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学堂时，他很好，佩戈蒂先生。”
“他真够朋友！”佩戈蒂先生说。“要说够朋友，他才叫真够朋友！啊，天老爷呀，能见他一面，可真有福气呀！”
“他长得很帅，是吗？”我说。
“帅！”佩戈蒂先生说。“他在你面前，像——像一个——喔，我不知道，总之，他很有胆量！”
“是啊，他就是那种人，”我说。“他很勇敢；还有，佩戈蒂先生，也很坦率。”
“那我想，”佩戈蒂先生说，“谈到书上的问题，恐怕什么都不在话下吧。”
“对，是这样，”我高兴，大声说道。“他懂得很多呢。”
“那才够朋友！”佩戈蒂先生庄严地说。
“好像他什么都懂，”我说。他是个打板球的高手。
佩戈蒂先生说，“那是！”
“他能说道，”我接着说，“不管什么人，都能叫他说服。还有，你要是听见他唱歌，我不知你要说什么好呢，佩戈蒂先生。”
佩戈蒂先生说，“我相信他唱得好。”
“他讲义气，品德高尚，”这时，我谈的话题使我忘乎所以了。“说多少赞美的话都说不完。他在学校里仗义地保护我，他给我的好处，我难以回报。因为，我比他小得多。”
我正说着，无意中看见小爱弥丽。她的样子竟使我惊呆了，我不说话了，她看着我笑了。
“爱弥丽和我一样，”佩戈蒂先生说，“想见他一面。”
我们大家都往她那儿看，羞答答低下了头，脸涨得通红。于是拔腿就跑，到睡觉时，也没出来。
我依然睡在船尾我原先睡过的那张小床上。
日子像从前那样过去了，只有一点现在小爱弥丽和我很少到海滩上去玩了。她要学功课，又要做针线；每天有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不过，就算不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游玩了。
我们到雅茅斯的那天晚上，巴吉斯先生就拜访了，他提着一包桔子，和平常不大一致他是送给佩戈蒂的。从此，他每天晚上来，手里总是提着一个包儿，来了把小包儿放在门后就走。这些爱情的礼物，多种多样。
巴吉斯先生的求婚方式，是很奇怪的。他很少开口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佩戈蒂。一天晚上，可能是感情冲动吧，他抢过佩戈蒂打线用的蜡头，装口袋里就走了。从此，每当佩戈蒂要用蜡头，他就从口袋里掏出来（蜡头已化了一半，粘在里子上），等用完又放回口袋，我想，即使他带着佩戈蒂到海滩上玩，他也不会说什么话。只偶尔问她一句好不好，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在那儿做客的时候不多了，佩戈蒂要跟巴吉斯先生出去度一天假期，我和小爱弥丽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头天晚上，我一心想着和小爱弥丽，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我们吃早饭时，巴吉斯先生便赶着一辆轻便马车，朝他所爱的人奔来。
佩戈蒂仍然像平常打扮，但巴吉斯先生却焕然一新。他装扮得很整齐，我认为巴吉斯先生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体面人物了。
我们在门外乱哄哄忙着佩戈蒂先生手里拿着一只旧鞋，要在我们出发时朝我们扔过来，据说是为了讨个吉利。他要把鞋递给格米治太太，让她来扔。
“我不扔。让别人扔吧，丹尔，”格米治太太说道。“我是个孤单的人，总想孤单的人，看着别扭。”
“你就扔吧，老嫂子！”佩戈蒂先生喊道。“你就扔吧。”
“不扔，丹尔，”格米治太太回答说，“还是你扔吧。”
这时，佩戈蒂已经和每个人道了别，亲吻过了所有的人，坐在车上了（我们都在车上坐好，小爱弥丽和我并排坐在两把小椅子上），她喊道，让格米治太太扔。格米治太太勉强扔了。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启程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车停在教堂门前，他和佩戈蒂走进教堂。我们在车上等他们，我趁机，用手搂着爱弥丽，对她说，我很快就要走了，我们这几天一定要快快乐乐。小爱弥丽答应了，并且让我吻了她，我真高兴；我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再爱另外一个人，如果有人向她求爱，那我就死。
听了我的话，小爱弥丽笑不合口。说我是“一个傻孩子”；说完了，就又大笑，笑得那么美丽，我只顾看她，却忘了那名字很难听，让人痛苦了。
巴吉斯先生和佩戈蒂在教堂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是出来了，我们驱车驶往乡下。在路上走着，巴吉斯先生转身对我使了个眼风（附带说一句，我以前真没想到，巴吉斯先生还会使眼风），说道：“你记得我在车篷上写的名字吗？”
