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莉斯·特纳的葬礼上，大家早早来到教堂，纷纷入座。

我们听说过残忍的死亡方式。萨米·沃特金斯在酒吧外被人捅死，他的尸体蜷缩着夹在两个垃圾桶间。摩西·布鲁尔被棒打致死，尸体于托德兄弟公园被发现。十四岁的凯拉·迪安被墨西哥黑帮一枪打死，只因为她穿着男朋友那件亮蓝色的外套。整整一个星期，她所在的高中陷入了黑人与墨西哥人之间的混战，直到警察带着防暴装备来到学校，警长的直升机在头顶不断盘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一直以来，上室教堂都保持着一种沉着冷静的氛围，谢泼德牧师说着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因为一件夹克丢掉了性命。一个在阿尔贝托外面等待墨西哥鱼肉卷的孩子，一个因为寒冷借了件夹克穿的孩子，一个母亲挑剔她回家时没有带吃的而且要生病的孩子。在凯拉·迪安的葬礼上，上室教堂里的人围在痛哭的母亲身边，扶着她，一言不发，在残忍的死亡方式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温柔的死亡方式可以用语言掩盖：上帝召唤你归家或我们会在荣光中重逢，而残忍的死亡方式则像卡在齿缝中的软骨一样。

我们都知道残忍的死亡方式，不同的是埃莉斯·特纳的死亡方式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吃一把安眠药睡过去，也不是在封闭的车库里骑摩托车，而是往脑袋里送了一颗子弹。她怎能用如此暴力的方式毁灭自己？我们挤在教堂长椅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牧师会说些什么？不是平常在葬礼上念的悼词，那些在这里不适用。我们无法与她在荣光中重逢，什么样的荣光会去等待一个将子弹送进自己脑袋里的女人？没有人召唤她回归上帝那里，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的离开。想象一下，许多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而她却胆敢自己选择。我们都在努力经营自己命定的残酷人生，她怎敢选择这种残忍的死亡方式？

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尽管我们应该去理解。毕竟，我们是最后一群看到埃莉斯·特纳活着的人。她自杀的那个早晨，我们早早来到上室教堂祈祷。一开始，我们从圣所门中窥视，只看见一个裹着羽绒服的人倒在圣坛前，看上去不是在祈祷就是在睡觉。也许是流浪汉。有时，我们会在早晨被这些睡在长椅间的人绊倒。

“好了，”贝蒂说，“你该走了。我们不会告诉别人我们见过你，但你现在得走了。”

没有回应。也许是一个喝醉的流浪汉。上帝啊，我们拿他们没办法。喝晕的醉汉误将贡品篮当作厕所，在四周留下一堆破啤酒瓶，孩子们若没注意到就会扎到脚。

“好了，”海蒂说，“你怎么还不起来？我们可不想叫警察。”

我们破天荒头一回凑上前，注意到在毛领子下面，一头长长的黑发从细长的黄色脖子上披散下来。如果说是流浪汉，那脖子看起来太过干净，说是男人，又太过纤细。阿格尼丝碰了一下陌生女子的后背。

“埃莉斯！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我昨晚来的，然后……”弗洛拉把她拉起来，埃莉斯看起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孩子，已经是早晨了，”阿格尼丝说，“该回家看看孩子去了。”

“我的孩子？”

“是的，宝贝。你怎么在这儿睡了一晚上？”

“罗伯特该担心坏了，”海蒂说，“回家吧。去吧。”

那一刻，看着埃莉斯穿过晨雾走向车里，我们放声大笑。对，等下次玩宾果游戏时，我们会把这件事讲给姑娘们听。埃莉斯·特纳像流浪汉一样睡在教堂里。她们肯定会笑个不停。不管怎样，在我们看来，她的样子总是有一点奇怪，魂不守舍的，她的思绪仿佛一个连着长线的气球，有时会忘记收回。

许多年里，我们都会谈论起那最后一次对话。埃莉斯走到车前曾有过犹豫，停顿的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不太一样；贝蒂说时间很长，弗洛拉说是一瞬间。我们是不是本该想到埃莉斯将车开走后会一枪杀了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知？埃莉斯·特纳是个美人。她有一个孩子，一个在政府有稳定工作的丈夫。她一开始为白人刷厕所，后来到发廊做美发。一位漂亮的黑人女性活得像白人女性一样优雅。她还有什么不满？

那年夏天，纳迪娅·特纳像鬼魂一样缠上了我们。

她长得太像她母亲了，上室教堂的人有一种重新见到埃莉斯的感觉。好像她那无法安息的灵魂一直在最后被目击出现的地方游荡，所有人都认为她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这个女孩的美丽与阴郁笼罩着整个教堂，她几乎没有注意到众人注视的目光，直到有一天晚上，第二约翰提出开教堂的卡车送她下班回家。他把车停在街上，过了一会儿，他们的目光在后视镜中相对。

