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飞速行驶的车中，看城门里的风景。镇上卖的一些明信片里的风光和我此刻见到的一模一样：大铁门、向上延伸的小街以及两旁的古宅。一进科尔托纳镇，我立刻觉得，我在城门里面了。城门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一旦走进去，远处的敌情，管它是保皇派、教皇派或其他什么，都跟我无关；甚至于尽管刚才险些与一辆飞驰电掣的小汽车相撞，但来到这里，一切又都踏实了。

开车前来，我常把车停到城门外，沿着达尔达诺斯路走进小镇。达尔达诺斯是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建造者，据说他出生于此地。在路的左边，我经过一家只在中午营业、摆有四张桌子的小食店。虽然这里没有菜单，也只提供简单家常菜，但芝麻菜烤牛排味道非常不错。看着厨房木火炉边忙碌的两个女子，我纳闷她们怎么就感觉不到热呢！

这条街上保存完好的“逝者之门”，令我很是好奇。一般认为，开这些门是为了把患瘟疫的死者抬出屋外。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如果将死者从正门抬出，会给活人带来厄运。如果真有这种说法，那肯定源于基督教之前的某种迷信传说，因为瘟疫流行时基督教已经非常盛行了。也有人说，这些门是纷争年代正门被封时，用于逃难的。我私下以为，它们只是普通小门，天气恶劣时，方便马车和骑马者直接进入，免得踩踏水洼或者泥泞的街道。甚至在晴天，女士们在这些门中穿行，也不会被街道弄脏长长的丝裙。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乔治·丹尼斯，就将科尔托纳描述为“非常肮脏”的小镇。但是，由于这些门的形状和棺材颇为相似，被误认为是用来抬死尸的，也不算捕风捉影。

小镇中心有两个形状不规则的广场，由一条短街相接。也许，没有一个城市规划者会如此规划，不过，这种格局倒是很吸引人。沿共和广场往上爬二十四级大台阶，就是建于十四世纪雄伟的市政大楼。傍晚，人们常坐在这些环形台阶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欣赏夜景。坐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远处一个位置略高于广场的凉亭，过去那里是个热闹的鱼市场，如今成了一家餐厅的露台，同样也是眺望风景的好地方。广场四周，建筑风格和谐，街道四通八达，但最终通往那三座城门。街道上人声鼎沸，一片生机，却没有一辆汽车，着实叫人惊诧，这也恰恰说明了在这个小镇里人的重要。我还发现，此地低矮建筑总是与高大建筑比肩而立，连为一体。科尔托纳中心街道的官方名称为“国民大道”，但当地人却爱叫它“平坦大道”。这是一条步行街，只有早晨运货时间才允许车辆通行，城市的其他街道因为窄而陡不宜通车。通常，为连接高处和低处的街道，设有一些步行小巷。比如，夜晚小巷、黎明小巷、浅阶小巷，光听这些名字，就想走进去一探究竟。

走在托斯卡纳古老的石头小镇上，我并没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在南斯拉夫、墨西哥和秘鲁时，我却常有此感。托斯卡纳人是活在当下的，他们只是本能地把历史带到了今日。如果说美国的文化是“人走即烧桥”（我们的确如此），科尔托纳的文化则是“在桥上自由穿行”。假如哪个十四世纪的瘟疫死者重新回来，可能还会找到自己的房屋，甚至发现它完好无损。不论喜欢与否，在科尔托纳，历史与现实共生共存。共和广场上那个古老的梅第奇球形徽章，直到去年还与一个由铁锤和镰刀构成的共产党党徽并排而立。

穿过那条连接两个广场的短街，就到达了以大画家西纽雷利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这个广场略大一些，周六的集市日，广场上人山人海，向来如此。在夏季，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又成了古董市场。两家小酒馆的露天座位，一直排到了广场上。每次来这里，我都要抬头看看那只站在柱头上、渐被腐蚀的佛罗伦萨狮子，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孤单。无论多晚到此，广场上总是人满为患，有人专门赶来这里喝午夜前的最后一杯咖啡。

