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水涨得太高，我们还是无法将船靠岸。于是，我们又在静默中吃完了一顿饭。

“船长，”汉兹终于开口道，脸上仍然挂着那让人看了极不舒服的笑容，“我那老伙计奥布赖恩还躺在那里，你能不能把他扔到海里去？我倒不在乎什么规矩，干掉他那样的家伙，我良心上也没有什么不安的。不过我不认为他那样子倒在那儿很好看。你认为呢？”

“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而且我也不喜欢干这种活。我看，就让他在那里躺着吧。”我说。

“我说，吉姆，这西斯潘尼奥拉号真不吉利，”他眨着眼睛接着说道，“自从你我离开布里斯托尔出海以来，在这条船上送命的倒霉的水手真是太多了。你瞧这奥布赖恩，他已经死了，是不是？我从没进过学堂，这么问你吧，你说，一个人死了之后是永远死翘翘了呢，还是能重新活过来？”

“汉兹先生，你可以杀死一个人的肉体，但你杀不死一个人的灵魂。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我回答，“奥布赖恩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许这会儿正看着我们呢。”

“啊，”他说，“真倒霉。看样子杀人真是浪费时间。不过依我看，灵魂什么的并不重要。吉姆，我迟早总要和灵魂打交道的。不过，既然我们已经无话不谈，我想请你帮我到房舱里去拿一瓶——见鬼！我一下子忘了那玩意儿叫什么了——嗯，吉姆，你就给我拿瓶葡萄酒来吧，这朗姆酒太烈了，我脑袋有点受不了。”

他支支吾吾的样子显得很不自然，至于他宁可要葡萄酒而不要朗姆酒，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出于某种原因，他想让我离开甲板让他一人独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他的意图所在。他从来不正视我的眼睛，总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时而看着天空，时而扫一眼死去的奥布赖恩。他始终赔着笑脸，不时抱歉或尴尬地吐吐舌头，就连三岁小孩也能看出他不安好心。不过我装作什么也没发觉的样子，立刻爽快地答应了。和这样一个愚蠢的家伙在一起，最好是装作一无所知。

“要葡萄酒？”我说，“那太好了。你要白的还是红的？”

“对我来说都一样，伙计，”他回答，“只要够劲，又够喝就行了。”

“好吧，”我回答，“我这就给你拿红的来，汉兹先生。不过我还得找一找。”

我说着就跑了下去，而且尽量搞出很大的响声，然后，我脱掉鞋子，悄悄地跑到另一个楼梯那儿，爬了上来，探出脑袋观望。尽管我知道他绝对料想不到我会在那里，我还是尽可能地小心行事。随后，我所怀疑的最糟糕的事被证实了。

汉兹已经用膝盖支撑着身子爬了起来。显然，他移动时大腿上的伤口使他疼痛难忍，因为我听到了他的呻吟声。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迅速地拖着身子爬过了甲板，从一堆绳子下面摸出一把长长的刀子，从刀尖到刀柄都血迹斑斑的。他察看了一会儿刀子，用手试了试刀尖，立刻将它藏在上衣怀里，然后重新爬回老地方。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伊斯利尔可以四处爬行，而且现在身上有了武器。既然他想方设法要将我打发走，那么他显然选中了我当牺牲品。至于干掉我之后，他准备干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他没准会一路从北汊爬行穿过海岛回到沼泽地旁的营地去；也没准会鸣炮让同伙们过来帮他，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相信他，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利益刚好一致，那就是西斯潘尼奥拉号该停靠在哪里。我们俩都希望它能安全地搁浅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以便在需要它时就可以毫不费力、不冒风险地让它重新出海。我估计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我的生命肯定没有危险。

我脑子里盘算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手脚也没有闲着。我已经悄悄溜回了房舱，重新穿上了鞋子，随意抓了一瓶葡萄酒，然后便回到了甲板上。

汉兹仍像我离开他时那样躺在那里，整个身子缩成了一团，眼皮耷拉着，似乎虚弱得连阳光都顶不住。见我走了过来，他抬起头，接过酒瓶，像个做惯了这种事的人一样熟练地敲去瓶颈，猛地喝了一大口。然后，他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啊，吉姆，吉姆，我想我就要回老家了，错不了。”他终于开口说道。

“好吧，”我说，“不过，如果我是你，而且已经不行了的话，我会像个敬畏上帝的人那样好好忏悔一番。”

“为什么？”他说，“我有什么好忏悔的？”

“为什么？”我嚷了起来，“你刚才还问过我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你一直生活在罪恶、谎言和血腥中，你杀死的那个人他现在就躺在你面前，而你还问我为什么！求上帝饶恕你吧，汉兹先生，这就是为什么。”

想到他的怀里藏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想到他心里装着邪念，要用那东西结果我的生命，我说话时不禁有些激动。而他也猛喝了一大口酒，用极不寻常的庄重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