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说，他是医院里的实习听力师。”

“那么，他仍然可以是个政治避难者，不是吗？”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在租她的房子。也许她也正在毁掉他。”

薇拉和我相差十岁——这十年给了我甲壳虫乐队、反越战示威、1968年的学生暴动，以及女权主义的诞生，它教给我要视所有女性为姐妹——所有女性，除了我姐姐，也就是说。

“也许他正在把房子里的房间转租给其他政治难民。（她真是没完没了。）你看，当你走进这个阴暗的罪犯世界时，你发现那里有一层又一层的谎言，你必须既聪明又坚定才能找出事实的真相。”

“薇拉，他是个实习听力师。他为聋人工作。”

“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娜迪娅。”

曾经，并不是很久以前，大姐头的态度会让我义愤填膺，火冒三丈，但现在，我会从它们的历史语境下看待它们，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冲自己微笑。

“当我们刚来这儿时，薇拉，人们也可能会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正在毁掉这个国家，大喝免费橙汁，吃国家卫生局的鱼肝油增肥。但他们没有。人人都对我们很友好。”

“但那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当然，我们首先是白人，我可以这么说，但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我们工作努力，做事低调。我们学习语言，融入社会。我们从不申请福利津贴。我们从不触犯法律。”

“我触犯过法律。我吸食过大麻。我在格林汉姆公地被捕过。爸爸变得如此不安，以至于他试图坐火车回俄国。”

“但那正是我要说的，娜迪娅。你和你的左倾朋友们——你们从未真正感谢过英格兰所给予你们的——稳定，秩序，法律法规。如果你和你那类人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同俄国没什么两样了——到处是排队买面包的长龙，人们的双手被砍掉。”

“那是阿富汗。砍掉双手也是法律法规。”

我俩都提高了嗓门。我们正在转入老一套的争执中。

“随便什么吧。你明白我的观点。”她轻蔑地说。

“我在英国长大成人让我最感激的是它的宽容、自由、日常的友善。（我在空中摇着手指，以此来强调我的观点，尽管她看不见我。）还有英国人总是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

“你把受压迫者与乞丐混为一谈了，娜迪娅。我们是穷人，但我们从不是乞丐。英国人相信公正，公平竞争。就如板球。（她对板球知道什么？）他们按规矩比赛。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纪律感和秩序感。”

“不，不。他们相当无组织无纪律。他们喜欢看小人物向世界伸出两根手指。他们喜欢看大人物遭到报应。”

“正相反，他们有种保存完善的阶级体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看到我们是如何长在同一屋檐下却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了吧？

“他们拿自己的统治者开玩笑。”

“但他们喜欢强有力的统治者。”

假如薇拉提到撒切尔，我就会挂电话。一阵短暂的沉默，我们都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我向我们共有的过去求助。

“还记得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女人吗，薇拉？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

“什么女人？什么公共汽车？你在说些什么？”

她当然记得。她不曾忘记柴油机的气味，刮雨器的嗖嗖声，公共汽车把刚落下来的雪变成烂泥时那不稳定的左右摇摆；车窗外的彩灯；1952年的圣诞夜。薇拉和我，裹得严严实实地以对抗寒冷，在后排座位上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边。一个穿皮大衣的好心女人从走道那边斜过身子，把六便士塞在母亲手中：“给孩子过圣诞节。”

“那个给妈妈六便士的女人。”

妈妈，我们的妈妈，没有把硬币摔到她脸上；她喃喃地说：“谢谢你，女士。”然后把它放进了钱包。真丢人！

“哦，那个。我认为她有点醉了。这事你以前提起过一次。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要提它。”

“就是那个时刻——远非那之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把我变成了一个终身的社会主义者。”

电话那头沉默着，有一刻，我认为她已经挂了电话。然后她又说：“也许正是它把我变成了那个穿皮大衣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