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瓦伦蒂娜发现了“胁迫”的真正含义。斯坦尼斯拉夫告诉她的。更糟的是,就在同一天,她发现了一封来自移民局的信,通知她,她的上诉再次被驳回。
她把刚从厕所出来的我父亲逼入困境,我父亲弓着身子,笨拙地想要逃脱。
“你个活死人!”她尖叫着,“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瞎迫’!”
她戴了副黄色橡胶手套,手里拿着块抹布,抹布刚洗完碗,非常湿,她开始用它弹击他。
“你个无用的缩脑壳缩鸡巴的驴,”啪,啪,“你个又干又瘪的老山羊的臭大粪的烂渣子!”
她弹击着他的腿和伸出来用于招架或是哀求的双手。他向后仰着,发现自己被压在厨房的水槽上。越过她的肩膀,他可以看到炉灶上煮着的一锅土豆正在冒泡。
“你个我要把你踩得稀巴烂的小爬虫。”啪,啪!煮土豆的水蒸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他依稀地闻到一股焦煳味。
“瞎迫!瞎迫!我给你看看什么是瞎迫!”愈战愈勇的她开始把抹布弹向他的脸。啪,啪。抹布的一角碰到了他的鼻梁,将他的眼镜打落在地。
“瓦勒契卡,求你……”
“你个不够一嘴的狗咬狗吐的老骨头!呸!”
她用一根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的指头戳他的肋骨。
“你怎么还不死啊?你早就该躺在柳德米拉边上,死人挨着死人。”
他浑身颤抖,他可以感觉到肠子里那熟悉的搅动。他担心她会弄脏自己。烧土豆的臭味弥漫在空中。
“求你瓦勒契卡,亲爱的,小企鹅……”她步步进逼,黄手指又是戳又是扇的。那锅土豆开始冒烟。
“过不了多久你就要滚回你该去的地方了!在地底下。在瞎迫下!哈!”
按门铃的扎德查克太太救了他。她进了门,对形势迅速作出判断,然后将一只胖嘟嘟的手劝阻地放在她朋友的胳膊上。
“走,瓦尔娅。别理这个一无是处的小气口交疯子丈夫。走,我们去逛街。”
随着老破车消失在街角,我父亲先抢救那锅燃烧的土豆,再爬进浴室解手。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尖锐,呼吸急促。
“我想她真的会杀了我,娜迪娅。”
“她真的说了那话吗,什么回到坟墓里去之类的?”
“用俄语。全是用俄语说的。”
“爸爸,语言并不重要……”
“不,正相反,语言至高无上得重要。语言里不仅包括了思想,也包括了文化价值观……”
“爸爸,听我说。求你听我说。”他还在念叨着俄语与乌克兰语间的不同,我的思绪则胶着在瓦伦蒂娜身上,“只要听一下子。尽管这对你来说有点困难,好消息是她还没有得到批准留下来。这意味着也许不久她就会被驱逐。只要我们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与此同时,如果你害怕跟她住在一个房子里,你就必须来跟我和迈克一起住。”我知道他不会来的,除非他真的绝望了——他痛恨任何破坏他的固有习惯的做法。他从未在我姐姐家或我家的屋檐下住过一个晚上。
“不,不。我要留在这里。如果我离开家,她就会换锁。我就会出去,她就会进来。她已经在说这样的话了。”
等我父亲说完再见,退回到他那上了闩的屋子后,我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我打给了内政部:克罗伊登的月亮大厦。我想象,在那辽阔的、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空旷而寂静,唯有无人接听的电话响着阴森诡异的铃声。电话响了大约四十下后,终于有人拿起了听筒。一个遥远的女声建议我把提供的信息写下来,并告诉我,档案是保密的,不能与第三方进行讨论。我试着解释我父亲的绝望境遇。只要他能够知道一点相关的进展就成:瓦伦蒂娜是否能再次上诉,她什么时候会被驱逐出境。我一个劲儿地求她。那遥远的声音软了下来,建议我试试主管彼得伯勒的当地移民分局。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村里的警察局。我描述了湿抹布事件,解释了我父亲所处的危险境地。警察并不为所动。他遇到过更糟的情形。
“你这样看好了,”他说,“这只不过是夫妻之间的小吵小闹,不是吗?这种事天天都有。如果每次夫妻吵架警察都介入的话——那么,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你似乎正不请自来地干涉你父亲的私事。你显然与他娶的那位女士不对眼。但假如他想提出投诉的话,他会自己打电话的,不是吗?就我们所知,与她在一起时,是他人生最愉快的时光。”
在我的脑海里的画面是:我年事已高的老父亲,佝偻着身子,骨瘦如柴,拼命躲闪着湿抹布的袭击,而瓦伦蒂娜,身高马大,体态壮硕,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站在他的上方哈哈大笑。但在那警察的脑海里则是另一番想象。突然间,我恍然大悟。
“你认为那是场性游戏——那湿抹布?”
“我可没那么说。”
“你是没说,但你是这样想的,不是吗?”
警察接受过对付我这种人的训练。他彬彬有礼地化解了我的怒气。最后,他答应等他巡逻时会顺道去我家,我们只能谈到此为止。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姐姐的。薇拉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她火冒三丈。
“臭婊子。该进监狱的母狗。可他真是蠢到家了。他是罪有应得。”
“别管他是不是罪有应得了,薇拉。我认为我们得把他弄出来。”
“我们最好是把她弄出来。一旦他出来了,他就再也回不去了,那房子就被她霸占了。”
“肯定不会的。”
“你知道那句话——现实占有,败一胜九。”
“这听上去像是出自扎德查克太太的法律书上的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