也是在这里，市政府偶尔会出资举办音乐晚会。每逢这个时候，大家倾巢出动，广场上挤满了周围的农民和乡间别墅里的住户。今天晚上，在这座有着几十个天主教教堂的城镇里，有一个美国黑人福音唱诗班进行表演。他们不是美国南方自发组织的浸信会教派合唱团，而是芝加哥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唱诗班。单从那些红色和蓝色的舞台照明灯以及两千里拉一盒的磁带，便可见一斑。他们热情澎湃地演唱了《神的恩赐》和《玛丽不要哭》。奇怪的音响和唱诗班的歌声，在这些十一二世纪的建筑群上空回荡。这里经常举办马上枪术表演和掷旗比赛。在一些节日里，主教会站在高处举着圣徒的遗骸，牧师们则摇晃着燃烧着没药树的火盆，引着众人走在被孩子们撒满鲜花的城镇街道上……音响师调好了麦克风，主唱立刻调动场下观众的情绪。“来，跟我一起说，”他用英语说，“赞美主。感谢你，耶稣基督。”自从一九四四年英美联军解放了科尔托纳以来，可能再也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于此，更不可能有这么多黑人了。这是个大合唱团。佐治亚大学有一些学生在科尔托纳的艺术系学习，这样的场面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几乎所有的游客和科尔托纳市民都涌进了西纽雷利广场。“噢，快乐的一天……”黑人领唱边唱边把一个意大利女孩拉到台上。小姑娘的声音嘹亮清脆，毫不费劲就融入了合唱团，她那小小的身躯里似乎装满了歌声。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有着古老血统的科尔托纳人？是在回想坦克开进城里的那一天——那可是快乐的一天——英美士兵向孩子们扔橘子的情景，还是在想这些音乐怎么跟教堂弥撒毫不相同呢？或许他们什么也没想，只是跟着美国的耶稣随音乐摇晃身体。

西纽雷利广场的焦点建筑是卡萨里宫殿，即现在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一个公元前四世纪的精美铜烛台。其造型极具创意，烛台中间的碗可以喂油给四周的十六盏灯。灯与灯之间是充满想象的浮雕：动物、长角的酒神、海豚、俯卧的裸体男子和长了翅膀的女妖。其中的两盏灯之间写着“tinscvil”几个字母。据詹姆斯·威拉德所著的《寻找伊特鲁里亚人》书中所说：“tin”相当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宙斯，而“tinscvil”可解释为“向主神致敬”。这个大烛台是一八四〇年在科尔托纳附近的一个沟渠里发现的。它悬挂在博物馆的一面镜子下，以便游客全面观察。我曾听一位英国女士说：“蛮有意思的，不过，要是在旧物拍卖会上看见了它，我是不会买的。”这里的其他展品还包括环形花、花瓶、瓶子、一只造型奇妙的铜猪、双头男子、好些玩具士兵大小的铜像等公元前七世纪到前六世纪的作品，其中一些让人想起雕塑家贾科梅蒂的雕塑。除了这些伊特鲁里亚藏品，馆里还有不少埃及的木乃伊和手工艺品。很多博物馆都有上乘的埃及展品，我常想，古埃及是不是遗失了很多文物？每次逛这座博物馆，我都要去看那几幅喜欢的油画。一幅描绘的是沉思的普林妮娅。这位圣诗女神身穿蓝衣，头戴月桂花冠，从表情来看，非常尽职。长久以来，这幅油画都被认定是罗马时期约公元一世纪的作品，但现在又被认为只是十七世纪的卓越仿制品，只是博物馆并没有把那个令人动容的日期牌换掉。

卡萨里宫一侧的建筑上雕刻有天鹅、梨树和想象中的动物装饰，旁边有一条短街直接通向主座教堂和主教博物馆（以前是耶稣会教堂）。有时，我也会去那里参观。主教博物馆的楼上，最珍贵的藏品要数费拉·安吉列科修士的油画《天使报喜》了。画中的天使长着橘红色的头发，正对玛利亚说些什么，玛利亚则垂头回答天使。这是安吉列科修士最有名的油画之一。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年，这三张相连的《天使报喜》和圣多米尼哥修道院大门上方业已褪色的油画，就是他在这里留下的所有作品。

