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说他这个人。他很友善，可是话不多。”

“也许吧。我不知道。真的。他喜欢自己待着。怎么了？你爸爸什么样？”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走了。”

“好吧。那你妈呢？”

奥布里吮吸拇指：“我们很久没说话了。”

“很久是多久？”

“将近一年。”

纳迪娅已经习惯了她们之间的对话节奏、开场与结束，收放自如，所以她点点头，装作听懂的样子，每当朋友们抱怨母亲的时候，她都会装出深有感触的样子，这一生都如是。每当朋友们慷慨激昂地斥责母亲反对她们的工作或者男朋友时，她都会同她们一起翻白眼，总是表示有同感，总是保持微笑，尽管她对朋友的抱怨感到厌恶。她对奥布里的了解则更少。她很好奇，做离开的那个人是一种什么感觉？

如果你从海边开车一路向东，路过冲浪棚、饵料店、冰激凌店、冲浪者和海港边的安保邮轮，你会来到后门。彭德尔顿营的大门由武装海军守卫，营地外的社区不好也不坏。你可以通过这些环境判断出来：栅栏相对较高，但是房子的窗户没有安装金属护栏；必胜客的玻璃是防弹的，生意却开到很晚；警察仍然会巡逻，巡逻次数多过那些治安好的社区，也多过那些治安差到连警察都已放弃整治的地区。在这个不好也不坏的社区里，奥布里和姐姐以及姐姐的女朋友住在一栋白色小房子里。房子本身很简朴，而奥布里的卧室却出奇地华丽。墙上喷的是灰绿色的油漆，上面带有灰色花纹，白色圣诞灯布满了整个屋顶。灰色的窗帘荡起涟漪，蕾丝边像新娘的头纱一样从床上垂下来。纳迪娅第一次进屋参观时走得很慢，她将双手背在后面，唯恐碰到任何物件，像是参观博物馆一样。

“我刚搬进来时总失眠，”奥布里说，指向挂在屋顶的捕梦网，“凯茜认为这个也许有帮助。”

凯茜身材修长，像一只猫似的，她留着一头脏兮兮的金色长发，说话时总喜欢弄乱头发，像是要特意证明她一点也不在意发型似的。她在市区的浮桥酒吧做酒保，喜欢和人们分享平日里遇到的事情。一个讨厌干杯的男人。一个怕腌菜怕到死的女人。

“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往三明治里放的那种大块腌菜？吓死她。如果你拿一块放到她边上，就算腌菜还在坛子里，她也会尖叫着跑开。疯狂吧，是不是？”

凯茜的哥哥以前在彭德尔顿营站岗，兄妹二人八年前曾经到西部旅游。那时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直女，为了忘掉她，凯茜跑到加利福尼亚州疗伤。从田纳西州开长途车的路上，她在一个卡车站摘下这个捕梦网，理由很简单，她想要。现在这个捕梦网几近悲伤地悬挂在卧室里。奥布里说，她搬进来后，姐姐帮她装饰了这间屋子。

“莫认为我们应该一起做点什么，”她说，“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为什么没见面？”纳迪娅说。

“她去上大学了。”

“然后就没再回来？”

奥布里慢悠悠地将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嗯，她不喜欢保罗。”

“他怎么了？”

“他打我妈妈。”她说。

“哦。”纳迪娅在书架前停下来，“他打你吗？”

“有时候。”

纳迪娅无法想象被成年人打是什么样子。尽管她小时候不听话，父亲总是把她领到母亲那里，让母亲来说教，好像这种处罚就该在女人之间解决。

“嗯，你妈妈怎么说？”她说。

“她还和他在一起。”奥布里耸耸肩，从床上跳起来，“走。咱们到外面去。”

纳迪娅终于明白了，她明白了奥布里为什么离家出走，明白了她妈妈为什么没有阻拦她，明白了她姐姐为什么帮她装了一间跟迪士尼电影里一样的卧室，也明白了为什么谢泼德太太那么怜爱她。从某方面来说，纳迪娅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母亲只是生病，至少她只是伤害自己，至少母亲从没让任何男人打自己的孩子。她母亲去世了，可相比之下，母亲虽然在世，却为一个殴打她的男人放弃你是不是更糟？

