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他接着问我看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他如果那么问，我就没法自圆其说了。任何版本的《三国志》我都没见过，《三国演义》我只不过强耐着性子看了几集电视剧。
他却这么问了一句：“真的？”
我没正面回答，从第一章第一回的题目开始背起，一直滚瓜烂熟地背到第十一回。
“行了，别背了。”
他横担着的脚着地了。
我问：“要不要我讲每回的故事梗概？”
我又看出，他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是从电视剧里了解了一些《三国》的内容而已。
他说：“免了。你有一吋照没有？彩色的。”
我明白我被录用了，暗舒一口气，摇头。
“去照。三天后带照片来办工作证。”
他好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说完一起身就往外走。
我坐着没动，叫住他，平静地问：“不谈工资了？”他也平静地说：“先一千五吧，三个月试用期后看你表现再定，也许我还觉得你不称职呢，好好表现吧。”
一千五也就比我当帮厨时每月多三百元。多三百元也是多啊！多点儿我就知足。何况我得尽快将工作定下来，所以就没再说什么。
以后，每当想起那次面试，总会觉得很可笑——我在临江一中读高中时，老师曾要求我们通读“四大名著”。学习压力那么大，谁有时间通读啊。再说“四大名著”虽是名著，却并非是人人喜欢读的小说。聪明的同学就想出了一种应付老师的办法——背每一回的标题；顾名思义，记住了标题，也就差不多了解了基本内容。我在“贵师”的时候，有的学兄学姐考研往往也用此法备考——一部作品，背作者姓名、籍贯、生卒年份，甚至背初版是哪一年、什么出版社出的，再浏览几篇评论，果而是考题之一的话，起码能保住一半的分。露怯的事主要发生在面试时，老师若问细节，那就吭吭哧哧答不上来了。
我用那一招顺利地通过了求职面试，也算是急中生智吧。
自从离开“贵师”，我已很久没见过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了。
为我照相的照相师戴眼镜。他三十二三岁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像梁家辉。我看过几部梁家辉主演的电影，对那种类型的男子颇有好感。
照一张一吋快照本是简单的事，但他将事儿搞得挺复杂，不断调光，一会儿让我往左侧脸，一会儿让我往右侧脸；一会儿将相机固定住，一会儿又举着凑近我的脸咔嚓咔嚓按快门，搞得我不胜其烦，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
我催促他：“请快点儿，不需要你把我照得多好。”
他却说：“你可以对自己的照片没要求，我却不可以对自己的水平没要求。”
他那小小照相馆从门面设计到内部装修都挺别致的，进门的人立刻会感到一种相当现代的艺术气息。墙上挂着不少镶框的肖像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显然他是当作自己的作品来展示的，也证明他在摄影方面确实有两下子。
但我不是来欣赏的，我是来照工作照的。我的耐心有限，脸上的不满越来越挂不住了。
为了使我表现良好，他不断地说：“别急别急，更别生气，表情要沉静下来，就完就完，再配合一会会儿……我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你的气质与众不同……”
他最后那两句话使我火了……如果一个女子不漂亮，男人才夸她气质如何如何，这点儿常识我还是有的。
我怼他：“你到底有完没完？”
他笑道：“大功告成，结束了。”
我付钱他写收据时，门一开，进来了两名公安。我立刻认出将姚芸带走的正是他俩。他俩也认出了我，以意外的目光审视我——仿佛在问：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只不过是来照相的。”
他却问：“两位同志有何公干？”
一名公安对我说：“你快走吧，我们奉命把这儿封了。”
另一名公安对他说：“有人揭发你举办色情摄影展，你得跟我们领导去交代清楚。”
那公安表情严厉，语势冷峻，将“色情”二字说出强调的意味。
我闻言夺门而出，逃之夭夭，只得再找一家照相馆将我的事办成。一路之上，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几乎被那“色狼”的假面所蛊惑，恨的是他的伪装伎俩挺高明。