卡萨里宫的右侧是西纽雷利剧院。剧院建于一八五四年，算是这个城镇的新建筑了，风格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座剧院带有一个拱形门廊，可以为卖菜小贩遮阳避雨。剧院内部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所描写的：椭圆形的梯形座椅、小包厢、红色椅垫和一个不太大的舞台。我曾在这里看过一场两小时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到了冬天，剧院就成了电影院。电影放到一半时，幕布徐徐拉下，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到了。届时，全部观众起身去喝咖啡，闲聊十五分钟。对于很爱说话的人，如果整整两小时不能开口，肯定非常难受。在夏季，电影都是在星空下放映，地点选在镇公园。橘黄色的塑料椅摆在圆形的石头露天剧场里，很像一个没有汽车的汽车电影院。

在两个广场的周围，街道向四处辐射。这条通向中世纪的房屋，那条通往十三世纪的喷泉；这条通向小广场，那条通往庄严的修道院和一些小教堂。我常在这些街道上逛荡，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今天，我走的是一条名叫“尘土”的小巷，可我根本没觉得它比其他小巷的灰尘更多。

若是脚力不错，可以再往高处走一点儿。即使午后骄阳似火，你也会发现不虚此行。经过一家有道长长走廊的中世纪医院时，我暗自祈祷，千万别跑到这里做阑尾炎手术。正是吃饭时间，女人们端着盖着盖儿的盘子或托盘，匆匆走进医院。住在医院，一定很盼望家人带着食物来看望吧。医院旁边是永久关闭的圣方济各教堂。这座朴素的建筑物，是圣方济各的朋友伊莱亚斯修士设计的。教堂墙边，隐约可见穹顶回廊的痕迹。再往前走，街道纤尘不染，两旁的老房子维护良好。只要有四英尺长的空地，就有人种番茄和莴苣。附近的居民最爱在罐里种天竺葵和八仙花了。四处可见如灌木丛高的八仙花，粉红色的花朵经久不败。当地妇女都爱面街而坐，一边剥豆子或缝补衣服，一边和邻居聊家常。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又瘦又干的老太太，穿着黑色长裙，披着黑色头巾，蜷缩着身子坐在一把小藤椅上。莫非现在是一七〇〇年？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发现她正拿着手机跟人说话。在贝尔勒基尼街三十三号房，墙壁上挂着一块牌子，宣称此处是彼得罗·贝尔勒基尼的出生地。这时，我才猛醒，他一定就是十七世纪的大画家彼得罗·达·科尔托纳了。绿树成荫的广场四周是一些风格酷似市政大楼的老房子，房前都有精致的小花园。如果在这里居住，我一定选择那一栋——爬满五叶地锦的凉亭下摆有一张大理石餐桌，朴素的白窗帘在窗前静垂。一个挽着精致发髻的女子，抖开一张桌布，铺在餐桌上，端盘上菜。她做的番茄肉末酱汁，令我垂涎欲滴，惹得我死死盯着绿格子桌布和餐桌上的农家葡萄酒。

圣克里斯托夫教堂大概位于整个城镇的最高处，也是镇子里我最喜欢的建筑。它历史悠久，建于伊特鲁里亚遗址之上，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一九二年。我在教堂外面看见了小礼拜堂里的天使报喜壁画。画上的天使刚刚降落，用白垩溶液绘制的袖子和裙子看上去胀鼓鼓的，像要随时飞走一般。教堂大门一直敞开着，严格地说是半掩着，因此进去之前我犹豫了片刻。教堂里面的布局大体属于罗马风格，木制风琴台上刻着美丽的花饰，像是乡村风格的巴洛克。有一幅褪色壁画，画的是基督受难图，一点立体感都没有。耶稣的每处伤口下，都有一个飞翔的小天使，手捧着杯子，接滴落的鲜血。这一带的教堂大都朴实无华。我很喜欢圣坛上罐装的鲜花（今天有六罐），也喜欢堆放在另一幅天使报喜图下的天主教杂志。这一幅画中的圣母听到天使的消息，举起了双手，好像在说：“你在开玩笑吧！”教堂后方黑漆漆的。我听到轻微的鼾声：一个男子躺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睡得正香。

