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他伤心地说，“我真为这事儿难过。”
“为什么？”我问道。
“哦！天哪！那就是他们弄断一个小孩子的肋骨的学校呵。你多大了？”
我说我八岁多点，九岁不到。
“对，就是你这么大，”他说。
打断了我们的话题。
院子里响起了驿车的号角声，“请问我该给堂倌多少钱才对呢？”我红着脸说。
最后我给他几个便士就上车走了。
我发现大家都认为那份饭菜是我独自个吃了，这可真叫我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听见那个女人对管车的人说，“乔治，对那个孩子多操点心哪，恐怕他会涨破肚皮呢！”同时，又看见女仆们都围过来，一边看我，一边笑，说我是个小怪物。我那位不幸的堂倌朋友，恢复了常态，精神勃勃，看到这种情况，跟人们一齐起哄。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预计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到达伦敦。车从一个村庄穿行而过时，我便想像农舍里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做什么；男孩子们跟在车后奔跑，攀到车上，抓着车悠荡一会儿，这时我猜测，他们难道也没有父亲，难道在家里也不快活？我想了很多，然后就是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
太阳终于出来了，我的旅伴们睡得舒服了一点。他们这一夜，鼾声如雷，嗝声不断，睡眠之困苦简直难以想像。太阳升高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醒来。但人人都说自己没有睡过，谁如果说他睡了，他便特别生气。这种情况，我听了，感到疑惑，就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明白。我不明白，在人类所有的弱点中，为什么我们最不甘心承认的弱点，竟是在车里睡觉这件事呢。
远远望去，伦敦真是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我相信，我所喜爱的那些英雄们的惊心动魄的悲喜剧都在那儿扮演着；在我的想像中，那儿比世界其他城市有更多的奇观、更多的罪恶。我们慢慢接近伦敦，并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去的白圣堂区一家客店。那家客店究竟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叫蓝什么来着，我们驿车后背上就画着它的招牌哪。
下车的时候，管车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喊道：“这儿有人等着接一个从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来的后生吗？后生登记的名字是摩德斯通。”
没人回答。
“请你再用考波菲尔这个名字问一问看，先生。”我在车上不知道怎么办，就说。
“有人来接一个从萨福克郡布兰德斯通来的后生呀？他登记的名字是摩德斯通，也叫考波菲尔，有人来接吗？”管车的说。“我说，有没有？”
没有人来接。我着急地望着四周。
梯子拿来了，我跟那个女人下了车：我等到她把篮子拿开，才敢动的。这时车上的乘客都已走光，行李也很快搬走，这时候仍没有人来认领我。
我比鲁滨逊·克鲁索还要孤单，我怀着这种心情走进账房，值班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到柜台里面，坐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想。如果没有人来领我，店里的人能让我在那里坐多久？他们不会叫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光了的？正当我着急的时候，一个人走进来，跟账房先生说了几句，账房先生马上把我从磅秤上拽下来，推到那人身边。
我和那个新相识走出账房，我边走，边偷看他。那人很年轻，很瘦，脸色苍白，下巴颏同摩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黑。他身穿一套黑衣服，那身衣服也是暗淡无光，袖子和裤腿都很短；他还系着一条白色领巾，但并不干净。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学生吧？”他说道。
“是的，先生。”我说。
“我是塞勒姆学堂的教师。”他说道。
我不由得站起来鞠了个躬。我不能向一位教师提那些平凡的事，我委婉地向他说明，这只箱子或许今后还用的着；我们又返回去，他告诉账房，下午他来取。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那地方远吗？”
“离布莱克黑斯不远。”他说道。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害怕地说。
“不近，”他说，“得走六英里哪。咱们坐驿车去。”
我已疲惫不堪，没有力气，让我支撑着走六英里路，实在太难了。我对他说，我一整夜没吃东西了，如果他能让我买点吃的，我会非常感激。他听了很惊奇——这时他停住脚步，看了我一眼——想了一会儿，说他要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我可以买上点面包带到那位老太太家里吃。在那里我们还能喝点牛奶。
就这样我们找到一家面包店，隔着橱窗向里张望，我要买这，要买那，他说吃了上火都不让买；最后我们买了一块小巧精致的黑面包，花了三便士。然后，又在一家食品杂货店买了鸡蛋和咸猪肉。这样，我那第二个先令找回来的零头，还剩下很多，因此我认为，伦敦买东西很便宜。我们把吃的东西带好以后，继续往前走。我们过了一座桥，到伦敦桥（一点不错，我记得他告诉过我，说那就是伦敦桥，不过我当时半睡半醒，没有留意），一直走到一个穷苦人家的房前。从房子外表和大门上方一块刻石的铭文来看，我肯定那是一所贫民救济院，因为石上刻着：此房为二十五位贫寒之家妇女兴建。
我们走进这些年老而贫穷的妇女之一的家，只见这家的老妇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口小汤锅烧开。她看见我们就站起来行了个礼。