赵子威是一位喜欢训话的老板。动辄将女工们集合在一起，高声大嗓地来一通“思想教育”。我第一次听他训话是在早上，流水线还没启动。他要求女工倒背双手，叉开脚，挺胸昂头。而她们，是些平均年龄二十几岁的农村小妹。我虽是她们的同龄人，甚至比她们中的几个年龄还小，但毕竟不是农村小妹，而且还上过两年大学，有着与她们的父母完全不同的“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自幼所见所闻便也比她们多，每觉比她们要成熟不少。她们大抵初离家门，对于远在异地忐忑多多，普遍胆小怕事，很容易被吓着，稍受刁难就哭鼻子。
当时的情形有点儿像教官对特种女兵的训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姓赵，赵子龙的赵，赵子龙的子，威风的威。常山赵子龙，是我的先祖。我们这一族赵家，以赵云为荣。我当老板，就是要将赵云精神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们的企业精神！我们现在虽然是一家包装行业的厂，但以后会多向发展。深圳是座商机不断涌现的城市，我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今后我要率领你们将咱们厂做大做强，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们要学习赵子龙精神……”
我听来听去，到了也没听他阐述到“赵子龙精神”究竟是种什么精神。事实是，他压根儿就没具体谈，有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是一个有点儿自相矛盾的人。
比如他的口头禅是“我当老板的”，却不许厂里任何人叫他“老板”，而要一律称他“先生”。所以，我在厂里听得最多的话是“赵先生早”“赵先生好”“赵先生指示”“赵先生如何如何”——那时我感觉自己又不像是在一家包装厂里，而像是在一所大学或什么文化学术单位。
将包装厂也办成一所宣传“赵云精神”的大学校，是他一心兼顾的志向；而他的终极追求却是利益最大化。
他还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有时他情绪不稳定，究其原因又是我们常人难以理解的。
是他“大秘”——那位四川的漂亮姐告诉我，他曾因为没打死一只吸足了他血的蚊子而对自己十分懊恼，连呼：“失败！失败！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人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
还曾因为老天爷干打雷没下雨而大为光火，仰望着乌云翻滚的天说：“这不是忽悠人玩儿吗？！要是做得到，真想架起口径一千米的大喇叭，把它骂上一天一夜！”
我问：“他又不是农民，那么在乎下不下雨干吗？”
她说：“老天爷的表现不中他的意呗。他希望下场大雨凉快凉快，老天爷不是使他失望了嘛。”
我又问：“像他这种性格，怎么也会成了老板呢？”
她说：“命好呗。他有个哥哥，哥俩原本都是农民，他哥带他一块儿干过建筑包工队，挣下了二三百万。那时‘深交所’成立，他哥决定赌一把，买了大笔股票，一赌赌准了，成了阔佬，于是干起了房地产。几年干下来，又成了房地产大亨，结果他这个弟弟眼红了，说什么也不愿再在他哥手下只挣份儿工资了，闹着要与他哥打官司，分资产。他哥没辙，只得给了他一千万。正好这家包装厂原来的老板要转手，他图省事，把厂买过来了。”
“大秘姐”说自己原本是他哥哥赵老大的办公室主任，是弟弟向哥哥借过来帮忙的，等这边一切稳定了，她还是要回赵老大那边儿去的。说如果我愿意，她临走愿意推荐我接替她成为“大秘”。
我说我还没有那么长远的打算，目前是走一步算一步，一切看情况而定。
赵子威交给我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命我将所谓“赵云精神”理出个头绪，归纳归纳，提炼提炼，概括为几句口号。
“你已经证明你是熟读过《三国》的了……”
我不得不打断他，纠正道：“没有什么《三国》，只有《三国志》或《三国演义》……”
我怕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产生了什么歧义，他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
他板起脸说：“你当秘书的就别跟我较真了。我老板话还没说完你就打断我，这叫造次，是不能被允许的。造次什么意思你懂吧？”
我立刻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垂下目光恭敬地回答：“我懂，请赵先生原谅。”
他缓和了语气说：“下不为例啊！志也罢，演义也罢，内容不都是那么回事吗？我认为，只要你用心，是能够完成好任务的。我不催你，但你也不要太拖拉。完成得好，转正快。”
敢情他对自己提出的“赵云精神”也糊里巴涂的。
