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是个口腔科医生，要到星期天，白天才有空闲时间。早早出了门，正赶上沙尘暴。天空浑浊昏黄，像得了黄疸病。沙土粉或沙土粒是从天上来的，地上的也被阵阵大风卷起加入，简直是往人世间不断扬撒着黄土，房屋、树木、街道、行人，都被覆盖了。戴口罩只能护住嘴和鼻孔，眼睛乃至耳朵眼也要遮挡，骑车和走路的女人们用纱巾包着头，在脑后系住，个个像蒙面大盗。有人在风中倒着走路。冰锋逆风而行，步履艰难，仿佛一路在奋不顾身地推开一扇扇风沙的门。他觉得，这种天气去寻仇，未免像趁火打劫。
冰锋计划先到部里打听祝部长的住址。路过鼓楼，正在维修，顶都挑了，四周搭满了脚手架。到了部里那条街上，风终于停了。方方正正的四层楼前，有几棵玉兰树，粉色的花已经开始谢了，有的花瓣皱了，有的掉了，紫色的花正开或刚开，白色的花刚开，黄色的花则含苞欲放。走上高台阶，推开大门，左边是传达室的窗口，二道门口站着个穿军装的警卫。看见他，警卫问，干吗？冰锋说，到传达室问点事。警卫朝左边扬了一下下巴。冰锋刚往那边走，警卫又问，带介绍信了吗？他站住说，没有。警卫朝相反方向扬扬下巴，示意他离开。冰锋只得转身出来。他记得几年前到过这里，是和母亲一起，为了父亲平反的事。在传达室给人事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出来，把他们领了进去。那时母亲为跑这件事，一趟趟来北京，到处找地方借住，非常辛劳。
冰锋找了个公用电话，按照从母亲处抄来的号码，打到贺叔叔家里。接电话的声音略显苍老。冰锋说，我是陆永志的儿子，好几年没问候您了，近来身体好吗？对方客气地说，啊，记得，记得，我还好。冰锋说，想请教一下，祝部长，您知道他住在哪儿么？贺叔叔像是马上警觉起来：你为什么问这个呢？冰锋说，不为什么，随便打听一下。贺叔叔说，哦——你母亲的情况都挺好吧？这个岔打得太明显，也太生硬，冰锋不想说下去了。贺叔叔问起他的地址电话，他留了科里的，贺叔叔说，你当大夫啦，很有出息啊。冰锋客气几句，挂上电话。
回到家里，冰锋找出母亲给他看的那张报纸，上面并未说明几位离休老干部住在哪里，但却提到幼儿园的名字。第二天他上班，在科里的电话本上查着那家幼儿园的电话号码，很容易地问到地址，是在崇文门附近。冰锋想，祝部长应该住得离那儿不远，也许就在同一条胡同。
冰锋一周值一次夜班。下夜班那天上午，他来到那条胡同。口上有个大花坛，安置着石凳，几树榆叶梅开满了浅粉色的花，宛如正在燃放的烟火。路两边的墙壁粉刷过，院门也都新油漆了。走过那家幼儿园，还有居委会，没敢进去打听，离胡同口不远还有个派出所，就更不敢问了。路边，两个木匠正在打一件双人床之类的活，满地的刨花。歇工的时候，各自往地上吐了口浓痰。冰锋找不着方向，又不愿乱闯乱碰，看着那两个做木工活的，有点出神。
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凑上前来，冰锋记得她们已经来回路过两趟了。其中一个问，你在这儿站了老半天了，有什么事吗？冰锋说，我等人。另一个问，等谁呀？冰锋说，一个朋友，约好了，就在这丁香树旁边。老太太们将信将疑地走开，还不约而同回头看看。冰锋知道等她们再巡逻过来还会找麻烦，如果换个地方，被看见了就更麻烦了。不如遇见邮递员时询问一下。他既然送这条胡同的信，一定知道谁住在哪里。算算上午的时间已过，只好等下午那班送信时再来。
他在苏州胡同一家小饭铺买了两个火烧，夹上五毛钱小肚，权当午饭，又去对面的东单公园消磨了一会儿。下午三点多回来，从胡同东口慢慢走向西口。幼儿园放学了，有人推着小推车，车里站着一个小孩；还有人骑着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后面镶着玻璃的轿子里，坐着一个小孩。一辆拉着红绒面沙发的平板车，也从他身边经过。远远看见一位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停在一个门口喊，挂号信，拿戳儿！冰锋迎上去说，借光，跟您打听点事。邮递员下了车，和蔼地问，什么事？冰锋说，我想打听一个人，他叫祝国英，您知道住在哪个门么？邮递员脸色一沉：您打听这个干吗？冰锋说，我是他的熟人，想找他。邮递员说：熟人，会不知道他住哪儿？冰锋支吾地说，我来过，可是忘了。邮递员微笑着说，劳驾您慢慢想吧。骑上车走了。
冰锋知道，只能一个门一个门地找了。这时已近黄昏，做木工活的收工了，原地换了个崩爆米花的。一尊黑乎乎的大炮似的爆米花机架在支架上，下燃炉火，师傅一手拉风箱，一手转动爆米花机。有个梳着两个髽鬏的小女孩一脸渴望地站在跟前。嘭的一响，腾起一团白烟，师傅举起肮脏得已成黑色的口袋，将白花花的爆米花倒进她端着的浅儿里，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冰锋忽然发现，前面不远，有一处两扇大铁门紧闭，像是深宅大院。祝部长进出得坐汽车，没准就是这里。
