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搞砸了的特别法庭的几天后,爱里克·派克开着辆大大的蓝色沃尔沃房车前来拜访我父亲的家。他和我父亲友好地坐在房间的后部,讨论着航空学,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则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将他们装在黑色垃圾袋里的全部财产堆进汽车后部。迈克和我在他们正打算离开时到了。爱里克·派克与我父亲握手告别,然后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斯坦尼斯拉夫和瓦伦蒂娜一起挤坐在乘客座位上。我父亲在门口逡巡。瓦伦蒂娜摇下车窗,将头伸出窗外喊道:
“你自以为聪明,工程师先生,但你等着。记住,我总能得到我想要的。”
她啐了一口:“呸!”汽车已经起步。唾沫落在了车门上,在那里挂了一会儿,又黏糊糊地滑到了地面上。然后他们离开了。
“那么你没事吧,爸爸?一切都还好吧?”我拥抱了一下他。他羊毛衫下的肩膀瘦骨嶙峋。
“没事。是的,一切都好。干得不错。也许有一天我会打电话给瓦伦蒂娜,寻求和解。”
现在,我第一次听出我父亲的声音里有种新语调:我意识到他是多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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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给薇拉。既然父亲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我们就必须制订计划,看怎么赡养他。大姐头一个劲儿地要求给他弄份鉴定,然后将他送到托老所去。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娜杰日达,虽说这想法不那么容易令人接受。我们的父亲是个疯子。他下次再捅出什么疯狂的娄子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最好把他放到他再也不能惹麻烦的地方去。”
“我不觉得他是个疯子,薇拉;他只是有点古怪。太古怪了,以至于不适宜住在家里。”
不知怎的,我无法想象父亲以及他的苹果、他有关拖拉机的言论、他的古怪习惯能够与托老所的惯常规定很轻易地磨合。我提议考虑长者住屋,在那里他会有更多的独立性,也许更适合他。薇拉表示同意,还特别强调地补充说,这是当务之急。她觉得自己已经获胜。我暂时由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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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离开后,我从他们的房间里清理出的垃圾装了满满十四个黑塑料垃圾袋。扔掉了肮脏的棉絮、皱巴巴的包装材料、装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有洞的紧身裤、报纸杂志、邮递目录、垃圾邮件、不穿的鞋子和衣物。扔掉了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几个苹果核、发霉的猪肉馅饼,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床下找出的,就在我有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的相同位置。在斯坦尼斯拉夫的房间,我有了个意外发现——床底下有—只装满了色情杂志的手提袋。嘘,嘘。
随后我把注意力转向浴室。借助于一只金属丝编的衣架,我从浴室地漏处勾出了堵塞在那里的一团纠结在一起的黏糊糊的金发和褐色阴毛。一个人怎么能制造出这么多的脏乱来?我一边清理,脑子里一边闪过一个念头:瓦伦蒂娜终其一生,都得有个人跟在她后头给她擦屁股。
我开始打扫厨房和储藏室,清理掉灶台和灶台周围的墙壁上的油垢——油垢厚得我要用刀子才能刮下来——倒掉食物的残渣,擦掉地板上、架子上、操作台上的黏斑,在这些地方洒落着一些不明身份的液体,从来没人擦拭过。盆子、坛子、罐子、袋子,都被打开过,尝过,然后里面的东西就留在那里发霉。一罐果酱开着盖扔在储藏室里,罐子已经开裂,变得像岩石般坚硬,紧紧地黏在架子上,当我试图把它拔下来时,罐子在我手中裂得粉碎,尖利的玻璃碴跌落到地板上,与旧报纸的残骸、空的食物蒸煮袋、洒掉的砂糖、破裂的面团壳、饼干渣和干豌豆混杂在了一起。
在水槽下,我发现了一堆藏在那里的鲭鱼罐头——我数了数,总共有四十六听。
“这是什么?”我问父亲。
他耸耸肩。“买一赠一。她喜欢。”
你能拿四十六听鲭鱼罐头怎么办?我不能扔了它们。要是妈妈会怎么做?我拿着它们,把它们分发给村子里每一个认识的人,又把剩下的送给了牧师,让他给穷人。在那以后的好几年,每到收获节,一听听的鲭鱼罐头都被堆成一小堆,摆放在祭坛前。
在外屋,在一只硬纸箱里,有几包饼干。全都打开了,满地皆是饼干渣和包装纸的碎片。在另外一个角落里,有四条发霉的白切片面包。还是老样子,所有的包装都被撕开了,里面的东西四散开来。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干?随后我注意到有个褐色的大家伙在角落里疾驰而过。
噢,我的上帝呀!打电话给市政厅,快!
在起居室、厨房和储藏室里,摆放着一碟碟的食物和牛奶,那是给黛女士准备的,但不合它的口味,于是那些碟子也被遗留在那里,在八月的炎热中被腐蚀。有一只碟子上已生出褐色的蘑菇状赘生物。牛奶已经发酵成绿色奶酪似的黏液。我把那些碟子浸在了漂白剂里。
我通常不是个觉得打扫卫生是种放松疗法的女子,但这一次的清扫让我有种象征性的净化感,就像在彻底清除一个试图将我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的外来入侵者。这感觉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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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心地不向薇拉提及父亲曾说过要与瓦伦蒂娜和解的事,因为我知道,假如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无疑地把他推回到瓦伦蒂娜的怀抱中的话,那就是他与大姐头间的对峙。但不知怎的,我说漏了嘴。
“噢,大傻瓜!”我能听见她在斟酌字眼时的吸气声,“当然,你们社会工作者很熟悉这种受虐妇女依附着自己的施虐者不放的综合征。”
“我不是社会工作者,薇拉。”
“不是,当然,你是社会学家。我忘了。但假如你是个社会工作者的话,那一准是你会说的话。”
“也许吧。”
“所以我才认为把他弄出危险地带这么重要,是为了他好。否则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下一个出现的不择手段的人的牺牲品。你不该找找长者住屋了吗,娜迪娅?说真的,我觉得是到了你开始承担起一些责任的时候了,就像我对妈妈做过的那样。”
但我父亲下定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新获得的自由。当我提起长者住屋的可能性时,他说他要留在他现在住的地方。他太忙了,顾不上考虑搬家的事。他会好好打理这个家,也许还会把楼上瓦伦蒂娜住过的老房间租给一位合适的中年女士。而且接下来他还有书要写。
“我把半拖拉机的事给你说完了吗?”
