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追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开始朝格林威治走去；现在想来，那时说不清我还产生过要一路跑到多佛尔的荒唐想法呢。假如我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没多久我那乱七八糟的思路就在这一点上理出了头绪；我在肯特路上一排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我找了一家门前的台阶，坐下来，因为刚才跑我现在疲惫不堪，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时天已黑了；我坐在那儿休息时，听见钟正敲十点。幸好那是夏天的晚上，天气也很好。等我缓过气来，继续往前走。
我现在只剩下三枚半便士（我真奇怪，星期六晚上我口袋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余钱！），而这些钱让我费了好多心思。
我和米考伯夫妇住在一块儿的经验告诉我，这儿可能有办法让我吃点食物。我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脱下我的背心，折叠起来，夹在腋下，又回到铺子门前。“你要是能给个好价儿，先生，”我说道，“我就把背心卖给你。”
多洛比先生——接过那件背心，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提起背心，又看了一会儿，最后说：“这件小背心，你想卖多少钱？”
“哦，你是很内行的，先生。”我谦虚地回答。
“我不能又当卖主，又当买主呀，”多洛比先生说。“这样一件小小的背心！你说个价儿好啦。”
“十八个便士吗？”我试探着说。
多洛比先生把背心交还给我。“假如我出九个便士买下这件背心，”他说道，“那就等于我打劫了我一家人。”
这样做交易，真叫人不痛快；因为为了我的原因，让他去打劫他一家人。但是我当时的处境特别窘迫，于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只要九便士就卖给他。多洛比先生付给我九便士。我对他道一声晚安，走出铺子，手里多了九便士，身上少了一件背心。不过我把夹克衫的扣子扣上，也就不大显了。
其实，我早已明白，下次就该轮到那件夹克衫出手了，我只有穿件衬衫和裤子往多佛尔奔去，如果能穿着那样的衣服到得了多佛尔，也可以说是万幸了。不要认为，一路之上我只盘算着衣服的事。其实。我前面的路还很长，想的是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骗了我，心肠太狠了，除了这些，当我口袋里装着九便士上路时，心里并没觉得我多么的困难。
我突然想到一个晚上过夜的计划，我就要把这个计划实行。这个计划就是，躺在我母校后墙根儿的一个角落里睡上一觉。我想，有那些同学们和我过去讲故事的那个寝室在我附近，我肯定不会孤单；虽然同学们不知道我就在附近，那间寝室也不会给我遮风挡雨。
我走了一天的路，后来终于爬上布莱克希思荒地的高坡，到平坦地方时，实在太累了。寻找塞勒姆学堂费了不少事；但我最后找到它了，也找到了后墙角落里的草垛，我就在草垛边上躺下来。没躺下之前，我绕着学堂的院墙转了一圈，看了一下宿舍的窗户，只见里面黑洞洞、静悄悄。平生第一次在头上没房顶的地方躺下来过夜时的那种孤寂感觉，让我终生难忘！
那天晚上，我倒头便睡着了，我睡的很好，还做了一个梦，睡梦中我感觉冷——一直睡到温暖的阳光和塞勒姆学堂的起床铃声把我唤醒。假如我能期望斯蒂尔福思当时在那儿，我肯定会躲起来，等他一个人出来时见他一面；但是我知道，他早就离开了。特拉德尔斯也许还在学校里，不过他靠不住；所以不想把我的情况告诉他。趁着克里克尔先生的学生们起床，我悄悄地离开那堵墙，踏上那条漫长的长路。早在我当学生时，我就知道那条路是通往多佛尔的，但没想到，现在人们看到走在这条大路上的我，却是这样一副狼狈相。
那个周末跟我在雅茅斯度过的周末有很大区别！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着，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教堂的钟声；我遇见去教堂的人；我从教堂门前经过，听见会众在里面做礼拜，牧师助理坐在廊檐下或站在水松树下乘凉，见我走过，皱起眉头。不过，往日周末的和平和宁静气氛依然笼罩着一切，除了我是个例外。