冰锋站在那几棵丁香树旁边。有白丁香，也有紫丁香，一天里不同时间香味似乎不同，现在比下午香得多，仿佛天黑下来开始发力了。香味是弥散性的，但不是散发，而是喷射，不像是天然的，倒像是人工的，有股洗衣粉的味道。一辆挂着窗帘的黑色吉姆轿车开过来，鸣了三声喇叭，两扇铁门随即开了，原来是电动门，门内一旁站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门卫。冰锋趁机往里张望。一条甬道，两边种着悬铃木，就是俗称法国梧桐的，枝头稀稀拉拉长出一些小叶子，挂着不少去年留下、已经干了的小铃铛般的果实。院子深处有几幢灰色楼房。门卫见冰锋探头探脑，提防地盯着他。没等看仔细，院门就关上了。高高的围墙上，还有铁丝网。
过了几天，冰锋又到那儿去了一趟。丁香不如上次香了，仿佛已经精疲力竭。但在某个风向突然出现浓烈的香味，离开这个风向就闻不到了，尽管风很小，甚至看不出枝条摆动。或许因为冰锋走来走去，或许有的花比别的香，但从外表看那些树、树上的花都差不多，只有白色与紫色的区别，他也分辨不出哪种更香。这次连大门都没有赶上打开。冰锋想，自己还不如眉间尺呢，尽管在围观时被挤倒了，好歹还见了仇人一面。
冰锋没有回家，乘108路电车去了和平里。下车拐进一条细长的胡同，路边有一排杏树，花谢得差不多了，待到枝头只剩下叶子，就不大容易看出与别的树的分别了。胡同尽头是一片老旧的住宅楼，院里种着几棵银杏，刚长出不久的叶子，是那种特别年青、特别干净的绿色，但已经显得厚实坚韧了。一路遇见的住户，都不无警惕地瞄着他。冰锋进了一个楼门。
下行的楼梯又暗又潮。地下室的门上挂着钌铞儿，用铁丝拴住。拧开铁丝，很费劲地推开门，吱吱呀呀地响。这里已经废弃，挨着屋顶的一排小窗户玻璃都碎了。墙角有一坨大便，干得近乎风化，没有臭味了。这是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居所。墙很脏，看不出摆过家具的痕迹，只能大概记得父亲的床曾在哪里，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又在哪里，而这就是当初的全部家具了。记忆中墙上还有父亲用指甲刻的痕迹，就像电影里长年关押的囚犯留在牢房墙上的那样，现在已经无从辨认了。
冰锋刚才在报摊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北京日报》，铺在原来父亲的床摆放的位置，躺下身来。头枕在地上很硌，身子也有点凉。从高处的窗户里射进一团光，照到脚前不远的地上，而他在黑暗中看到的，就是父亲看到的世界最后的光。虽然很不舒服，冰锋还是久久躺着。他觉得这里是距离父亲最近的地方。
父亲的尸体是被街道主任发现的。她来查看父亲离开没有，几次都关着门，以为已经走了，后来有人说楼道臭得慌，久久不散，打开门，才发现父亲死在屋里了。记得她见着冰锋，上来就说，你爸爸挺仁义的，死了一礼拜了，其实没那么臭，进得来人。也许因为天冷，屋里又没生火。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臭味挺大，不早就发现了吗？也不管面前这个十岁的孩子是否承受得了。
父亲喝了半瓶敌敌畏，但在自杀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吃东西，身体已经脱水，与其说他把自己毒死了，还不如说把自己饿死了。他枕的荞麦皮枕头被咬了个口子，洒了一床一地，脸上也沾了好些。桌上有个完整的窝头，都放馊了。据街道主任说：你爸爸一脸荞麦皮，那模样真逗人。单位的人见到母亲和冰锋，同样边笑边说，既然服毒，何必绝食呢？忍不住饿，不吃能充饥的，用这根本不能消化的荞麦皮填补肚子，还把自己弄得像个怪物。冰锋知道，这是一种绝望的紊乱，或者说紊乱的绝望，父亲死于极度的孤立无援——包括来自自己的理智的援手。这不仅破坏了他心中父亲的尊严，也破坏了他所理解或想象的父亲的绝望。
冰锋最后见到的父亲的形象，是已经解剖完毕，要妻子和儿子确认的一具尸体。因为是自杀，没跟家属商量就解剖了。据说胃里也发现了少量荞麦皮。尸体盖着一块白布，布不大干净，露出一张胡须很长、已经瘦得不成人样的死灰色的脸。以后冰锋上解剖课，常常回忆起这一情景。冰锋关于父亲相貌的记忆，除了遗容，就是母亲床头柜上小相架里那张忠厚得让人难受的照片。此外还有父亲死前一年多，有一天冰锋放小学回家，走过一个空场，围着不少人，同学忽然喊，陆冰锋，看，你爸！父亲站在一个课桌上，腰弯成九十度，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一块特别大的砖头，扬着脑袋，脸上用墨汁画得乱七八糟。冰锋直担心他的脖子会被铁丝一下勒断，就像用快刀斩断一样。有人在喊口号：打倒陆永志！砸烂陆永志的狗头！冰锋立刻跑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