“克拉拉·佩戈蒂呀。”我说。
“如果这儿有一个车篷，你说我该怎样写呀？”
“还是克拉拉·佩戈蒂吧？”我说。
“错，这回是克拉拉·佩戈蒂·巴吉斯啦！”他回答说。
总之，他们结了婚，他们到教堂去就是为这个。佩戈蒂决定要静悄悄地举行婚礼，她找牧师给她当主婚人，连观礼的人都没有。所以，当巴吉斯先生突然宣布他们结婚的消息时，她显得十分尴尬，她使劲儿拥抱我，表示她对我爱心并没减少。一会儿她便恢复了正常，说，她很高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来到一家小客店，那儿事先订了座位，我们在那儿快乐地吃了一顿，高兴地过了一天。假如佩戈蒂在过去十年间每天结婚，她也不至于像现在对结婚这件事看得这样平淡；结婚后她没有任何改变。
从此，我经常想，那是一个多么奇异、别具一格的婚礼呀！天黑了，我们上了车，快快乐乐地赶回家。
我们回到家时，并不太晚；巴吉斯先生和巴吉斯太太送下我们便高兴地驱车回他们自己的家了。这时，我感到我失掉了佩戈蒂。要不是有个小爱弥丽，我睡觉时可真要痛苦不堪了。
佩戈蒂先生和哈姆也明白我的心思，他们做好晚饭，招待我。小爱弥丽过来挨着我坐在矮柜上，在我做客的这段时间里，她这是第一次坐在我身旁。那饶有兴味的一天，就这样饶有兴味地结束了。
那天晚上涨潮；我们睡后不久，佩戈蒂先生和哈姆就出海了。房子里只剩下我和小爱弥丽，还有米治太太。我感觉勇气十足，因为我成了她们的保护人。
一大早，佩戈蒂就来了。她仍像平常一样，叫我起床，好像巴吉斯先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梦。吃完饭，她把我带到她家里。那个家，虽然小，却很漂亮。
就是那一天，我和佩戈蒂先生、哈姆、格米治太太和小爱弥丽分别了；在佩戈蒂家阁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住了一夜（那儿床头搁板上放着那本讲鳄鱼的书）。佩戈蒂说，那房间永远给我留着，并永远保持原样不变，让我随时来住。
“不管什么时候，亲爱的大卫，我只要活一天，我只要有这所房子，”佩戈蒂说，“你可以看到，房子和我人一样，时刻盼望着你来。”
我深深地感到，她的忠心，于是向她说我很感动。在那天早晨我就要回家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把我送回了家。他们把我送到家门口，便恋恋不舍地告别；看着马车载着佩戈蒂渐渐远走，我一个人在那棵老榆树下面，这时没人再笑脸迎接我了。
这时我变成了孤单的弃儿。我一下子陷入了孤单的境地——
如果他们把我送到最严厉的学校——我能学到点东西，不管学什么，——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可是，在这里，我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讨厌我；对我不理不睬。现在我想，在那时，也是摩德斯通先生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他想甩掉我，最后他还是如愿以偿了。
他们并没有给我肉体上的折磨。他们没打我，也没饿我；可是他们对我的委屈却没有停止。过了好时间，他们对我冷淡无情，不理不睬。有时我想，如果我卧病在床，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是死是活随便吧，没有人来帮助我渡过难关呢。
摩德斯通姐弟俩在家时，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不在时，我就一个人吃喝。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可以闲逛；可是他们妒忌我交朋友：也许是觉得，我如果交了朋友，就会向朋友诉苦。因为这个原因，虽然齐利普先生一直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足个鳏夫，他那淡色头发、身材瘦小的太太已去世多年。我只记得在我的印象里，常把她跟龟背猫联系在一起），我很少去。我特别愿意在那个动外科手术的小屋里过一个快乐的下午，但是我很难有那样的机会。
