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大早就醒了，脖子僵硬。昨晚的选择是，要么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睡上下铺，要么睡那张双人沙发，我选择了后者。天才蒙蒙亮，天空呈现出石板色，阴沉沉的。

但屋子里已经到处乒乓作响，乱成一团。父亲在浴室里唱歌。瓦伦蒂娜、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正匆匆忙忙地往车上装东西。我冲了一杯茶，站在窗边看着。

劳斯莱斯的承载力真是惊人。

装了两个巨型垃圾袋，里面的内容不详，瓦伦蒂娜将它们使劲地推进后备厢。装了斯坦尼斯拉夫收集的两纸箱cd，还有他的cd播放机，揳在后排座位下的两大包一次性尿布中间。装了两个行李箱，还有杜波夫的绿色小帆布背包。装了一台电视机（他们从哪搞来的？）和一只深煎锅（同上）。装了一箱五花八门的连袋煮食品，还有一箱鲭鱼罐头。装了那台小型便携式复印机。装了那台文明人的蓝色吸尘器（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和杜波夫已经把它调适为可以使用普通垃圾袋），还有妈妈的高压锅（她怎么敢！）。

现在后备厢装满了（砰！），他们开始往车顶的行李架上装东西。搬出上了漆的木制婴儿床，它已经被拆解开，用绳子捆在了一起。一、二、三——起！——上去了一只巨大的玻璃纤维行李箱，大如小型衣柜。搬出了——肯定不行的——斯坦尼斯拉夫和杜波夫被压得直不起腰来，吃力地抬着它走过院子——屈膝，斯坦尼斯拉夫！屈膝！——那台深色的、非农民的、非用电的炉灶。但他们怎么把它抬到车顶去呢？

杜波夫已经用粗绳和结实的帆布被单搭建了个有点像起重机的装置。他把绳子挂在屋前路边的白蜡树的一根大枝上，然后拽着它，使它稳稳地支撑在树的分叉处。他和斯坦尼斯拉夫把炉灶放低，放在绳子边的帆布兜上。然后瓦伦蒂娜跳进拉达，杜波夫指挥她把车开到炉灶前面，绳子的另一端被拴在了汽车保险杠上。随着她一点点地向前移——“慢点，瓦兰卡，慢点！”——炉灶升入空中，摇摇晃晃地悬吊在那里，杜波夫稳住它，直到他示意她停车。拉达冒着烟，引擎剧烈地轰鸣着，但手刹被拉起来了。现在劳斯莱斯掉了个头——驾驶室里坐着的是斯坦尼斯拉夫！——开到了在帆布兜里直摇晃的炉灶的正下方。父亲已经走到前院，正帮着杜波夫指挥方向，使劲地挥舞着胳膊——向前一点——向后一点——停！

杜波夫向瓦伦蒂娜示意。

“现在向后倒，瓦兰卡。轻点儿！轻点儿！停！”

瓦伦蒂娜控制离合器的能力欠佳，所以炉灶嗵的一声落了下来，但劳斯莱斯，还有杜波夫的车顶行李架，撑得住它。

人人都在拍手欢呼，包括涌到街上来看热闹的邻居。瓦伦蒂娜走出拉达，蹬着高跟拖鞋（难怪她的离合器控制能力有待提高），迈着小碎步，朝杜波夫走过去，在他的腮上啄了一口——“holubchik！”斯坦尼斯拉夫摁了摁劳斯莱斯的喇叭——它发出低沉而老于世故的声响——大家再度欢呼起来。

接下来，帆布把行李架上的所有物品都包了起来，用绳子捆好，就这样。他们准备出发了。瓦伦蒂娜的皮大衣铺在后座上，上面搁着用毯子层层包裹的婴儿玛格蕾特卡。大家相互拥抱亲吻，除了父亲和瓦伦蒂娜，他们设法不声不响地互相避开了。杜波夫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斯坦尼斯拉夫坐在前面的副驾驶位置。瓦伦蒂娜坐在后排的婴儿边。劳斯莱斯的引擎像只大猫似的发出心满意足的“突突”声。杜波夫挂上挡。他们出发了。父亲和我走到路中间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拐了个弯，消失在视野中。

***

事情真的会就这么结束吗？

还有些扫尾工作要做。幸运的是，瓦伦蒂娜把拉达的车钥匙留在了车里，于是我把它开进车库。杂物箱里是些文件，还有——真让人惊讶——老破车的文件和钥匙。它们对父亲来说没多少用处，因为他的驾照早过期了，而菲格斯医生拒绝在更换驾照的表格上签字。