以后的几天里我就集中精力读《三国演义》，硬着头皮读了一天，还是读不进去，于是干脆找带子来看录像，只看与赵云有关的那几集。看完后，将“赵云精神”概括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往细了说就是看形势的格局要大——想那赵云，当初是袁绍麾下的爱将，是袁绍借给刘备的。赵云看出了袁绍其实志大才疏，心胸也不开阔，而刘备似乎更能成事，于是一去不回，从此跟定了刘备，无怨无悔。“二正”是能够清醒地摆正关系——刘关张虽然都称他为“四弟”，但他明白，自己与那三人并没结义过，是个半路加盟的弟，从不在关系上做非分之想，是谓“一正”。自己冒死于长坂坡混战中救了阿斗，功莫大焉，却从不居功自傲，特低调，是谓“二正”；三不计较是指不计较任务之艰难、不计较论功之先后、不计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背袁忠刘”的抉择……
我一边写一边在心里嘲讽自己——他妈的这也算一项正经工作吗？为这种事消耗脑细胞是值得的吗？都哪儿跟哪儿啊！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沾染上“应用国骂”的坏习惯了。不过还没到随时应用的程度，但在心里已应用多次了。我的体会是偶尔应用一下“国骂”利于减压。有时候，压力并非实际工作的难度造成的，而是某项工作的垃圾性造成的。为了提前转正，为了早日拿到转正工资；最主要的，为了早日成为深圳居民，我的工作态度既认真又投机取巧，既严肃又嘻哈。
我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任务完成了，并于当日郑重呈送“赵先生”审阅。
他看后搓着双手满意地说：“好，很好，好极了。好就好在，‘一大二正三不计较’概括得好，也与‘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企业文化结合得好……”
当时“大秘姐”也在场。
“袁绍当时的势力可比刘备强大多了，但那是一时的强大，表面现象嘛。刘备有后劲，曹操最先看出来了，所以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赵云也看出来了，所以才切断和袁绍的关系，此后一心一意跟着刘备干。赵云是武将，眼光居然与曹操一致，用‘一大’来概括言之有理吧？……”
赵先生评议到最后，扭头问了“大秘姐”一句。
“大秘姐”的脸倏地红了，嗔道：“问我干什么？不懂！”
我不认为赵先生是借题发挥，成心拿自己向哥哥“借”来“大秘姐”的事儿敲打她。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结果我可就被动了。
赵先生一高兴，当场就同意我提前转正了，还将他的电脑奖给了我。我听“大秘姐”说过，他早就想换台新电脑了，那不过是一种顺水人情的做法。
我抱着电脑离开赵先生办公室后，“大秘姐”跟出来叫住了我。
在走廊拐角，她没好气地说：“你还真能胡编乱写！”
我分辩道：“姐，你误会了，我可绝对不是……”
她打断我的话，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激头掰脸地训我：“你还狡辩什么呀？你那‘一大二正’就是针对我和他们兄弟俩的关系！你当我白痴不明白呀？我告诉你，需要摆正关系的是你！你以为他真少不了一位文字秘书吗？别自作多情了。他招聘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哥那儿有文字秘书，所以他认为他也必须有。对于他，你也只不过如同老板戴腕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显身份罢了！”
“那你他妈的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冷冷地怼了她这么一句。
“走着瞧！”
她愣了愣，甩下这么一句，忍怒而去。
终于又将“国骂”实际应用了一次，我心快哉。
以后，我继续做那项“垃圾工作”。再垃圾，我也得把它做完啊。接下来的事没什么压力了，或者说，是提前转正和获得了一台电脑，使那项工作的垃圾性似乎变得不那么可厌了——我找了一家打印社，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设计成各种标语，在厂区和办公楼内到处贴挂。并且，印一千册配图说明书发给坐办公室的和车间的女工们。这期间，来自“大秘姐”的冷讽热嘲自不可免。我则能忍则忍，气极了便也怼她两句，或以眼还眼。在言行方面，我逐渐变得像李娟和倩倩了。但我为自己立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向赵先生汇报——误会虽已产生，也正因为是误会，我相信必有化解之时；倘我竟打她的小报告，那不就使矛盾激化了吗？好在我不需要加班，这使我可以珍惜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温习，为将暂住证换成居民证而备考。
