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此次探访过后没过多久，一天晚上很晚时，斯坦尼斯拉夫打电话给我姐姐。他在父亲的电话簿上发现了她的号码。

“求求你。你一定得想点办法……这些可怕的争吵……整天大叫大嚷……”他在电话里啜泣不已。

薇拉确实是想办法了。她打电话给内政部。他们告诉她，要把事情的原委写下来。她急忙给我打电话。

“这次我俩都要参与，我俩都要签字。我不会让他玩让我俩窝里斗的把戏。我不会让你因为什么都不做而唱红脸，而我则出力不讨好，结果在他的遗嘱中根本没我的份儿。”

“也许吧。”我说，“我先给他打电话。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想做让我俩都后悔的事。”我没能为了他保持足够的警惕性，这让我感到内疚。

我给父亲打电话。我听到电话里细微的“噼啪”声，然后是他拿起电话时气喘吁吁的声音。

“哈罗？啊，娜杰日达。你打电话来很好。”

“你还好吗，爸爸？”

“哦，跟瓦伦蒂娜处得不怎么好。有些问题。她现在的表现像是她不喜欢我……说我是贱骨头……应该被压扁的虫子……应该被关得远远的低能儿……应该被埋在地下的行尸走肉……诸如此类的。”他断断续续地咕哝着说，一面咳嗽个不停。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吱吱哎哎地说出的这些词句引起了他的痛楚。

“噢，爸爸。”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但他听出了我声音中责备的语气。

“当然这并非全是她的错。内政部迟迟没有下文，这让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她的工作也很繁重，白天在养老院干活，晚上还要在旅馆干活。她累了，人一累，就容易发脾气。”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气她，也气他。

“但是，爸爸，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任何人，除了你。”

“别告诉薇拉，好吗？她会说……”

“爸爸，薇拉知道。斯坦尼斯拉夫给她打过电话。”

“斯坦尼斯拉夫打电话给薇拉？”

“他在电话里直哭。”

“太糟了。太糟了。那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至少在她的申请批下来之前我们还会生活在一起……在那之后，他们就会离开，我就会归于宁静。”

但姐姐和我不会抱侥幸心理。我起草了一封致位于克罗伊登（croydon）月亮大厦的内政部移民局的信，在信里罗列了瓦伦蒂娜嫁给我父亲的前后经过，以及她与鲍伯·特纳的关系。我不再在意是否表现得像个善良的开明人士。我只想这女人走开。我描述了他们的起居安排——分开的床——以及这场婚姻未得以完成的事实，因为我相信有关部门会认为插入性性交就是婚姻的全部。我对信中一板一眼的语气感到满意。

今年早些时候，杜波娃太太获得了第二个为期六个月的签证，于三月经由拉姆斯盖特抵达此地。她再次搬入特纳先生的家。她与我父亲于六月在彼得伯勒的天主教堂结婚。

婚礼之后，杜波娃太太并未搬去与我们的父亲同住，而是继续住在位于霍尔街的特纳先生家。学期结束后，杜波娃太太（现在的马耶夫斯基太太）和斯坦尼斯拉夫搬进了我父亲的家。尽管如此，她与我父亲并不同居一室，所以这场婚姻从未得以完成过。

起初，一切似乎运行正常。我们相信，尽管杜波娃太太（现在的马耶夫斯基太太）对我们的父亲也许没有浪漫之爱，至少她会心地善良，照顾一位年老体弱的老人安度晚年。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情况就开始恶化。

写信时，我一面备感内疚，同时又有种暗觉释然的喜悦。花园里的犹大之吻，无问责的恶意祝福。我父亲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迈克和安娜肯定永远不会知道。瓦伦蒂娜会怀疑，但永远也不会确定无疑。

我要求内政部的秘密通信人不公开我们的身份。我签好字后，把信寄给了姐姐。她签过字后，将信寄给了内政部。信件如石沉大海。几周后，姐姐打电话过去，被告知信件已被存档。

下次我再打电话给父亲向他询问情况时，他避而不谈。

“一切ok。”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没有任何异常。”

“不再吵架了？”

“没有任何异常。夫妻嘛，吵架是正常的。不是太坏。”随后他开始谈起航空学，“你看，在爱情里就如在航空学中，一切都取决于平衡。长而薄的机翼使上升速度大为提高，但代价是要损失更多的重量。同理，争吵和偶尔的坏脾气是爱情的代价。在设计机翼时，成功的秘诀在于获得提升力和拖拽力间的系数。对瓦伦蒂娜来说也是如此。”

“你是说她有大量的提升力，但她多少是个拖累。”（哈哈。）

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沉默，因为他在竭力思索我的话中之意。

“爸爸，”我说，“别再说什么航空学了。你看不出来我在担心你吗？”

“我没事。但我的关节炎又犯了。这潮湿的天气。”

“你愿意我和迈克过来看你吗？”

“不，现在不。过一阵子，也许。过一阵子。”

我姐姐更未得到认真对待。

“他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而再地这样做。我真觉得他脑子有问题。”她说，“我们该找个医生，给他开份精神不正常的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他结婚时脑袋不清醒。”