那个周末，我沿着那条大道走了二十三英里，因为我还没走过远路，能走这么远，是很困难的。傍晚，我来到罗彻斯特桥上，累的疲惫不堪，吃着面包。有一两所小房子门口挂着“安寓旅客”的招牌，我看了不由心动；但是我却害怕把我所有的钱花光了，更害怕我在路上碰见那些流浪汉们对我不怀好意。所以，除了大街上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夜了。我走了很远，终于走到查塔姆。就在这里，我在一尊大炮旁边，躺下来了；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天亮。
早晨，我向那条狭而长的街道走去时，我的腿脚酸疼，咚咚的鼓声和军队行进声震得我头昏脑涨，好像将我团团围住。我认为，要保留一点儿力气，就可以走到旅途终点，那天我太累，于是我就把卖夹克作为我一天的工作。我脱下夹克，为了是学会不穿它也能走路。我拿着夹克夹，开始找各种旧衣铺来。
那是个适合卖夹克的地方；因为那里买卖旧衣服的铺子多得很，因他们大多数人在货物中间夹杂一两件军官制服，挂在那里，还有肩章等饰物，我认为他们买卖的东西一定很昂贵，吓得我，转悠了半天也没敢把我的货物向人出售。
因为我担心卖不去，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卖旧船具的铺子和多洛比先生开的那类铺子，而不问门面排场的铺子。我终于找到颇有希望的一家。这铺子位于一条肮脏胡同的街角上，好像全是这种旧衣服；还有婴儿床、枪支、帽子和钥匙等，钥匙很多，好像可以打算世界上所有的门。
我心里跳得厉害，走进了那个小铺子。因为挂满了衣服，屋里显得很昏暗。当一个丑陋的老头子，从铺子后面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时，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只见那人的下半边脸被灰胡子遮盖起来，面目凶恶，让人害怕。
“你要干什么？”那老头儿说。
他仍然抓住我的头发，重复说：
“哦，你要干什么？”
“我想问问，”我浑身哆嗦着说，“你要买一件夹克吗？”
“哦，我看看你那件夹克！”老头儿说。
他一边说，一边戴上一副眼镜。
“哦，这件夹克要多少钱，”老头儿把夹克看了一遍，然后问。“哦——这件夹克要多少钱？”
“给半克朗吧。”我说，这时我刚安静下来。
“哦，那可不行！”老头儿叫道。“哦，十八个便士吧，咕噜！”
“好吧，”我说，我认为买卖谈妥了，特别高兴。“就是十八便士吧。”
“哦！”老头儿喊道，把夹克放到货架上。“到铺子外面去！你给我出去！别给我要现钱；换东西好啦。”
我这一生，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都从未那样慌张过；我低声下气地对他说，我需要的是现钱，别的东西对我没用，我听他的意思到外面等候。于是我走出去，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我坐了不知多少个钟头，我还坐在那儿等着要钱。
希望干这一行的人，别再出一个像他那样的醉鬼了。原来他这个人远近闻名，而且享有把他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声誉。这情况，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因为一群孩子来到他铺子前面，不停地高喊着那个传说，叫他把金子拿出来。“你别装穷，查理。你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了，快把卖身得来的金子分给我们一点儿！”他们说了这一类的话，这种情景惹得他很生气，他一天从铺子里冲出冲进，而那群孩子一会儿奔逃，一会儿回来。
那个老头子多次引诱我，让我答应以物易物；有一回，他拿出钓鱼竿，又拿出提琴，还拿出三角帽，一支笛子。不过，我对所有的诱惑都拒绝，咬紧牙关坐着不动；每次眼含泪水，要求他给我钱，要么还我的夹克。最后，他开始给我钱了，一回给半便士，给了两个小时，才增加到一先令。
“哦！”过了好长一会儿，他高喊道。“再给你两便士，你走吧？”
“不行，”我说，“那样我就饿死了。”
“哦，三便士你走不走？”
“要是我不着急用钱，你一文不给都可以，”我说，“但是我可急着用钱啊！”
“哦！”（当他在门框里只露出他那奸猾的老脑袋偷觑我的时候，那咕噜一声是怎样拿腔作势迸发出来的，实在无法状写）“给你四个便士，你走不走？”
我已疲惫不堪，没有力气，就接受了这个价钱；转身走开了。这时太阳已落山，我比刚才更加饥渴难忍。不过花了三便士之后，我的精神完全恢复了；趁精神好，我又走了七英里路。
晚上，我又在一个干草垛下面睡觉了，我在小溪里洗了洗脚，然后舒服的睡了一夜。第二天我又上路时，发现前面的路穿过一片片蛇麻草田和果树园。正好秋末，果园里熟透了的苹果挂满枝头，有几处，采蛇麻草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感觉这里实在太美了，于是决定当晚就睡在那里。