圣克里斯托夫教堂后面，是一幅令人惊愕的山谷景观：一列高耸入云的古堡围墙，从山坡上横切而过。经过了这么多世纪，是什么让它屹立不倒？梅第奇古堡高高矗立于山顶，眼前这列围墙就是古堡的延伸。我继续往上走，前往蒙塔尼亚城门，即镇里最高的城门。这里也是伊特鲁里亚人生活过的地方，很古老吧？我常从这个门进镇，因为我家就在山的那一侧，从我的房子到科尔托纳的上城区，平平坦坦，没有斜坡，因此我喜欢走这个最高的城门，省得再去爬坡了。我走路进镇的乐趣之一，就是能看到新圣母教堂。和石灰窑圣母教堂一样，新圣母教堂也位于城镇下的开阔山地之间。走在通往蒙塔尼亚门的路上，可以俯瞰它纤巧的造型，韵律十足的线条，优美的圆顶，以及阳光下闪着海蓝色和青铜色的彩色玻璃。虽然石灰窑圣母教堂是弗朗西斯科·马蒂尼设计的，也更声名赫赫，但我认为新圣母教堂更赏心悦目。它的线条设计让整栋教堂轻盈飘逸。好像只要施与适当的神迹，这栋看起来会发光的建筑就会腾空飘起，飞往另一个地方。

我从蒙塔尼亚门掉头，朝圣尼克洛教堂走去。这座教堂相对较新，建于十五世纪中叶。同圣克里斯托夫教堂一样，它的装饰简朴而迷人。教堂里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应是西纽雷利的一幅油画了。这是一幅双图画，一边是被卸下十字架的耶稣，一边是圣母和圣婴。论时间顺序，圣母和圣婴的画像应该放在左边才对，但现在却挂在了右边，可能是管理人员搞错了。大热天里，圣尼克洛教堂可是个不错的休息场所。既有名画让你大饱眼福，又有清凉的石头地板给双脚降温。在出口处，我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看见一尊很小的基督像。这尊基督像是吉诺·塞维里尼的作品，他也是科尔托纳人。作为未来派艺术代表人，他签署了《来来主义者宣言》，也赞同“杀死月光”这一口号。我一时半会儿很难把他和宗教艺术联系起来。未来主义者主张摒弃过去，拥抱速度、机械和工业。在小镇的餐厅和酒吧里，我看见过一些塞维里尼设计的海报，色彩浓烈、醒目动感。在运动酒吧的一张餐桌上，我见过一尊圣母哺乳像，就是出自他手。圣母造型不同以往：双乳如哈密瓜般大，而在传统的圣母像中，圣母的乳房似乎与身体分离，只有网球般大小。伊特鲁里亚博物馆有一间独立的展览室，专门陈列塞维里尼的部分有趣创作，可惜他的重要作品不在其中，只展示了一些他曾经尝试过的艺术风格：未来派最爱的齿轮、水管和记速器组成的布拉克式拼贴画，一副萨金特风格的女人像，艺术学院式的素描和著名的立体派抽象画。在两个玻璃箱内，放着他的出版物和几封布拉克和阿波利奈尔写给他的信。这些藏品没有一幅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的艺术活力和抱负。当然，所有的未来派艺术家都因早年热衷于法西斯而名誉受损，一步错似乎难回头。更糟的是，他们成了现代绘画风格的始作俑者。直到现在，艺术潮流还是跟着法国走。未来派艺术家的许多令人惊异的作品，名气都不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晚年的塞维里尼渐渐向先辈靠拢。我总觉得，意大利画家的血管里都潜藏着某些微生物，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画耶稣和圣母。