厨房里，母亲的旧电炉灶已经重新被安置在那个煤气炉灶的位置，似乎还能用，就连那个以前坏掉了的灶眼也能用。还有些清扫工作要做，但规模不像上次那么大。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里，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双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运动鞋，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在前面的卧室，有几件散乱的衣物、大量包装纸、空手提袋，以及粘着化妆品的脱脂棉球。一个手提袋里装满了纸张。我大致看了看——它们就是我曾经放进冰柜的那些文件。我注意到，里面有结婚证和结婚照。在她前去的地方，她用不着它们了。我该把它们扔掉吗？不，还不要。

“你觉得难过吗，爸爸？”

“瓦伦蒂娜第一次离开时难过。这一次，没那么难过。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但也许我不曾让她快乐。也许跟杜波夫一起生活她会更幸福。杜波夫是个好人。在乌克兰，也许他会富裕起来。”

“真的吗？为什么？”

“啊！我把我的第十七项专利送给了他！”

他领我走进起居室，拉出一盒文件。它们是些技术图纸，细致入微，精准严密，还有我父亲用象形文字般的数学符号做出的注解。

“我一生中注册了十六项专利，全都有用，没一项挣钱的。最后这个是第十七项——没时间注册了。”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拖拉机的刀杆。这样一来，一台拖拉机就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犁、耙、喷药装置——每样装置都能很容易地相互更换。当然，类似的东西已经有了，但这项设计是最优秀的。我已经把它给杜波夫展示过。他明白它怎么用。也许这东西能重振乌克兰的拖拉机业。”

天才还是疯子？我不知道。

“我们喝点茶吧。”

***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后，父亲在他那起居室兼卧室的桌子上摊开张地图，仔细研究着，并用手指指点着。

“看。这儿，”他指着说，“他们已越过费利克斯托（felixstowe）前往汉堡。再从汉堡到柏林。在古本（guben）越过边境进入波兰。然后是弗罗茨瓦夫（wroclav）、克拉科夫（krakow），在普热梅希尔（przemysl）过边境。乌克兰。家。”

他变得十分安静。

我盯着地图。与他用手指比画的路线相交叉的还有另一条用铅笔标上去的路线。汉堡到基尔（kiel）。然后那条线从基尔南下，进入巴伐利亚（bavaria）。然后又向北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brno）。奥斯特拉瓦（ostrava）。越过边境进入波兰。克拉科夫。普热梅希尔。乌克兰。

“爸爸，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旅途。乌克兰到英国。”他逆向循着那条线比画着，“同样的旅途，不同的方向。”他的声音吃力而沙哑，“看，南边这个靠近斯图加特的地方是辛得尔芬根（zindelfingen）。柳德米拉当时在戴姆勒－奔驰汽车的组配厂工作。柳德米拉和薇拉在这里待了近一年。1943年。”

“她们在那里干什么？”

“米拉的工作是给飞机引擎安装燃料管。一流的引擎，只是有时飞起来太重了。升阻比不行。可操控性欠佳，尽管机翼设计上的一些有意思的新发展有点儿……”

“好的，好的。”我打断他，“别管什么飞机了。告诉我在战争期间发生的事。”

“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人死了——就这个。”他牙关紧咬、眼光执拗地盯着我，“那些最勇敢的人最先死去。那些活下来的人……”他开始咳嗽，“你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死了有超过两千万的苏联公民。”

“我知道。”不过这个数字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无法了解。在那无以计数的血和泪组成的汪洋之中，何处是地标，何处是熟悉的方向？“但我不认识那两千万人，爸爸。告诉我你和妈妈还有薇拉的事。在那之后你们怎么了？”

他的手指沿着铅笔线移动着。

“这里，基尔附近，这是德拉钦西。我在这里的集中营待过一阵子。造船用锅炉。柳德米拉和薇拉在战争快结束时来的。”

德拉钦西：它恬不知耻地坐落在地图上，一个黑点儿，从那里延伸出代表道路的红线，仿佛它跟其他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两样。

“薇拉说了些有关改造区的事？”

“啊，那是个不幸的时期。完全由香烟引起。我告诉过你，我认为，我能活下来得感谢香烟。对吧？但我没告诉你，我还几乎因为香烟而丢掉性命。因为薇拉的香烟冒险。幸运的是那时战争结束了。英国人恰好及时赶到——把我们从改造区拯救出来。否则我们肯定活不到今天。”

“为什么？什么……？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