那天在路上遇见的流浪汉比以前更坏，他们在我心里引起的恐惧感，至今难忘。我记得有这么个年轻的家伙——从他背的袋子和带的炭火炉来看，他是个补锅匠——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他转过身来，瞪着大眼看我的；他声如雷吼般喊我回去，我停住脚步，回头看去。
“叫你回来，你就得回来，听见没有？”那个补锅匠说，“不听话，就把你那小肚子豁开。”
我想了一下，还是回去的好。
“你要去哪儿去？”补锅匠说。
“我要去多佛尔。”我说。
“你是从哪儿来的？”补锅匠说，同时把我的衬衫又拧了一个花，抓得我更牢了。
“从伦敦来。”我说。
“是哪条路？”补锅匠说。“你不是小绺吧？”
“不——不是。”我说。
“不是？妈的。你要在我面前耍滑头，”补锅匠说，“我就把你的脑浆子敲出来。”
“你身上的钱够买一品脱啤酒的吧？”补锅匠说。“要是够的话，快快拿出来。别等你老爷亲自动手！”
我本来想把钱拿出来，但是我看了看那女人，只见她把头一摇，好像说“别！”。
“我是个穷光蛋，”我说，“身上一文钱也没有。”
“什么，你这话怎讲？”补锅匠说着。
“先生！”我吞吞吐吐地说。
“我兄弟的绸子手绢儿怎么围到你的脖子上去啦？”一眨眼他就把我的绸手绢从我脖子上揪走，扔给那个女人。
那女人一阵大笑，好像她认为这只是开了个玩笑，把那块手绢又扔给我，好像在说“跑！”。我还没来得及，补锅匠从我手中把手绢抢回去。他将手绢围在他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对着那女人骂了一句，把她打趴在地上。我不会忘记，眼见她躺倒在坚硬的路面上，也不会忘记，当我跑到远处回头看时，她坐在路边的斜坡上，用她的披巾擦脸上的血污，而补锅匠一个人往前走了。
这次遇险对我的惊吓很大，以后，一见这种人走过来，我就掉头往回走，找一个地方藏起来，直到他们走了，我才上路。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严重地耽搁了我赶路。当我终于踏上多佛尔附近的高原时，这幅图画在我心里充满希望，减了眼前景象的荒凉之感；直到我逃出伦敦的第六天，到达旅程第一个大站，确实踏进那个城镇，那幅图画从未离开过我。可是，说来也奇怪，当我饱经风吹日晒，站在向往已久的那个地方时，那幅图画却如梦境，悄然消失，让我怅然若失。
我在船工中间打听姨婆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很多。我又在马车夫中间打听，他们同样没正经。而店铺里的人，见我这穷酸相，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回答说，他们没东西给我。我这时的痛苦和孤独感超过逃亡路上的任何一个阶段。我没钱了，也没任何东西可以变卖；我又饥又饿，精疲力尽；距我的目的地，特别遥远。
那天上午就在询问中消磨掉了，我正坐在一家店铺台阶上，想着是否再到前面那些地方转转，突然看见一个马车夫赶着车走过来，正好马衣从车上掉下来。我拾起马衣递给他，看那人相貌和善，就问他是否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次数太多，这回都说不出口了。
“特洛特乌德，”他说，“让我想想。我脑子里有这么个人儿。是个老太太吗？”
“是的，”我说，“是上了点年纪。”
“腰板儿挺直的，是吗？”他说着，伸直了腰。
“是的，”我说，“我想是这样。”
“老拿着个手提包，是吗？”他说，“一个大提包，里面能装很多东西，是吗？脾气挺倔的，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是吗？”
我连声答是，承认这番描述的正确性，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是这样的，”他说。“你上了那个坡儿，一直往前走，走到朝海的那几座房子，你再打听，就可以打听得到。我感觉，她那个人抠门儿得很，我给你一个便士好啦。”
我很感激地接受了，用它买了块面包。吃着面包，朝着他给我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很远，还没看见他说的那种房子。后来我看见了，就走了过去，进了一个小铺子（我们那一带管它叫杂货铺的那一种），打听他们知道特洛特乌德小姐住在哪里吗？我本是跟柜台后面的一个男人讲话的，他正给一个年轻女人称米；后者转过身来，接过了话茬。
“你问的是我家小姐吗？”她说，“你找她有什么事，你这孩子？”
“麻烦你，我找她有句话要说。”我回答说。
“你是向她告帮吧？”那个姑娘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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