七月四日这一天，纳迪娅坐在奥布里家的门廊上看邻居在街上放烟花。这座城市正在市中心的码头举办烟花表演，不过只有这一天放烟花合法，这是凯茜说的。她不敢相信加利福尼亚州竟有这种严格的烟花法律，所以在看到那些人把烟花从墨西哥的蒂华纳偷运到社区时，她大声叫好。伤害到谁了吗？又不是说这世上没人放炸弹。她抿了一口啤酒，一只胳膊搂着莫妮克，莫妮克看着街道上的邻居不停地摇头。

“有人会把手炸飞，”她说，“我就是知道。”

她还没有做母亲，可是她有做母亲的天赋，将所有最坏的可能都想在前面。她在斯克里普斯仁慈医院做创伤护士，所以每天看到的都是最坏的事情。不过即使没当护士，她也是那种爱担心的人。她下班回家后，总是喜欢问她们有没有吃饭。她提醒奥布里吃维生素，追在后面让她带外套，市中心冷，哦，别那么看着我，你知道你一会儿会冷的。一个男子站在马路中央粗声抗议，一辆车在广告牌前突然急转弯，差一点撞到他。莫妮克又摇摇头。

“宝贝，穿得够暖吗？”她说。

奥布里和纳迪娅盖着毛毯坐在那里。她轻轻翻了个白眼。

“莫，我不是小孩了。”她说。

“你是我的宝贝。”她姐姐说。

凯茜大笑，奥布里又翻了个白眼，不过她看上去并不沮丧，一点也不。那是一种假装厌烦的表情，实际上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让你感到厌烦。有时纳迪娅有些嫉妒奥布里，尽管她为这种想法感到惭愧。奥布里也失去了母亲，但是她拥有姐姐的爱，姐姐女朋友的爱，甚至牧师夫人的爱，三个女人对她的关心全部是自发的。两个女孩都被遗弃在沙滩上。只有奥布里被找到。只有奥布里被选中。

莫妮克和凯茜的眼神中流露出对奥布里的爱，纳迪娅心里知道虽然这爱不是给她的，但她还是不自觉地靠近，握紧双手伸向温暖。在街上，邻居挤作一团，用西班牙式英语给路人指路。十几岁的少女聚在一起，将小孩放在草坪上，穿着法兰绒衬衣的老男人指挥交通，玩滑板的男孩四处张望有没有警察出现。停在街道边的汽车里传出声音巨大的雷鬼音乐和饶舌音乐。很快，烟花会将整个码头照亮，可是纳迪娅哪儿也不想去，她只想待在这里，待在这间屋子里，在这里，每个人都受欢迎，她喜欢和这家人待在一起，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离开，却没有人这么做。烟花将天空点亮，第一簇烟花闪烁的时候，她跳了起来，欣喜又有些惊讶。

拉特里丝·谢泼德有一双幽灵眼。

一只棕色，一只蓝色，祖父曾经告诉她，她可以同时看到天堂和人间。母亲第一次抱她时吓了一跳，肯定有问题，也许那只蓝色眼睛瞎了，像得了某种病一样透明，医生说现在下结论未免言之过早。“给宝宝一些时间，让眼睛去适应这个世界，”他说，“留心一下。如果出现斜视或模糊，可能就要担心了。”所以在她生命的第一年里，母亲的脸总是离她几英寸近，观察她的眼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她总觉得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尽管她可以清楚地看见。棕色眼睛在蓝色眼睛边上看起来非常丑，蓝色眼睛在棕色眼睛边上也如此，她知道最好保持一致，尽量让自己简单。到了二年级，她已经开始永无止境地长高；在学校集体照里，她站在队列的第一个；午餐时间，她独自一人在操场上吃饭，其他女孩莫名其妙地唱着给她编的顺口溜：

