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来到英格兰后，我父母就一直是模范公民。他们从不触犯法律——就连一次也没有。他们太害怕了。填写那些语意模糊的表格着实让他们烦恼：假如他们答错了怎么办？他们害怕去申请福利：假如要来检查怎么办？他们太害怕了，以至于不敢去申请护照：假如不让他们再次入境怎么办？那些胆敢向当局发起挑衅的人也许会被送上没有回程的长途火车。

所以想象一下当我父亲收到因没有支付车辆消费税而邮寄来的法庭传票时是多么惊恐不安。警察发现老破车停在一条小街道上，车上没有贴圆形纳税证。他是这辆车的登记持有人。

“你看，因为这个瓦伦蒂娜，我平生第一次成了罪犯。”

“没事的，爸爸。我敢肯定这是个误会。”

“不，不。你什么都不知道。人们会因误会而丢掉性命。”

“但在彼得伯勒不会。”

我打电话给司机及车辆登记处向他们解释情况。我告诉电话那端说，我父亲从未开过那辆车，以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不能再开车。我做好了准备与一个冷漠的官僚打交道，但那个声音——苍老的，女性的，发元音时带有约克郡口音——是温和而同情的。突然间，我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倾倒出整个故事：那隆过的胸脯，那黄色橡胶手套，那用炸猪扒买的驾驶证。

“噢，我的天啊！噢，我从没听说过！”那温和的声音喁喁细语道：“可怜的人儿！告诉他别担心。我只是会给他一张小小的表格填一下。他只要提供她的姓名和地址这些个细节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在这儿。他不知道她的地址。我们得通过律师与她联系。”

“那么，写下律师的地址。这样就成。”

我为父亲填了表，他签了字。

几天后，他又给我打电话来。一夜之间，老破车重新出现在车道上。它的两个轮子压在草地上，就停在那辆正在锈蚀的劳莱旁。它的一只后胎瘪了，司机一边的后侧车窗破了，司机座位旁边的门变了形，用细绳绑在门柱上，所以司机得从副驾那边上车，再爬过变速杆。没有圆形纳税证。与此同时，那辆拉达从车库里消失了。

“真是活见鬼了。”我父亲说。

现在前院有了两辆车，它们停的那位置使得我父亲不得不从扎人的火棘篱笆前挤过去才到得了前门。火棘刺会勾住他的外套，有时还会刮到他的脸和手。

“这真是荒唐。”我对父亲说，“她必须把车开走。”

我给卡特尔女士打电话，于是她写信给瓦伦蒂娜的律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打电话给一个二手车商，提出以超低价格把车卖给他们。他对劳莱很感兴趣，但当我告诉他没有相关文件时，他立即退缩了。我甚至没有提到我们也没钥匙。

“但是难道你们不能来把它们拖走，就用它们的零件或废金属料？”

“你得有登记材料，哪怕是要拆毁一辆车。”

***

瓦伦蒂娜的律师已经不再给我们回信。如何才能在我们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说服瓦伦蒂娜把车移走呢？薇拉推荐了贾斯汀，就是那个给瓦伦蒂娜递送离婚文件的一脸短髭的人。我以前从未雇用过私人侦探。这主意似乎很棒——是电视惊悚片里的人干的买卖。

“我亲爱的，你会发现，他相当地令人振奋。”薇拉说。

“但是难道她认不出他吗？难道有辆黑色宝马车停在她屋外她会发现不了？”

“喔，我敢肯定他会秘密前往的。很有可能他有辆老福特护卫舰专门用于这种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