“他一直是那样的。他现在并不比过去糟。你知道他一直有点疯疯癫癫的。”

“当然那是事实。相当疯。但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更糟。他跟你说到瓦伦蒂娜了吗？”

“没当真谈。他说他们还会争吵，但没有任何异常。还记得他过去常和妈吵架吗？要么是事情得到了解决，他们安然相处，要么是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事情有多么糟糕。他担心你会笑话他，薇拉。”

“哦，我当然会笑话他了。他还能指望什么？可他还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能让这个可怕的女人随便欺负他。”

“他说一切正常。但他听上去不是那么好。”

“也许他打电话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呢。我这是突然想到的。”

圣诞节给了我们需要前去探访的借口。

“这是圣诞节啊，爸爸。过圣诞时，家人总是团聚在一起的。”

“我要看看瓦伦蒂娜怎么说。”

“不要，只需告诉她我们要来就行了。”

“那好吧。但不要带礼物。不要给我礼物，我也没礼物给你们。”

这“不送礼”的主意源于他母亲，也就是娜迪娅奶奶。我的名字就是随她起的。她是个乡村女教师，一个严厉而虔诚的女人，有一头乌黑的直发，这头发直到她七十岁时才开始变白（我母亲说，这是蒙古血统的确定无疑的表征）。她是托尔斯泰的积极追随者，把其曾在当时俄国知识界风靡一时的疯狂信念奉若神明：农民精神的高贵，自我否定的美丽，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我母亲说，她婆婆关于婚姻、养儿育女和做面团布丁的最佳方法等方面的宣言让她吃尽了苦头。）不过，不过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父亲曾给我制作过多么好的礼物啊。有用西印度轻木制作的飞机模型，它们以橡皮筋为动力——整条街的人都跑出来看它们飞。有次是个带检修坑的车库，检修坑是用木头做的，用铆钉钉上铝片；车库里还有台升降机，由一条橡皮筋操控，可以把小卡丁车送到房顶上；还有个弯曲的坡道，以便你可以把它们再滚下来。有次圣诞节的礼物是一座农家庭院，一个“khutor”，就如我们在乌克兰的家——一块漆成绿色的硬质纤维板，围以上了漆的院墙，院门带有铰链，开合自如；院子里有座农舍，有门有窗，可开可关，还有个小小的牛栏，牛栏有斜坡的屋顶，里面是用印模压铸的牛和猪。我茫茫然地回想着这些礼物。我真是好久没想起过这些我曾热爱的、与我父亲有关的东西了。

“但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也许他们喜欢礼物。”他说，“他们真是十分传统，你知道的。”哈！他不把他们当成读尼采著作的知识分子了。

我很享受给瓦伦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挑选礼物的过程。我给瓦伦蒂娜包了瓶特别便宜的劣质香水，那是我在一次商场促销中免费得来的。我给斯坦尼斯拉夫挑的是件淡紫色的涤纶衫，它是我女儿从一次学校杂物拍卖会上带回家的。我精心地把它们包起来，上面还装饰着小弓箭。我们给我父亲的礼物是一些巧克力和一本关于飞机的书。他其实一直喜欢礼物，尽管他说他不喜欢。

我们在圣诞节下午开车前去。天灰蒙蒙的，寒冷刺骨，仿佛白色圣诞节已被这样的天气接管了似的。家里昏暗惨淡，又脏又乱，不过我父亲已把几张圣诞节贺卡（包括一些去年留下来的）挂在横拉于天花板的绳子上，让房间里有了点亮色。家里没吃的。圣诞节晚餐他们吃的是买的现成包装的、只需微波炉加热的火鸡胸脯肉切片，外加土豆、蚕豆和肉汁。连点儿剩饭都没有。搁在炉子上的锅里有些灰白色的冷了的煮土豆，还有些煎鸡蛋的残渣。

我想起过去的圣诞节晚餐：一只肥大的火鸡，鸡皮酥脆咸香，油汪汪的汁水直往外冒，火鸡胖鼓鼓的肚子里填塞着大蒜、墨角兰和麦糊，围以烤葱和栗子，喷香诱人，自制的葡萄酒让我们全都醺醺欲醉，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即使是冬天，上面也摆着鲜花，还有傻里傻气的礼物，还有欢笑和亲吻。这女人霸占了我母亲的地盘，偷走了圣诞节，代之以连袋煮食物和塑料花。

“我们何不全体到外面去吃顿饭呢？”迈克说。

“好主意。”父亲说，“我们可以去印度餐馆。”

我父亲喜欢印度食物。村子里有家名叫喜马拉雅的餐馆，位于冷冷清清的购物中心里，这个购物中心是20世纪60年代加盖的混凝土建筑。母亲去世后，父亲有一阵子就靠他们递送的外卖度日，并因此认识了餐馆的经营者。

“比政府递送的食物好吃，”他会说，“好吃多了。”直到有一天他吃了过多的咖喱肉，引起身体的不适，他曾乐呵呵地向每一个愿意听的人描述其恶果。（“辣着进去，辣之又辣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