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旧金山机场，一阵湿冷的雾气迎面袭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咸味和引擎的油烟味，吓了我一大跳。一个出租车司机走到路对面，帮我提行李。我和司机说笑了一会儿，就沉默下来。我是真的不想说话了，要知道，我已一路舟车劳顿二十四小时。和女儿阿雪莉在纽约机场分手后，我独自飞回旧金山。这一段旅途十分坎坷，因为遇上罕见大风，飞机延误了一个小时。坐在飞机上俯瞰，山上的房屋好像一条光链，很快旧金山海湾便出现在我的右边，几乎将整条高速环抱在胸。一条小道蜿蜒曲折，道路尽头，天际线边灯火通明，旧金山市赫然在望。我知道，飞机很快就要在山顶俯冲，楼宇间的一湾蓝水即将一掠而过。
虽然旧金山近在咫尺，但我脑海里的依旧是那栋石屋、堆着干草垛的山野，以及布满葡萄园、橄榄树林和向日葵的连绵青山，眼前的繁华都市让我觉得陌生。我开始找家里的钥匙，在记忆中它们放在手提箱的内袋里，可是没找到。是不是被我弄丢了？怎么办，虽然两个朋友和一个邻居都有我家的钥匙，但我担心听到的是电话留言：“我出门了，星期五才回来……”出租车驶过一幢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窗帘严实，唯有廊灯照着门廊旁的木栏杆和园中的花草。街上没有一个人，连遛狗和买牛奶的人都没见着。想到科尔托纳人可以随意把钥匙留在门上，晚上全都出去溜达、访友、购物、喝咖啡，我好生忌妒。埃迪还在巴玛苏罗，因为他的学校开学稍晚，而我们希望喷砂工作能在这个夏天完成。出租车把我放下后，绝尘而去。我的房子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蔷薇长高了，缠着柱子往上攀爬。我终于从一堆意大利硬币中摸出钥匙，打开家门。小猫“小妹”听到开门声，窜到我面前，喵喵地叫个不停，还用一侧身体蹭我的脚踝。我弯腰抱起小猫，闻着她身上的泥土与湿叶子味。在意大利，我经常在一觉醒来的时候以为“小妹”睡在床上。接着，它纵身跳上行李箱，蜷起身子打起盹来。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它肯定受了不少苦。
电灯、垫子、橱柜、被子、桌子，以及墙上的画，对一个在七千英里之外的空屋子里居住了一夏天的人来说，是多么舒适，又是多么凌乱。书柜装得满满的，厨房的玻璃架上摆着五颜六色的盘子、水壶、碟子，一应俱全。厅里的那张长地毯多柔软哪！我能永远离开这里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二战期间曾避难于乡下。一次空袭后，她赶回伦敦，发现房子已成废墟。照理应该伤心欲绝才是，但她却感到一阵莫名的狂喜。遇到这样的事，我的反应肯定与她的不同。每次大地震过后，看着裂痕处处的烟囱、破碎的花瓶和玻璃杯，我都要难过好几天呢。只是现在，我踩惯了冰凉的瓷砖地板，看惯了朴实的白墙而已。我的躯壳回来了，灵魂还留在那里。
电话里有十一条留言。“你回来了吗？”“我需要您在我的毕业证上签名……”“请来电确认会面时间……”帮忙看家的太太记了一长串来电者的名字。书房里堆了三叠齐膝高的邮件，大部分没有要紧事宜。我打起精神，一封封地浏览。
因为我在意大利待得太久，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匆赶回，所以必须立即返校。再过四天就要开学了。虽然在意大利能收发传真，学校里的秘书又极其称职，但我毕竟是系主任，开学时得亲自坐镇才说得过去。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去学校报到。“暑假过得怎么样？”每个人问的都是这句话。新学年伊始，校园一派生气，弥漫于空气中的勃勃生机感染着每一个人。书店里挤满了买教材的学生，我本打算买些圆珠笔、有五种检索方式的记事本和活页纸，只好暂且作罢。待在办公室里签字、记备忘，打电话给一大群人，使我像台高速运转的马达，早已将时差带来的不适抛至九霄云外。
忙完工作，我上街去买日用品，发现有机蔬菜店新聘请了一位女按摩师，日后买马铃薯之前，我可以坐在按摩室享受七分钟的按摩，放松紧张的神经。但今天，一看到收银台前排着的长龙、一排排新鲜的农产品和商店前部新开的面包坊中诱人的面包，我就精神抖擞起来。芥末、蛋黄酱、巧克力、保鲜膜——我买了一大堆整整一夏无缘见面的东西，又去熟食店买了够吃两天的螃蟹饼、香葱马铃薯、玉米沙拉和小麦沙拉。接下来的日子，我肯定忙得没空下厨。
巴玛苏罗现在是早上八点。埃迪也许正在给橄榄树除草，不然就是着急地踱步，等待那位喷砂工人大驾光临。我把车子倒进车库时，看见只剩一颗牙的流浪汉艾维特，正站在我家垃圾桶边，寻找瓶瓶罐罐。邻居车库门上多了一张告示牌：“请勿停车，违者拖走！”