“你长得太像你妈妈了，”他说，“看你时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将目光移开，有些不好意思，像说错了话一样。那天吃晚饭时，她同父亲提起他的话，父亲抬头看了看，仿佛这样才能想起她的脸。

“确实像。”他终于开口，手里切着肉。每次她试图提起母亲时，他的下巴都会变成一个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跑到上室教堂，为什么他无法待在她身边。也许他痛恨看见她，她只会让他不断想起自己失去的一切。

母亲去世的前一晚，纳迪娅发现母亲出神地盯着厨房窗外，双臂浸泡在肥皂水里，她太过专注，甚至没有注意到水槽里的水快要溢出来。纳迪娅过去关水时，她笑了一下。

“瞧瞧我，”她说，“又在梦游了。”

那一刻她在想什么？死前最后几小时的思绪应该充满戏剧性还是意味深长？她们最后的对话不是应该十分感性吗，尽管那一刻她还没有那个念头。可是最后的片刻并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她也笑了，轻轻走过母亲身边，来到冰箱前。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看见父亲坐在她的床边，双手掩面，他异常安静却难掩悲痛，她甚至没有感觉到父亲坐在了她的床垫上。

她仍在搜寻自己本可以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她回想母亲是否有任何奇怪的行为或话语。至少找出这些疑点后，母亲的死才说得通。然而，她想不出任何母亲想要自杀的迹象。这个人的身体是你此生的第一个居所，如果你连这个人都不了解，又能了解谁？

她很孤独。她怎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每天早晨，父亲将她送到上室教堂，每天下午，她坐在教堂的台阶上等父亲来接。下班后，她待在床上打发时间，一集接一集地看《法律与秩序》，待第二天早晨醒来，开始新一轮周而复始的日常。有时她觉得自己可以这样消磨时间，日复一日，直到秋天。热风会来，她可以随风飘走，飘向新学校，飘向另一个州，在那里她可以开始新生活。有时候，她感到无比痛苦，她想过给朋友打电话。可是对她们说什么？她本来有妈妈，现在没有了，她本来怀孕了，现在没有了。她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会渐渐缩短，但是她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她没有伪装的力气。所以她继续孤身一人，整个早晨独自在牧师夫人的办公室里工作，中午没精打采地走到外面，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吃午餐。一天下午，她正在揪花生酱三明治吃，这时奥布里·埃文斯朝她走来。这个女孩面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和她的太阳裙相配的蓝色午餐袋。无须多想，纳迪娅知道她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拿棕色的袋子。

“我能坐这儿吗？”她问。

纳迪娅耸耸肩。她不愿意邀请这个女孩和她一起吃午饭，但她也没有办法拒绝她。奥布里在刺眼的阳光下眯起眼睛，弯腰坐在台阶上。随后她打开午餐袋，拿出几个塑料小饭盒，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一旁的台阶上排好顺序。纳迪娅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个小盒子，里面分别装着通心粉、奶酪、几片牛肉和土豆沙拉。

“确定那是你的午餐？”她说。当然是了。奥布里·埃文斯的父母当然会为她精心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因为上帝不允许，否则她本应吃一些像三明治这样的普通食物。

奥布里耸耸肩：“要来点吗？”

纳迪娅犹豫了一下，伸手掰了一小块布朗尼。她慢慢咀嚼，出乎意料地美味。

“哇，”她说，“是你妈做的吗？”

奥布里小心翼翼地拉上午餐袋。“我不和我妈住在一起。”她说。

“那是你爸做的？”

“不是，”她说，“我和莫住在一起，我姐。还有凯茜。”

“凯茜是谁？”

“莫的女朋友。她很会做饭。”

“你姐是同性恋？”

“那又怎样？”奥布里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她的语气中明显带刺，纳迪娅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她还记得几年前，教堂会众坚信修女贾尼丝的女儿变成了同性恋，只因她上初中后开始打橄榄球。有好几个星期，老家伙们窃窃私语，说任何女孩都不应该打橄榄球，就是不对，直到复活节的礼拜日她和一个腼腆的男孩手拉着手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些闲话才停止。在上室教堂里，有个同性恋姐姐绝对是一件大事，她奇怪为什么她从没听过奥布里的闲话。也许因为奥布里不想让别人知道，纳迪娅忍不住去想，她感到意外。她想象中奥布里的人生是——一个全职母亲，一个宠爱她的父亲——这样的生活现在却在黑暗中瓦解。奥布里为什么和姐姐住在一起，为什么不是父母？他们遇到意外了吗？她突然感到与这个同样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女孩产生了一种亲密感。一个也有秘密的女孩。奥布里歪了一下装布朗尼的盒子，纳迪娅又默不作声地掰了一块。