拉特里丝，大野兽，

她会将你变成大餐，

两只怪眼睛，两只大笨脚。

她无法隐藏身高，倒是那双奇怪的眼睛，她可以试着将它们藏起来。她开始戴墨镜，只要可以她都会戴墨镜，在杂货店、卧室，甚至是教室，给老师一张医生开的假单子，说她对光敏感。长大后，她将这双奇怪的眼睛视为福音。它不是幽灵眼，这双眼睛赋予她一种天生的第二视觉能力：她只要看一眼某个女孩，就知道她是否挨过打。不用看身上的淤青和伤疤——挨打的女性总会想方设法将它们隐藏起来或找借口掩饰。她不需要听那些故事，什么撞到门把手或在台阶上绊倒——她只需将那双奇怪的眼睛锁定在她们的眼睛上，就能知道。她看到过去完美无瑕的皮肤上被电熨斗烫伤的菱形痕迹，金皮带扣抽打过的痕迹，脖子上被牛排刀割过的痕迹，嘴唇被戒指划破的痕迹，脸上泛着紫色或深蓝色淤青的痕迹。她第三次邀请奥布里喝茶时告诉了她这些，后来，奥布里盯着镜子，猜想这位牧师夫人还能看穿什么。她过去的全部经历都写在皮肤上了吗？谢泼德夫人能看见保罗对她做的所有事情吗？至少现在她知道了为什么谢泼德夫人对她如此友善。为什么在圣坛呼召后，谢泼德夫人就在教堂大厅里找到她并给了她一个拥抱；为什么在接下来的礼拜日，谢泼德夫人给了她一小本小花封面的《圣经》；为什么在那个礼拜日后，谢泼德夫人邀请她到办公室喝茶。奥布里根本不喝茶，但是几个月以来，她都坐在灰色条纹沙发的另一边，将糖块放入茶杯。她把茶弄得很甜——里面有糖、蜂蜜和奶油。

“在这里没事，”谢泼德夫人有一次对她说，“不过在外面，人们可能会觉得幼稚，年轻女孩用这么多甜的东西改变茶的口味。”她温柔地纠正奥布里，但这让奥布里感到尴尬，几个星期后，再喝茶的时候她就只往里面加一块糖了。

一天下午，她抿了一口苦茶，问谢泼德夫人埃莉斯·特纳怎么了。她总是若无其事地抛出那问题，刻意掩饰自己的困惑，因为自从谢泼德牧师向教堂会众沉重地宣布了那则消息后，她已经困惑了好几个星期（不，是好几个月）。那时，他没有给出死因，这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只会发生在无法解释的突然死亡事件上。埃莉斯·特纳这种年纪的女人不会自然死亡；她看上去没有生病，也没有遭遇什么可怕的意外，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就是想不明白，”礼拜过后，修女威利斯在女厕所里说，“哪里听着不对劲。”水池边其他女人也跟着点头，然而就在几天后那条新闻出来时，谁也没有料到埃莉斯·特纳竟然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教堂会众将所有不堪的悲剧都设想了一遍：一次意外的嗑药过量、酒驾意外，甚至是意外引发的谋杀，牧师以为这是最好的解释。也许埃莉斯有个情夫（她值得找一个比罗伯特更好的人，不是吗？），他们在破旧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搞外遇，情夫将她杀害。

除了这些耸人听闻的猜测，没有人做好了接受埃莉斯·特纳已死的事实的准备，特别是奥布里。她与特纳女士素昧平生，但她却感觉与她似曾相识，至少有那么一点，是那种你只在远距离见过某人的熟悉感。每个礼拜日，她都能看见特纳一家走进上室教堂——丈夫穿得西装笔挺，妻子在大厅里微笑着与友人问好，女儿长得像妈妈的复刻版。他们让她想到荧屏上的一家人。父亲强壮、具有男子气概，母亲貌美如花，女儿受到上帝庇佑生得聪明美丽。在ap政府课上，奥布里坐在后排，她看见纳迪娅和朋友们一阵风般地跑进教室，每次在上课铃声响后跑回教室，纳迪娅都会先冲托马斯先生笑笑，讨好他，以此躲过课后留校的处罚。他怎么忍心惩罚她？每个星期他都会把考试成绩前十名的名字写在白板上，她的名字总在上面，像是用永久性马克笔写的一样。以后她会去知名大学，所有人都知道，而奥布里和班里剩下的学生会去社区大学混日子。每个礼拜日的早晨，她都看见这个女孩——这个叫纳迪娅·特纳的人——在教堂长椅上坐下，坐在母亲和父亲身边，她禁不住去想，和家人一起去教堂会是怎样一种心情。莫不信奉上帝。凯茜相信，却只是理论上的，就像她相信宇宙有纠正自己的能力一样。对于奥布里去教堂的举动，她们二人都不是很满意，尽管谁也没有直接说出来。

“你确定要把时间花在教堂里吗？”莫会这样说，“我是说……你不觉得有些太快了吗？”

