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伦蒂娜对移民局的裁决提出上诉的时间定了下来。突然间，我父亲发现他原来并非那么全然无能为力。上诉将于四月在诺丁汉举行。

“我不去。”父亲说。

“你要去。”瓦伦蒂娜说。

“你自己去。我为什么要跑到诺丁汉去？”

“你个蠢货。如果你不去，移民局的官僚会说，你丈夫呢？为什么你没丈夫？”

“告诉官僚我病了。告诉他们我不去。”

瓦伦蒂娜听取了自己在彼得伯勒的律师的建议。他告诉她，假如她丈夫不去，她的案子将会遭到严重质疑，除非她能提供他生病的证据。

“你脑袋有病。”瓦伦蒂娜对我父亲说，“你造太多麻烦。太多疯子话。太多亲嘴亲嘴。不是好八十四岁人。医生必须写信。”

“我没病，”我父亲说，“我是个诗人和工程师。顺便说一句，瓦伦蒂娜，你应该记得，尼采本人就被那些智力比他低下的人当成疯子。我们去找菲格斯医生。她会告诉你，我脑子没病。”

那位说话柔和、接近退休年龄的乡村女医生已为我母亲和父亲看了二十年的病。

“好啊。我们去找菲格斯医生。然后我会告诉菲格斯医生口交的事。”瓦伦蒂娜说。（什么？口交？我父亲？）

“不不！瓦尔娅，为什么你非得把这种事跟谁都说？”（他似乎不在意跟我说！）

“我要告诉她八十四岁丈夫想口交。软绵绵软耷耷丈夫想口交。”（求你了爸爸——这让我觉得有点想吐。）

“求你了，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发了善心。他们改为去找另一个医生。瓦伦蒂娜和扎德查克太太裹胁着我父亲坐进老破车。她们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赶到医院，所以行色匆匆，以至于他的大衣扣子都扣错了顺序，鞋子也穿反了。他没戴远视眼镜，而是仍戴着看书用的眼镜，所以从他眼前掠过的一切都模糊不清——雨，刮雨器的摆动，雾气蒙蒙的车窗，他们经过的树篱的朦胧轮廓。瓦伦蒂娜坐在前面，以她自学成才的疯狂的驾驶方式开着车，而扎德查克太太则坐在后排，紧紧抓着尼古拉，以防他决定打开车门跳出去。就这样，他们飞速奔驰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上，冲过泥坑时水花四溅，让几对野鸡夺命而逃。

他们没带他去找村卫生院的菲格斯医生，而是去了邻村，那里有同一家卫生院的另一个分支，但由不同的医生坐诊。她们原指望看到的是那个中年印度医生，但坐在那里的却是个代理医生。波洛克医生是个年轻人，红头发，长得很漂亮。我父亲不想和她讨论自己的问题。他眯着眼，透过自己雾气蒙蒙的眼镜费劲地凝视着她，试图在不引起她注意的情况下把鞋子倒换过来。瓦伦蒂娜包揽了所有的对话。她认定眼前这个年轻女人会同情她的遭遇，于是开始说起有关我父亲的古怪行为的一些细节——咳嗽，东芝苹果，拖拉机的独白，持续的性要求。波洛克医生专心地看着我父亲，注意到那古怪的鞋子、那凝视的眼神、那扣错扣子的外套，并问了他许多问题：

“你结婚多久了？你有性障碍吗？你到底为什么来找我呢？”

我父亲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然后他转向瓦伦蒂娜，做了个夸张的手势，“因为她把我带来的！这个地狱的魔鬼！”

波洛克医生拒绝写信给移民局，告诉他们我父亲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出席瓦伦蒂娜的上诉法庭。但她确实告诉我父亲，她会为他约个时间，让他去彼得伯勒地区医院咨询一位精神病医生。

“看吧！”瓦伦蒂娜胜利地说，“医生说你疯了！”

我父亲一言不发。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你认为我疯了吗，娜迪娅？”第二天，他在电话里问我。

“那个，爸爸，说实话，我确实觉得有一点儿。我觉得你娶瓦伦蒂娜就是疯了——当时我没这么说吗？”（我想说哈哈！早告诉过你了！但我咬住了自己的舌头。）

“哈，那不是疯狂。那只是个小错误。任何人都会犯错。”

“没错。”我说。我仍在生他的气，但我也为他感到难过。

***

“这一切都关口交什么事？”我问薇拉。我们又在交换情报，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得十分亲密。

“哦，它是玛格雷特卡·扎德查克的馊主意。很显然，瓦伦蒂娜告诉她，我们正寻求未完成基础上的婚姻无效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