“请给这位少爷热下早餐，可以吗？”塞勒姆学堂那位教师说。
那个老太婆说。“当然可以。”
“菲毕特森太太今儿怎么样？”教师问，只见那个老太婆身上穿了那么多，我真庆幸当时没把他当一堆衣服坐上去。
“她今天生病了，”头一个老太婆说。“她的病又重了。万一炉子里的火熄灭了，我相信她会被冻死的。”
我们都给老太婆那儿看。那天很暖和，但她好像只想烤火。在我看来，她连火上的汤锅都有些妒忌；她眼看着那炉火为我服务，给我煮鸡蛋，烤咸肉，她心里不平衡；因为，在这种烹饪没人看着的时，有一次，我那双眼看见她对着我晃了晃拳头。我的早饭做完了，她见火空出来，非常高兴地大笑一声——我得说，她笑得特别难听。
我坐下来享用我的早餐呀，头一个老太婆对那个教师说：“你的笛子带来了吗？”
“带来啦。”他说。
“你吹一次吧，让我听听。”那个老太婆说。
教师听了这话，掏出笛子，开始吹起来。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他吹得更糟糕的人了。一会儿笛声听不见了，耳边却响起车轮声，我又踏上旅途。驿车猛然颠簸了一下，笛声又回到我耳朵里，塞勒姆学堂的教师坐在那里，吹着笛子，而那个老太婆则笑眯眯地在一旁听。但接着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沉沉的酣睡。
我好像在做梦。
我这一个盹儿打了很长时间，这时塞勒姆学堂那位教师已把笛子收好，叫醒我带我出去。我们发现驿车在身边，便爬上车顶；但是我还是特别困，当我们中途停车时候，他们把我叫到车厢里；那儿没有乘客，我便大睡起来。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驿车正在山坡上爬行。不一会儿，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走了几步，我们——教师和我——就到了塞勒姆学堂跟前。
“这就是那个新生。”教师说。
安着假腿的那个人看了看我——锁住我们身后的门。我们正往那座房子走去，他突然喊起我的带路人来。
“喂！”
我们回头看去，看见他站立在小屋门口，提着一双靴子。
“喂！梅尔先生，修鞋匠来过了，”他说，“这双靴子没法修补了。”
说着，他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拾起来靴子，我们继续往前走着，他看着那双靴子（恐怕他这时很伤心）。这会儿我才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双鞋破得更厉害，袜子也不能穿了。
塞勒姆学堂是一座砖结构建筑物，房子周围一片寂静，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想学生们大概都出去了；梅尔先生告诉我这是假期。
他把我带进了教室，我愣愣地看着它，这么冷清荒漠的地方我还没见过。到现在，那间凄凉的教室仍历历在目。
梅尔先生丢下我，提着他那双没法修补的靴子上楼去了，我小心地走到屋子另一端，一路上看着这一切。我忽然看见课桌上平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当心。他咬人。”
我马上爬上课桌，以为桌子底下有一条大狗。但是我怎么也看不见它。这时候，梅尔先生回来了，他问我在桌子上干什么。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我在找那条狗呢。”
“狗？”他说道。“什么狗？”
“那不是一条狗吗，先生？”
“什么一条狗？”
“要当心的那个东西呀，先生，那个会咬人的？”
“不，考波菲尔，”他严厉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一个学生。人家给我的指示，要我把那个牌子挂在你的脊背上。一开始就对你这样，我很难过，可我必须这样做。”
他说着，把我扶下了课桌，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背上背着牌子，心里才踏实。
任何人都难以想像我为了那块牌子受的那份罪。总之，凡在这个学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个牌子，都知道得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当时连我自己都怕起自己来了，认为我确实是个咬人的小狗。
这个运动场里有一扇旧门，学生们都喜欢把名字刻在这扇门上。门上斑斑驳驳，布满这种题铭。我很担心假期结束后学生们都回到学堂里来。看到这个名字，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呢？
生活单调无味，时刻担心新学期开始，这种苦恼简直难以忍受！每天梅尔先生叫我做很多的功课；因为没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在，这些功课我都做出来了，而且还做得不错。在做功课之前和做完功课之后，我都到运动场上散步——是在安假腿的那家伙的监视之下。那座房子特别潮湿——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这一切又呈现在眼前。一点钟，我和梅尔先生在那间饭厅的一端进餐，饭厅里摆满松木桌子，散发着油腻的气味。然后，我们接着做功课，到吃茶点时。我当时发现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梅尔先生都在教室里他自己那张桌子上，把整个半年的账目一笔一笔结算出来。晚上工作完后，他就拿出笛子吹起来。
现在我眼前出现了很多画面。而我心里最怕的，是那个安假腿的人把门上那锁打开，让可怕的克里克尔先生进来。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我就是个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情况下，我都得背着向人示警的那块牌子。
梅尔先生不和我多说话，但他也不虐待我。我想，我们已经结成无言之交了。有件事我忘记提啦：他有时莫名其妙，特别古怪，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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