同样的原因，他们很少让我去看佩戈蒂。但佩戈蒂每个星期到家里来看我，或者在附近同我见面，每次来都带东西。可是，我多次说到佩戈蒂家里去，他们都不同意，每次都让我伤心，不是滋味。时间长了，他们让我到那里去一两次了！那时，我发现，巴吉斯先生原来是个守财奴，他把钱都存放在箱子里，却说，箱子里没别的，只放了几件旧衣服。他的钱财深藏在那只箱子里，只有用尽心思才能哄着他从中取出一点。因此，每到星期六计算日用开销，佩戈蒂必须设定好，才能从他手里要出钱来。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时刻痛感自己无所作为，浪费光阴，要不是有几本旧书与我做伴，我的苦恼更难熬。那些书籍是我唯一的慰藉；我对它们忠贞不二，正如它们对我那样，我把那些书读了又读，不知读了多少遍。
下面写到的我生命中的这段时期，只要我记忆存在，便不会忘记这段时期；它时刻让我执著。
一天，我无精打采的，在住宅附近闲逛，将要拐进一条胡同时，碰上摩德斯通先生和另一位绅士。我有点不好意思，准备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忽然那位绅士喊道：“你是布鲁克斯吗？”
“先生，您认错人啦。我是大卫·考波菲尔。”我说。
“别瞎说啦。你就是布鲁克斯，”那人说道。“设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嘛。”
听了这些话，我仔细打量了那人一番。我认出他是昆宁先生，以前我曾随摩德斯通先生到洛斯托夫看过他——
“你怎么样啊，在哪里念书啊，布鲁克斯？”昆宁先生说。
他抓住我的肩膀，让我和他们边走边谈。我不知如何回答，便犹豫不决地看着摩德斯通先生。“现在他还待在家里。”摩德斯通先生说。“没去上学。我拿他没办法。”
他望了我一会儿；一副厌恶的神气。
“哼！”昆宁先生哼了一声，“今儿天气很好。”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我想，得想个办法，从昆宁先生手里挣脱，然后溜之大吉，但听他说道：“我想，你还跟以前一样，是个刺儿头，对么，布鲁克斯？”
“唉，他是够刺儿的，”摩德斯通先生不高兴地说。“你最好叫他去吧。你这样麻烦他，他不会感激你的。”
听他这样说，昆宁先生松开手，我赶紧跑回家去。走到前院时，我回头看见摩德斯通先生在跟昆宁先生说什么。他们都在看我，他们是在谈论我。
那天晚上，昆宁先生就在我家住。早晨，吃完早饭，我正准备走出房间，摩德斯通先生叫我。他板着脸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他的姐姐就坐在那张桌旁。
“大卫，”摩德斯通先生说，“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个创业的地方，不是无所事事的地方。”
“像你那样。”他姐姐说。
“简·摩德斯通，你别掺和好吗。我说，大卫，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个创业的地方，不是个无所事事的地方。对于脾气像你这样固执的孩子，更是这样。你的脾气需要改正，好好改正，要适应世界上的规范。”
“性情固执，在这儿吃不开，”他姐姐说。“这种坏性子，只有管教。”
他看了她一眼，有点责备，半是赞同，然后说——
“大卫，我想，你知道，我并不富有。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知道我并不富有。你受的教育已经很多。受教育是要花钱的；虽然我还供得起你，但我认为你在学校没有好处。你应早点到社会上去奋斗。”
我当时认为，我早已开始奋斗了，尽管处处碰壁；我仍然认为，我是早就开始奋斗了。
“也许你听人说起过‘账房’吧。”摩德斯通先生说。
“账房，先生？”我重复了一遍。
“摩德斯通暨格林拜酒业公司账房呀。”他回答。
他匆忙接着说：
“你肯定听说过这个账房，要不就听说过做买卖、酒窖、码头，或与这一类相关的话。”
“我听人提到过做买卖的话，先生，”我说，“可我忘记是什么时候听到。”
“记得不记得，不要紧，”他回答道。“那个买卖的经理，就是昆宁先生。”
我满怀敬意，向昆宁先生看了一眼。
“昆宁先生建议，公司既然可以雇用别的孩子，他认为也可以雇用你。”
“摩德斯通，”昆宁先生低声说道，“那是因为他没有出路了。”
摩德斯通先生不耐烦地继续说道：“你挣的钱够你自己消费。你住的地方和洗衣服费用（我已做了安排）由我付钱。”
“那不能超出我的预算。”他姐姐说。
“你的衣服我管，”摩德斯通先生说，“因为你自己还不能挣衣服穿。大卫，你要跟着昆宁先生到伦敦，凭自己的本事创造事业。”
“总之，我们该给的，都给了，”他姐姐说，“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
我很明白，他们说的这些话，是想让我走，我心里很乱。也没时间去思想，因为第二天昆宁先生就要走了。
第二天我离开家了，跟昆宁先生去伦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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