六月中旬发榜那天，我没什么悬念地榜上有名。我毕竟从小学到高中一路是从重点学校学过来的，并且还有两年大学的本钱垫底儿；大专知识水平的分类考试自然难不倒我。深圳是特区，这一点使它从立市伊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素质的结构；它通过那一考试措施首先可以将各行各业的优质人才留下。
没想到，我竟从榜上看到了“姚芸”二字，不由得一阵惊喜。不错，千真万确，正是那两个字，年龄和籍贯也吻合——难道真的是她吗？
重名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但我多么希望那个名字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认识的姚芸啊！
虽然她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音讯全无了，连我替她寄钱这件事我都没得到过任何反馈，但我却每每想到她。我的打工生涯越顺遂就越会想到她。而只要白天想到了她，夜里就会梦到她，第二天早上就会幻见小窗外又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我坚信她是一个好女子。
她坦诚地告诉我那么多没必要告诉我，也不该告诉我的事，证明她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相当简单，比我简单多了。连我都曾预感到老板夫妇会做什么不利于她的事，可她却直到被带走那一天也没怀疑恰是她的老乡举报了她，这种傻大姐式的女子本质上怎么会是坏女子呢？如果“大秘姐”是她，那种误会将不可能产生。即使也产生了，一解释必然也就过去了。
“是她，肯定是她！她说过她是技校毕业的，那么她肯定也会考过的……”
我转身离开时，不禁在心里说服自己是她无疑。
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流泪，也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祈祷……
李娟还没回来。
我可想她了，像盼着见到亲姐姐一样盼着她早日站在我眼前。
通信使我俩的关系更紧密了。
我通过考试的事也让赵先生很高兴，他当众表扬我。一个单位或一个企业，通过那种考试的人越多，有居民证的员工便也越多，而那足以证明单位或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较高，领导或老板脸上自然光彩。
我向他提出我希望到车间去。当时管理车间的总线长跳槽了，这对我是一个机会，机不可失。
我的理由是，我大学两年里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我通过的也是同一专业的考试，希望他圆我学以致用的理想。而真实的原因是，我无论如何对他尊敬不起来。他轻挠腮帮沉吟片刻，侧目问我有什么条件？
我说没有条件，工资可以不变，文秘的工作只要他有吩咐，我也愿意兼顾。
他绷不住脸了，笑着爽快地说：“好嘛，好嘛，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自己嘛。我不成全你，岂不是我不对了？”
我就这样成了总线长。
车间里共有四道流水线，每“线”左右各六人，各有各的“线长”。“总线长”的角色相当于车间主任，姑娘们对我的叫法却常常是“总长”——“总长”叫起来顺口。
我第一次被叫作“总长”时，着实有点找不到北，如同自己忽然不可思议地成了一位上将军。听惯了，如梦如幻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线长是不脱产的，她们也必须坐在流水线旁亲力亲为，只是工资多一些。我这位总长是脱产的，但工作时间按职务要求得一直在车间里，抽查质量，巡视女工们的劳动表现，类似于监工；而这不能使我有良好的感觉。
四名线长内心里都是有竞争想法的——不想当总长的线长才是好线长，整天一门心思取代总长，不但会生出歪门邪道之念，互相之间也会勾心斗角，明合暗不合，影响团结。前任总长一走，四名线长的取代之心大暴露，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晋升为总长。而且，各有各的拥戴者。车间里一时间拉帮结派，波诡云谲。我好比斜刺里杀出的程咬金，或曰“黑马”，令她们始料不及，既断了她们的念想，也无形中成了“公敌”。当然，并没谁敢公开与我叫板，只要我行事公正，总长的权威就不是她们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
我并没禁止她们叫我总长，既然叫“总长”比叫“总线长”顺口，又何必非要求她们改口呢？