我离开圣尼克洛教堂，向山下走去，经过好几座几乎没有窗户的修道院（它们的后面肯定有大院子），其中一间至今没有开放。要是有饰带需要修补，可以把它放到一扇圆花窗前，里面的修女会拿去修补。有两座修道院有小礼拜堂，看上去相当现代。下坡时我在圣马可教堂，又看到一幅塞维里尼的马赛克画作。沿着这条路走，就是他设计好的十字架之路。一路上，一系列镶在石头神龛里的马赛克画作，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到从十字架卸下的经过详尽描绘了一遍。大热天里，我仿佛觉得自己也背了一个十字架。路的尽头，是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暨女修道院。教堂里的一个玻璃罩内，安放着圣玛格丽特像。她又干又瘦，双脚如柴。通常，前来祈祷的女子都会跪在她的面前。玛格丽特是一个禁食的女圣人，每天得由人哄骗着勉强吃下一汤匙橄榄油。她曾跑到街上大喊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换作今天，人们肯定当她是疯子，得了厌食症。而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她渴望像耶稣一样受苦。据说，一二八九年但丁也曾向她请教，怎样克服自己的“卑怯”。玛格丽特在当地备受尊敬，这一点极易证明：在公园里，妈妈们呼喊孩子时，最经常听见的名字就是玛格丽特。贝纳大门（现已关闭）旁的一块牌子上说，玛格丽特于一二七二年首次从此门入镇。

共和广场的主街通向镇公园，咖啡馆和小商店分立两侧。店老板或在店门外的椅子上坐着，或拿着咖啡在附近转悠。从烧烤店里飘出阵阵烤鸡、烤鸭和烤兔肉的香味，让我垂涎三尺。烤肉店也卖快餐，午餐供应酱汁宽面，全天供应panzarotti。panzarotti是一种夹馅面包卷，不好翻译。里面的馅五花八门，丰富异常：香菇、火腿、奶油等等。味道最好的莫过于香肠馅和莫泽雷干酪馅了。

在加里波第圆形广场（在意大利，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加里波第广场），你肯定能感受到科尔托纳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城市之一。一个绿树成荫的公园沿着路边花坛延伸约一公里长，科尔托纳居民每天都会来这里溜达。在公园里，时间是静止的。除了游人的服饰、花草、树木的大小有所变化，它跟一百年前毫无二致。清凉的喷泉中央，矗立着一尊仙女骑海豚雕塑。喷泉四周，年轻的父母看着自家孩子玩耍。长椅上坐满聊天的附近居民。一个父亲正在教儿子骑自行车，望着孩子摇摇晃晃的身影，做父亲的既得意又担忧。这还是一个读报的好地方，小狗也可以跟着主人尽情散步。公园的右侧是山谷和特拉斯蒙诺湖。

公园尽头与我家门前的那条白鹅卵石路相通相连。道路两侧柏树成荫，一株柏树纪念一位一战中的阵亡士兵。我沿着这条尘土飞扬的道路往家的方向走了大约一公里，抬头望见位于梅第奇古堡尽头的伊特鲁里亚石壁。这个石壁名叫“巴玛苏罗”，我家房子的名字正取于此。石壁朝南而立，很像博洛尼亚附近马察博托的神庙，也许这道石壁本来就是太阳神庙的一部分。一些当地人告诉我，叫“巴玛苏罗”（渴望阳光），是因为山的这一侧冬天日照稀少。有谁知道这个名字由来多久了呢？一整个夏天，阳光从清晨就直射在石壁上了，常常把我叫醒。看着清新而动人的朝阳，我感受到了一种古老而原始的反应：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黑夜之神并没有将太阳吞噬。所以，在所有的建筑物中，太阳神庙最合乎常理。或许，石壁的名字真的可以追溯到二千六百年前，当时的伊特鲁里亚人正是因为对太阳的渴望才以此命名它。我仿佛看到伊特鲁里亚人对着亚平宁半岛上的第一缕阳光，吟唱祈祷；然后全身涂满橄榄油，躺在古老的地中海大太阳下，享受一个早上。

亨利·詹姆斯也曾走过这条鹅卵石路，他在《旅游的艺术》一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顶着炎炎烈日，绕行石壁一周，我看见了许多没抹灰泥的巨石。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强烈的白光，我不得不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以寻找合适的角度，观察伊特鲁里亚的朦胧历史……”蓝色的眼镜？是不是十九世纪的太阳镜？我好像看见亨利站在鹅卵石路上，凝望着石壁，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拍拍尘土走回旅馆，去写每天必须完成的文章。我也同样在这条路上漫步，也想尝试着同样的神奇举动，把那道很久很久以前的阳光带入今晨的明媚之中。

费拉·安吉列科修士（1378-1455），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佛罗伦萨派画家。

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曾与毕加索一起发起立体主义绘画运动。

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美国画家。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9），法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