问警察。“上车吧，我带你去。”警察回答道。我听到无数的游客说自己曾被人邀请到家里吃饭、喝一杯葡萄酒或搭顺风车。我们感受到的坦诚与慷慨，仅在这里住三宿的游客也同样能够感受到。
“哇，瞧你说的，好像那里是世外桃源。”也常有人挖苦我说。
“比世外桃源还要好。”我应道。科尔托纳的美好生活，但愿我能一五一十地描述出来！
现在，迪斯尼进镇了。
这个秋季的大部分时候，我都在四处奔走，给小说《天鹅》签名售书。电影公司的先行部队到意大利，想物色一栋别墅，复制巴玛苏罗，埃迪一直陪着他们。他寄了几张照片给我：圣诞雪景中的广场和一个直径为六英尺的蛋糕，蛋糕上用草莓拼写了“托斯卡纳艳阳下”几个字，这是为一栋举世无双的别墅乔迁之喜而准备的。照片上的人个个神采奕奕，我与他们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因为每天都得在可恶的机场排长队，赶往各个城市。
我在从科尔托纳寄来的一张照片上，发现小镇热闹异常，像拍电影一样。而这与我有莫大关系，令我又惊又喜，百感交集，但最突出的感觉是恍若梦中。那栋罗拉别墅，被埃迪称作“巴玛苏罗二世”，跟我家的房屋一样，被遗弃多年。对于它，我还是心怀抵触的，总觉得巴玛苏罗更诗意、更神圣。片场上，黛安·莲恩像童话中的公主。那些逝去的日子似乎被她一一演绎了一遍：我擦墙壁发现壁画的那天、猫头鹰守在窗沿上的暴风雨之夜，甚至我煮的佳肴美食。她演的是我。多么奇怪的表达方式啊。对我个人的写作生涯又是多么令人惊异的转变。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在我的人生里？我纳闷不已。
奥黛丽·威尔斯，导演兼剧本作家，似乎就像我的女儿。她同我女儿一样，执著而聪慧，内敛而不张扬。她写剧本前我们曾一起待了几天，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怎样把我的文字转变成影像。
我收到剧本的当天，一直不敢打开阅读，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书却是一口气读完。我折服于威尔斯的才智，她那分解、重组的能力堪称一流。虽然许多内容被改动了，但我觉得书中的精神毫发无损，甚至经过她的手笔得到升华。我读到自己写给埃迪的信，忍不住哈哈大笑。她为电影中的弗朗西丝添加了一个意大利情人。“我的人生少了那部分，真遗憾啊。”我故意打趣埃迪。
人人都问我：“有了电影，你的书怎么办？”在我的书房里，英文版本的《托斯卡纳艳阳下》与法文、希伯来文、爱沙尼亚文和中文译本并排而立。电影是另一种译本，自有它的命运。
好莱坞电影演员和这座石墙环绕的山城居民一起拍片的情景，令我回味无穷。不过，托斯卡纳居民自古见多识广——世间没有什么能令他们震惊、狼狈，甚或痛苦。他们从不追星。我开始琢磨，仅这部戏的拍摄过程就可以写部书或拍部电影了。意大利制片人的年轻助手，迅速与当地旅行社的一位美丽女子坠入爱河。有人看见明星黛安·莲恩到镇上的主街买古董。饭店开始给演职人员打折扣。镇长大开方便之门，为电影录制组提供了宽敞的办公室。我们的邻居普拉切多和费奥里拉，一周至少请一次客，我、制片人汤姆·斯坦贝恩以及他的助手都在受邀之列。奥黛丽的丈夫约翰尼，花了一个下午训练猎鹰。意大利语台词负责人罗拉·法多丽，一下子爱上了科尔托纳，开始在镇上物色一幢十三世纪的房屋。
几乎一半的镇民在电影中充当背景，另一半跑龙套。我们看见皮埃罗，一个将近九十高龄的著名老石匠，穿戴整齐地出现在广场上。我们以为是有人作古了，他告诉我们没有，在一场街景中有他一个镜头。我们带了许多朋友去巴玛苏罗的拍摄现场看热闹，这时候的巴玛苏罗还是最初的色彩，房间里还有壁画，外面有一道石墙。石墙是负责电影布景的工作人员用从罗马运来的树脂盖的，固定在木框上。连普拉切多都信以为真，他用手敲了敲石头，听到中空的声音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我一直觊觎女修道院大理石厨房的那条长水槽。一个带凉棚和柠檬树的花园连夜建成。亲朋好友从美国远道而来，目睹这一奇事。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驱车前往蒙特普尔恰诺，观看在广场上拍摄的一场中世纪节庆场面。就像汉尼拔挥师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场面恢弘巨大！不知要多少车辆才装得下这些道具，不知要多大的组织才能为演职人员提供伙食，也不知电线要拉多少英里才够用。为了一出戏的需要，科尔托纳还用纤维玻璃临时建了一座喷泉。我在等去邮局办事的埃迪时，听到一个导游告诉游客：“这是科尔托纳最著名的巴洛克喷泉，正在重修。”喷泉中央的男子，男性武器十分抢眼。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有人向镇长抱怨，说喷泉布景有伤风化，于是第二天清晨，迪斯尼人员出动了，三下两下把它锯小了。
所有发行到世界各地的书，都有自己的人生。它们有的安安静静、灰尘满身，静静待在图书馆书架上无人问津的角落。我的诗集就是这样的命运。但这本书的命运却充满惊喜，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触角一点一点伸进那些宽敞而神奇的领地。《托斯卡纳艳阳下》问世之初，巨大的惊喜令我不知所措。
周六的夜晚，在乡村的长桌边，我坐在埃迪和一位女子之间。这位女子拥有神话中的名字，勒达。我们的对面是乔吉奥和一位从罗马来的男子。每端出一盘丰美的食物，坐在桌首的琳达都冲我们粲然一笑。上了五道菜（包括百吃不厌的传统玉米粥和白菜汤）之后，是菠菜米饭小丸子。啊哈，今天早上还呱呱叫的鸭子，此刻变成了埃迪最喜欢的鸭肉面。大家举杯互祝，叮当之声此起彼伏。酒水喝完又添。这顿盛宴的主厨，多纳特拉跟她的女儿露西娅也来到桌边。接着，烤猪肉、茴香兔肉和烤土豆陆续上场，然后是两种点心，再然后是告别的拥吻和不绝于耳的再会声。乔吉奥开着车，一路呼啸回到科尔托纳，把我们送到主座教堂，因为我们的车停在那里。
这时，教堂的钟响了，划破寂静的夜空，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新的一天又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