回到家，我听到了埃迪的留言，声音好像有点儿烦躁。“亲爱的，真希望能逮着你，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工作吗？我送你去机场后回到家，那位喷砂工人就已经到了。”他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他带了一台巨大的喷砂机过来，吵死人啦。砂子真的是喷出来的，满地都是，跟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尘暴一样。他昨天喷了三间屋子。你无法想象地板上的砂子有多厚。我把家具全都搬到露台上，把自己关在一间屋里。咱们家到处都是砂子。不过处理过的横梁挺漂亮的，都是栗木的，只有一根是榆木。我不知道拿那些砂子怎么办，连我耳朵里都是，可喷砂的时候我已躲得很远了。用扫把清扫肯定不行，要是你在场就好了。”埃迪平日说话很少用这么多强调语气。
他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正在佛罗伦萨附近的高速上，准备前往尼斯，搭乘飞机回国。他的声音听起来既疲惫又兴奋。我们的修缮批文下来了，喷砂工作也大功告成！可惜比安基先生要做胃部手术，不能接活儿。埃迪只好跟贝尼托·坎托尼签约——就是那位长得像墨索里尼的黄眼老兄。房子会马上动工，预计十一月初结束，来得及过圣诞。但砂子的清理却没有进展，据喷砂工人说，要把全部砂子清理干净需要五年时间！
伊恩，我们买房子时的翻译，替我们监督工程的进度。已经画好装修的草图，插座、开关和暖气的位置，浴室的格局，厨房的设计，就连水槽的高度、水槽和水龙头之间的距离，都有标记。甚至我们事先买好的浴室瓷砖和灯具放在哪儿，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总之，只要我们想到的全都写在了纸上。我们焦急地等待意大利开工的消息。
九月十五日，收到伊恩的第一封传真，贝尼托第一天开工就跌断了腿，得等他能走路了，装修才能重新启动。
“festinatarde”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谚语，意思是“欲速则不达”。通常，这个谚语的形象表达，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或一只铁锚缠身的海豚，或一位端坐的女子一手握一对翅膀，一手握一只乌龟。画上的女子应该是一手握着大石墙，一手握着中央供暖系统、厨房、露台和浴室才对。十月十二日，我们收到伊恩的第二封传真，“工程进度落后了，原来的计划可能会有不少改动。”但他还是很有信心，叫我们不必担心。
我们回了一封传真，说了些鼓励的话，并请他吩咐工人将每件家具盖上塑料布，再用胶带加固。
随后的一封传真告诉我们：已经开始在厨房和餐厅那堵三英尺厚的墙上打洞。两天后的传真把我们俩吓了一大跳：工人把石墙上一块大石头抽出来时，整幢房屋吱嘎作响，吓得他们以为房子要塌了，夺门而出。
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伊恩，问了他一箩筐的问题：事先用东西撑住房屋了吗？难道贝尼托没用钢筋？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不知道可能会出这种状况吗？伊恩回复说，石屋的情况难以预测，不像美国的房子如何动手心中有数，不过房门已经开好了，看起来不错，就是比原计划的窄一些，开大了或许会有危险。我一方面生气他们的无能，另一方面又暗自庆幸房子没塌，没伤着他们。
十一月中旬，贝尼托将二楼露台装修完毕，三楼和雇农卧室相连的两扇门也开好了。我们原本想打通主卧和雇农卧室，现在计划取消。一想到贝尼托的手下惊恐逃生的景象，就丧失了勇气。不久，伊恩汇报第二项工程进度落后，即新浴室和热水系统不能如期完工。他劝我们圣诞节别过去，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圣诞节这里供不上热水。事实上，这屋子那时根本没法住人，因为中央供暖的管道必须安在房子里，装在房屋后面的想法行不通。”贝尼托请伊恩转告我们，实际费用会高于预算，因为工作比预期的多很多。按照合同，原来由他承接的项目，比如水电安装委托给了别人，导致一大叠重复账单出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而伊恩一样一头雾水。我们汇了部分款项过去，他却迟迟没收到，这令他大为光火。显然，因为没有亲临现场监督，班里图总是先忙完别的活儿，有空才过来装修我们的房子。
我们还是按照原定计划，飞往意大利过圣诞，盼望能有奇迹出现。伊丽莎白让我们借住她在科尔托纳的房子。她已将部分物品整理清楚。因为新居比旧居小，她还决定再送我们一批家具。我们坐车驶离罗马机场时，大雨像打开的水龙头，哗哗地打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越往北走雾越浓。路过卡姆基亚的时候，我们下车到一家小酒馆喝了两杯热巧克力，并决定先把行李卸到伊丽莎白家，午饭后再去巴玛苏罗。