她以前认识的奥布里·埃文斯是这个样子：

一个奇怪的女孩，礼拜日的早晨，她会出现在上室教堂里，手里只拿一只小手提包在大厅内徘徊，除此之外她没有带任何东西，甚至连一本《圣经》也没有。在牧师还未开始询问谁需要祈祷时，她就开始哭泣，她站起来走向圣坛时哭得更凶。她十七岁时得到了救赎，自那以后，她每个星期都会来教堂参加礼拜，并自愿提供志愿者服务，为儿童服务，为无家可归者服务，为丧亲委员会服务。婴儿、流浪汉、悲痛之人。至于她从哪儿来，纳迪娅知道的可能的线索也只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情：奥布里突然出现在上室教堂，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像找到了归宿一样。

现在，两个女孩每天下午都会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吃午餐。每天纳迪娅都会对奥布里产生一些新认识，比如她第一次来上室教堂，是因为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座教堂。那时，她刚搬到加利福尼亚州，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播报大火的蔓延趋势。她以前从没听说过火灾季节，她去过各种地方，所以她以为自己已历尽世事沧桑。她在波特兰的潮湿中生活过两年，在那里，她每天都要把被雨水浸湿的袜子拧干。她在冰天雪地的密尔沃基生活过三年，又在闷热的塔拉哈西生活过一年。她去过干燥的凤凰城，也去过寒冷的波士顿。她感觉自己去过所有地方，但是又哪儿也没去过，那感觉就像是飞过数以万计的飞机场，却从未涉足机场以外的地方。

“你为什么搬这么多次家？”纳迪娅问，“和部队有关？”

她一辈子都生活在欧申赛德，不像学校里那些军人的孩子，他们跟随当海军的家长从一个海军基地搬到另一个海军基地，最后在彭德尔顿营安顿下来。她从没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外的地方生活过，从没有过激动人心的旅行，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她的人生如此贫瘠、单调、枯燥乏味，她只能安慰自己一定会苦尽甘来。

“不，”奥布里说，“只是因为我妈认识了新男人。男人搬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她跟随妈妈陪着不同的男朋友，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奥布里的妈妈爱上辛辛那提的机械师，爱上杰克逊的杂货铺经理，爱上达拉斯的卡车司机。她没有结过婚，即使她渴望婚姻。在丹佛，她和一个叫保罗的警察在一起三年。一年圣诞节，他送给她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她打开盒子的时候手是颤抖的。结果只是一条手链，她后来在浴室里大哭，尽管如此，直到现在她还是将它戴在手腕上。奥布里从没提起过父亲。她说过一两次母亲的故事，但仅是一些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纳迪娅开始怀疑她母亲是否还健在。

“她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妈是不是……”纳迪娅说到一半就住口了。她几乎不了解这个女孩。纳迪娅无法开口问她，她的母亲是不是也死了。奥布里一下就明白了，迅速摇头。

“不，不，不是那样，”她说，“我只是……我们合不来，仅此而已。”

可以那么做吗？因为偶尔吵架就离开自己的母亲？谁不和母亲吵架？奥布里没有再多说，她的沉默反而使纳迪娅更加好奇。她想象她那疯狂恋爱的母亲追随着各种男人，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想象当每一段爱情结束时，这位母亲如何咒骂、哭泣着将衣服一件件扔进行李箱；想象奥布里和姐姐一定知道，一段恋情结束时，她们也必须离开。

“你小时候，”纳迪娅有一次问，“什么样？”

她坐在奥布里的吉普车副驾驶座位上，将赤脚放在仪表盘上取暖。in-n-out快餐店的汽车点餐通道上排着长龙队伍，她们的车停在里面一动不动，排在她们后面的棕色小货车里载了一群推推搡搡的小孩。早些时候，奥布里建议去别的地方吃午餐，比如德尔塔可或小卡尔汉堡店，甚至是胖查理。卢克·谢泼德在那里工作，没准他能认出她们是从教堂来的，还能给她们打个折。不过纳迪娅摇头拒绝，她说她讨厌吃海鲜。

“我以前什么样？”奥布里笑笑，手指在方向盘上不停地跳动。她总是这样，将问题重复一遍，一副接受工作面试时需要争分夺秒的样子。

“嗯，你知道的，小孩子嘛。我当时是个小屁孩。没人搭理我。没想到，对不对？”

她大笑，奥布里也跟着大笑起来。这是她的另一个习惯，别人先笑，她再笑。

“我……我不知道。我玩橄榄球。我有很多朋友。”奥布里耸耸肩，“我最好的朋友有个蹦床。我们能在上面蹦好几个小时。我妈总不让我玩，她说我会把脖子弄折。所以我总骗她。”