太快干吗，她从未说过，不过她也无须说。她担心奥布里会变成某个宗教信仰的呆子。比如，她开始在烧焦的吐司上看到耶稣的头像，或者插话对别人进行批判，或者在同性恋婚礼的外面进行抗议。礼拜日的时候，奥布里每次看到特纳一家，都会去想做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感觉：聪明美丽，祷告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拉着你的手。她会去想那位母亲，和她的母亲完全不同。埃莉斯·特纳年轻、精力充沛、姿色过人，礼拜开始前总会在大厅里展露笑容，刚一进入教堂就与人问好，她和奥布里说过一次话，就在圣诞演奏开始前她们擦肩而过时。

“亲爱的，你掉东西了。”埃莉斯·特纳说，指向飘落在地毯上的目录。她的声音冷静、柔滑，像牛奶一样。

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自杀？奥布里知道这个问题很愚蠢——只要念头足够强烈，任何人都可以自杀。莫说这是生理问题。神经元出现了问题，大脑中的化学成分不平衡，整个身体就像一台机器，线乱了就会导致自我摧毁。但人不仅仅是身体，对吗？自杀的决定一定比这更复杂。沙发另一头，牧师夫人抬起一边的眉毛，起身帮奥布里续满茶杯。

“什么意思？”谢泼德夫人说，“你知道她怎么了吗？”

“我只知道她朝自己开了一枪。”

“嗯，这就是全部，亲爱的。”

“可为什么呢？”奥布里说。

“恶魔会攻击我们所有人，”谢泼德夫人说，“有些人只是不够坚强，无力还击。”

她慢慢搅动茶水，勺子不停地碰击杯子，语气听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她和奥布里的母亲完全不同——她是那样坚定、沉着、自信。而她的母亲是谢泼德夫人会同情或蔑视的那种柔弱的女人，当然，这要取决于她与这个人的熟识程度。现在，她所知甚少。她只知道奥布里搬出来和姐姐一起住是因为与母亲不合。奥布里没有告诉谢泼德夫人关于保罗的事情。周末的时候，保罗会一瓶接一瓶地喝威士忌，有时会打她们，事后总是哭着忏悔说他不是故意的，说自己工作压力大，她们无法理解时刻在外面承受压力是一种什么感觉，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安全回家。她离开的时候，他搬进来和她们住在一起一年了，这一年中，他每晚都走进她的房间，推开卧室门，然后是她的双腿，整整一年，这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说。算是这样吧，因为第一次发生时她告诉过母亲，母亲却使劲摇她的脑袋说：“不。”好像她希望这件事不是真的一样。

沙发另一头，谢泼德夫人拿了一块曲奇饼干。

“好，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她问。

“我不知道，”奥布里说，“纳迪娅从不谈论此事。”

她无法去问纳迪娅，尽管她们在一起时她总会想到这件事。纳迪娅知道她母亲为什么自杀吗？知道了会更好吗？

“我总看见你们两人一起吃午饭。”谢泼德夫人笑笑，用餐巾纸擦掉手指上的糖渣，“我不知道你们相处得那么好。”

“她人很好。”奥布里停顿了一下，抿了口茶，“她很……不知道。好玩。她总能把我逗得大笑。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她什么都不怕。”

“如果我是你，不会投入太多感情。”谢泼德夫人说。

奥布里皱起眉头：“为什么？”

“好了，别那么看着我。你知道她秋天就去上学了。在宿舍里认识新朋友。人会变，仅此而已。我只是不想你受到伤害，亲爱的。”

谢泼德夫人递给她一盘曲奇饼干，奥布里拿了一块，默不作声。她第一次去纳迪娅家的时候，看到她的书架上放了一个挪亚方舟的黏土模型，大小正好可以放在手掌里。白发的挪亚站在甲板上，迷你长颈鹿、猩猩和大象的脑袋从舷窗向外张望。她伸手去拿它，纳迪娅抓住她的手。

“别碰，”她说，“我妈给我的。”

奥布里抽回手，为自己的冒犯举动感到尴尬，尽管她是无心的。她发现纳迪娅从不谈论她的妈妈，因为她想要把她保存在心底，只留给自己。奥布里也没有讲过她妈妈的事情，因为她想把有妈妈这件事彻底忘记。和纳迪娅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变得更简单。

她不愿去想纳迪娅要离开、上大学的事。她在纳迪娅没有母亲的世界里找到了家的感觉。那天晚上，她开车送这位朋友回家。她们到外面的后院，坐在特纳先生的吊床里，一直到天色渐黑。纳迪娅的一条长腿伸向一侧，赤着脚，把脚趾支在草地上，努力不让她们失去平衡。

塔可，一种墨西哥风味的玉米饼。

英美制长度单位，一英寸约为2.5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