巴玛苏罗简直就是一处灾难现场。为了安装暖气管道，每间屋子的墙壁都挖了小沟。大大小小的石头，堆在毫无遮盖的地板上。塑料布只是随便往家具上一扔，根本没按照我们的吩咐去做，以至于所有的书籍、桌椅、杯碟、床铺、毛巾，甚至收据，全被泥土占领。弯弯曲曲的管道凹槽，从地板伸至天花板，如同一道道没有包扎的伤口。新浴室才刚刚开工，堆了一地水泥。新厨房的灰泥已经开裂了，不过新的大水槽已经装完毕，效果不错。不知哪个工人在餐厅壁画上用黑色白板笔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埃迪看见了，立刻拿来一块湿布使劲擦抹，但是徒劳，气得他把抹布狠狠扔进石堆里。他们任由所有的窗户开着，而早上的那场大雨，使得地板上到处都是积水。粗心大意造成的恶果随处可见，就连电话都没幸免于难，被深埋进沙土中。我火冒三丈，快步走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贝尼托不在现场，大概忙别的活儿去了。一个工人看见我们垂头丧气，安慰说房子快装修完了，效果会很不错的。他很腼腆，不过像是真的关心我们。多漂亮的房子！多好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着，用一双朦胧而苍老的蓝眼睛难过地看着我们。这时，贝尼托回来了，一见面就开始吹牛皮：那些沙土都是要清理的，只是赶不及在我们回来前做好，再说，都是管道工弄出来的，明明说好来清理，却不见人影，把他的活儿都给耽搁了；不过，所有的活儿都干得漂亮极了。厨房的裂缝会补好，那只是因为下雨天灰泥干不透才造成的。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回应。就在他手舞足蹈口水飞溅之时，我瞥见刚才那位工人朝我们做了个奇怪的手势。他站在贝尼托身后，朝贝尼托的背影点点头，然后用手拉下眼皮。
二楼露台的活儿倒是干得相当漂亮。地上铺好了玫瑰色的砖块，生锈的铁栏杆也都加固了，看起来既结实又古色古香。平心而论，还是有些活儿做得不错。
下午四点，黄昏翩然而至，五点时分已夜色朦胧。冬日的商店午休过后依旧开张——早上工作，午间休息，天黑再营业。看来，科尔托纳冬天的生活节奏和炎热的夏天并没有区别。我们顺道看望了马提尼先生。见到他我们很高兴，知道能学到很多万金油似的语气词。我们用结结巴巴的意大利语将房子的情况告诉了他。临别时，我突然想起那个奇怪的手势，便用手拉下一边眼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furbo.”就是胡说、别上当的意思，他问：“是谁furbo？”
“当然是我们的工头。”
谢谢你，伊丽莎白，多温暖的房子。我们买了红蜡烛，砍了一根柏树枝拖进屋里，多少得有点过圣诞的气氛吧。虽然商店中的冬令时蔬非常诱人，可惜我们无心下厨。伊丽莎白送的家具很让人倾心。除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一张咖啡桌、两张书桌和一盏台灯，还有一个古老的栗木食品橱，上面可以揉面粉、做面包什么的，下面是橱柜和抽屉。我尤其爱抚摸栗木温暖的表面。此外，伊丽莎白还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个特大号的橱柜，大得可以装进我们家所有的亚麻桌布、床单和窗帘；一张餐桌、一只旧箱子、一个五斗橱、两把椅子和好些餐具。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有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但是，我们丝毫不担心从此失去挑选家具的乐趣，因为摆进伊丽莎白的家具之后，剩余空间还很多。经历了装修房子的诸多烦恼，伊丽莎白的这份厚礼无异雪中送炭，让我们倍感温暖。这些家具摆在伊丽莎白整洁的房子里是那么协调。可是我们离开美国之前，必须把它们搬进另一栋瓦砾狼藉的房屋。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装修进程慢慢减缓，最后完全停工了。我们压根儿没料到，工人们的假期那么多。临近新年就有好几个假期，而为感谢圣徒斯特凡诺，我们以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工人们又多了一天假。伊丽莎白请来弗朗西斯科·菲克替我们搬家具。弗朗西斯科帮伊丽莎白干了将近二十年的活儿，这天，他带着儿子和女婿，开了辆大卡车过来。他们把大橱柜大卸八块，连同其他家具一并装到车上。唯一的漏网之鱼是一张书桌，因为太宽，没法从书房搬出来。伊丽莎白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看来它舍不得离开旧主。我捧着一堆碗碟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抬头正好看见弗朗西斯科用一条绳索，将书桌从二楼的窗户缓缓吊下。书桌轻轻落地时，大家不禁鼓掌叫好。
家具运回巴玛苏罗以后，我和埃迪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事先清理好的两间屋子里，盖好塑料布，关上房门。
什么事儿都做不了，贝尼托不接我们的电话，我又得了咽炎。我们连圣诞礼物都没有买，埃迪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女儿阿雪莉也得了流感，听说这里一团糟后，取消了到意大利过节的计划，宁愿只身一人待在纽约。我翻看杂志时，无意中发现一则巴哈马的旅游广告，怔怔地看着里面的照片：清澈蔚蓝的大海，金光闪闪的沙滩。我仿佛看见某地的某个人，躺在黄色的小舢板上，将手伸进温暖的海水，在阳光下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