“淘气鬼。”

“有一次，”奥布里说，“我们超级饿，然后买了个卖剩下的玉米面包吃。那面包特别脆，我们一边跳一边吃，面包屑满天飞，我们大笑不止。”

她微微一笑，似乎还在为孩童时期的叛逆感到骄傲，但这个笑容没有延伸到眼角。这是她总做的另一件事：笑不由衷。

火灾季节开始时，奥布里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住了三个月。她不知道野火可以在日历里变成家常便饭，像下雪或下雨一样普通。她姐姐告诉她不用担心野火，至少在欧申赛德不用担心。沿着海岸线，你和所有人一样安全。不过她还是会关注当地新闻，记者在现场咳嗽，火焰从他们身后蹿起，直升机掠过一片烧焦的平地，就是那时，她第一次看到上室教堂。教堂被用作临时撤离场所，记者采访了身材魁梧的黑人牧师——约翰·谢泼德。

“我们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说。他的声音深沉、洪亮，是那种可以录有声读物的声音。“我们感激上帝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回报社会。如果你被迫从家中撤离，那么请来上室教堂吧，让这里成为你的家。”

后来，她告诉纳迪娅，她意识到是牧师的祷告吸引了她。那时，她总是居无定所——其实她整个人生都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是莫和凯茜家的客人。她每次洗完衣服都会将它们叠好放回行李箱，她不敢把衣服装进抽屉里。可是，没有人让她离开欧申赛德，所以某个礼拜日，她来到了上室教堂，之后的事就是这样了。

那一年的火灾季节在纳迪娅的印象中最为严重，当地报纸用鲜明的字体将十月称为“大火围城”，尽管后来火灾高峰期已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还是在那年冬天发生了十五次森林火灾。如果你处在必须撤离的范围内，你会收到警长打来的自动语音电话，可她母亲总是说，真等接到他们的电话再撤离就晚了。警长办公室的电话只给你留十五分钟的预警时间，所以那年秋天，她的母亲早早就将应急包裹收拾好放在前门。

“你觉得很傻，”她对纳迪娅说，“可是你得时刻做好准备。即便是那些你看不到的事情。”

她从小在得克萨斯州长大，处在龙卷风和飓风区域中间，所以她知道如何做好灾难应急准备。她曾经对纳迪娅说：我可不像你们这些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的女孩，你们平日里绝对不会想到还有地震这回事，除非真有那么一天，这个世界开始在你们脚下震颤。

那年冬天，她母亲的死可以说是一次地震，将她从睡梦中震醒。但是早些时候，九月份，纳迪娅看见母亲将衣服、水壶以及相册通通打包。随后她们出门前往教堂，一个女孩正在教堂里哭泣，她穿了一件腰部过于紧的淡蓝色连衣裙，紧绷的样子好像她最近刚刚变胖了一样。她将一头鬈发梳成马尾，穿了一双脚趾处磨损的帆布鞋。她的穿衣风格就像那些从没来过教堂的人一样，那些人凭着想象将自己打扮成来教堂时应有的模样。几个月后，无论纳迪娅何时在学校见到奥布里，这个女孩都沉浸在悲痛中，纳迪娅羡慕这个女孩能如此轻易地将悲伤表露在外，也羡慕她能让教堂如此彻底地接受她。跪在圣坛前寻求帮助就行了？仅此而已？还是必须邀请所有人去碰触你埋藏在心底的悲伤，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救赎？

后来，天色渐晚，两个女孩在纳迪娅家后院一个破旧不堪的吊床上轻轻摇荡。她父亲没有再用过这个吊床，她不记得上一次见到父亲在这里彻底放松是什么时候了。奥布里刚跟着纳迪娅走进后院，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吊床，她迫不及待地躺在上面。“这感觉太加利福尼亚了。”她这么说，于是那个星期每天晚上，她们都躺在吊床里聊天，直到太阳在天际消失。

纳迪娅透过纱门扫了一眼父亲。那个星期，父亲每天晚上都会为她们做晚饭，父亲并没有抱怨要为奥布里多准备一份饭。他似乎很愿意做这件事，几乎是这样的。他露出笑容，努力用开玩笑的语气讲述他的一天，如果没有奥布里的到访，也许就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他们自顾自地将食物塞满嘴里，一言不发。也许他很高兴家里又热闹起来，也许奥布里有某种特殊的魔力，让他愿意敞开心扉。

在她对面，奥布里舔舔拇指上的冰激凌，转而问纳迪娅她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什么意思？”纳迪娅说，“你知道他什么样啊。你不是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