他伸手拿起行距很密的a4大小的便条簿,那上面现在几乎写满了他的大作。他读道:
半拖拉机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阿道夫·凯格雷斯(adolphkegresse)的法国工程师,他曾在俄国工作过,在沙皇的车队担任技术指导。1917年革命时,他设法回到了法国,在那里继续完善他的设计。半拖拉机的构成原理很简单:车辆的前半部分使用一般的轮胎车轮,后半部则使用履带。半履带拖拉机、骑兵战车和装甲汽车在波兰军队里特别流行,据认为它们很适合在该国管理不善的道路上行进。阿道夫·凯格雷斯与安德鲁·雪铁龙(andrécitroen)的历史性联盟据说是所有全地形车辆现象诞生的鼻祖。在当时,这些似乎会带来农业和重型运输业方面的革命,但可叹的是,它们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诅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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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进行过大扫除之后,只有两样保留下来的东西会让我父亲想起瓦伦蒂娜,要挪动它们可并非易事:黛女士(还有它的女朋友及女朋友的四只小猫)和草坪上的劳莱。
我们一致同意,黛女士及其家属应该留下来,因为它们能陪伴我父亲,但它们吃喝拉撒的习惯应该得到控制。我举双手赞成弄一个猫便盆,但大姐头坚决反对。
“这绝对不可行。谁来倒便盆?唯一可行的做法是——得有人教它们不能在屋子里随地大小便。”
“但怎么做?”
“你抓住它们后脖领子,使劲揉里面的脊椎骨。这是唯一的办法。”
“喔,薇拉,我可干不了。爸爸肯定也不能。”
“别这么弱不禁风的样子,娜迪娅。你当然干得了。妈妈对我们养的每只猫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它们全都那么干净温顺的原因。”
“但我们怎么知道是哪只猫干的呢?”
“每当有大小便时,你就把它们的脊椎骨全都揉一遍。”
“全部六只?”(听上去就像是某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的事。)
“全部六只。”
于是我照做了。
它们的饮食也得到了合理化。我们只在门廊的后部给它们喂食,一天两次,如果它们不吃,食物就会在第二天被扔掉。
“你记得住吗,爸爸?”
“记得住,记得住。一天。我只保留一天。”
“如果它们还饿的话,你可以给它们些干的猫饼干。它们不会有味道。”
“体系化的方法。先进的技术性喂养。很好。”
市政厅派人来下了鼠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有四只毛茸茸的褐色尸体肚皮朝上地躺在外屋。迈克把它们埋在了花园里。猫被禁止睡在房间里或劳斯莱斯里,一只衬着瓦伦蒂娜的旧套头衫的盒子放在外屋供它们使用。黛女士在新领地举行了抗议活动,在揉脊椎骨期间还有一两次曾试图要抓挠我,但不久它就学乖了。
黛女士的女朋友原来是个明星——友善温顺,柔情蜜意,习性清洁。我父亲决定叫它瓦柳西娅,以此来纪念瓦伦蒂娜。他在中午打盹时,它会在他的膝上蜷缩着身体呼呼大睡,毫无疑问,他曾希望瓦伦蒂娜会那么做。我们在村里的邮局贴了告示,昭告众人,有可爱的小猫免费送给好人家。此举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红利是,村子里有不少老太太,她们曾是我母亲的朋友,会顺道来访,欣赏小猫,并驻足与我父亲聊天,而在那之后,她们也会继续时时前来拜访,也许是受到了那依然萦绕在房子周围的丑闻气息的诱惑。他相当不礼貌地向薇拉评论说,他发现他们间的谈话冗长乏味,但至少他对她们很礼貌,而她们也会留意他。牧师也来拜访过,为那些鲭鱼罐头向他表示感谢,它们已经被捐赠给从东欧来的一个寻求政治避难的家庭。渐渐地,他正在重新融入社区。
在汽车方面,事情就没这么顺利了。一天晚上,老破车神秘地消失了,但劳莱还停在前院草坪上。尽管我父亲为它付了500英镑,瓦伦蒂娜却持有钥匙和文件,没这两样东西,它就既不能被卖掉,甚至不能被拖走。我又给爱里克·派克打了电话。
“请问我能与瓦伦蒂娜通话吗?”
“你是谁呀?”那油腔滑调的声音说。
“我是马耶夫斯基先生的女儿。我们以前通过话。”(我本该准备个假名字和一篇封面报道的。)
“我希望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那个……太太……小姐……我真无法想象,你为什么认为瓦伦蒂娜会在我这儿。”
“你开车载着她驶入了夕阳。还有她的全部家当。记起来了吗?”
“我不过是给她帮帮忙而已。她不住在这儿。”
“那么,你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