四十八个姑娘来自几个省份，自然而然地便以老乡为主体形成了“姐妹帮”，而老乡少的姑娘们，也必然会感到乡情压力。我尊重乡情，但是反对“乡党”。为了防止“乡党”之产生，我将四条流水线的人员结构重新调配了一下——哪条流水线哪一个省的姑娘多，我就让来自另一个省的线长来领导。这样也就阻止了各线长对本省姐妹的心理控制，使乡情局限于乡情，而不至于演变为帮派。
我的做法引起了不满。
我的另一种做法随即又消除了那种不满——我提议成立互助基金，带头交出了两千元钱。四名线长不得不加入，各出二百三百不等。谁家还没急需钱用的情况呢，这一提议获得了一致拥护，于是两天内集资七千余元。我宣布由大家集体制定借用条例，四名线长共同管理，我一概不过问，不干涉。线长们感到了我对她们的信任，对我的权威也开始报以维护。
我在车间里并不闲着。
只要我看出有谁状态不佳，动作慢了，就会替下她来，让她休息休息。多数姑娘不会因为头疼脑热就请假，有的姑娘例假前反应强烈——我身为总长必须体恤她们。
两个月后，我与姑娘们打成了一片。打成一片的好处是，她们不再视我为“监工”了，而带来的问题是——在一块儿玩笑开得多了，自会生出些难料的是非。
一日休息时，有个姑娘问我赵云有没有老婆？
这个问题显然问得大为不敬——赵云赵子龙，他是我厂的精神化身，是赵先生的崇拜偶像；对于他的妻子，应以夫人来说，怎么可以用“老婆”二字呢？
我说据我所知嘛，不论《三国演义》《三国志》还是别的关于《三国》的正史，都没有他是否正式结过婚、夫人是谁的记载。某些说评书的讲到过他有夫人，但评书内容是不足为凭的呀。
“就是！我只听说过关羽有儿子叫关平，张飞有儿子叫张苞，从没听说赵云有儿子叫什么名。”
没想到，姑娘中还有对三国之事知道得不少的。
于是大家七言八语纷纷议论开了。
“她那么问啥意思啊？”
“这你还不明白？如果赵子龙没老婆，那他就没亲儿子；从根上说，赵老二这一门赵姓人家，就与人家赵子龙八竿子也搭不上，不就是硬往上贴吗？”
“赵老二谁呀？”
“这……有些话不能重复，自己寻思！”
“噢……知道了知道了……”
“即使赵云有儿子，即使有两个，长大了也跟他爸似的，东杀杀西杀杀的，兴许还没来得及娶媳妇就都死了呢……”
“是啊，关羽的儿子就那么死的，张飞的儿子也那么死的。”
对三国之事知道得不少的姑娘冷不丁又抛出一句。
于是议论继续。
“你们说来说去，人家赵云当年可能是绝户吗？”
“她们几个还想证明……”
“还想证明什么？”
“还想证明赵老二……”
“打住！都不许说这个话题了。宣布一条纪律，以后休息时都不许说和‘赵’这个姓有关的话题。从明天中午开始，休息的时候轮流唱歌，谁唱得好我请她吃雪糕。”
我不得不进行阻止。再不阻止，不知她们还会说出什么放肆的话。而我身为总长，听之任之显然是不对的。但我理解她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我的工资还算满意，我是一个没有家庭负担的人，只要工作比较顺心，多挣点儿少挣点儿对我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可对于那些姑娘则不然，她们的背后也就是她们农村的家，都有这样那样靠钱才能解决的困难。即使只不过多挣或少挣二三百元，她们也是非常在乎的。她们中，有人的年龄实际上还没过十八岁。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家父母会舍得未成年的女儿跨省打工呢？而她们的工资，在深圳相比起来是不高的。她们却不敢轻易辞职，赵先生似乎在她们中培植了耳目；谁一有嫌工资低打算辞职的表现，往往还没等真那么决定，就会被挑出过错予以开除，开除告示还贴在厂门外，等于是一种向外界的公告——摆明了是存心影响她们再找工作。
我也有点儿怕赵老二那厮对我来这一套。
第二天午休时，赵老二——不，赵先生出现在车间里了，一脸难以掩饰的怒气。
他命我站到他身旁，命姑娘们站成四列，左右各两列。之后，他倒背着双手，在四列姑娘间走来走去，开始训话。
“反啦，反啦，都想造我的反啊？我给了你们工作，使你们有份工资可挣，你们非但不知感恩，还集体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背后贬损我、诅咒我，当我舍不得把你们统统开除啊？开除你们对我有什么损失？一点儿损失没有！现在的中国，哪儿哪儿都缺钱，有钱就是爷，可哪儿哪儿都不缺人，我今天把你们开除了，三天后车间里工人又满额了！……”
姑娘们一个个被训得垂着头，噤若寒蝉。
他终于走到了我跟前，双手由背着而叠放于前了，叉开腿，瞪着我凛凛地说：“现在，我要求你将昨天背后贬损我的人一个个给我指出来。你如果不，那么就——滚。”
我毫不犹豫地指着说：“她、她，还有她……”
他转身轻蔑地看了看那三个姑娘，又对我说：“咱们有言在先，必要时你还得兼起文秘工作。她们贬损我，你没及时制止，你的表现也很恶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立刻去写开除公告，贴到厂门外。”
我平静地问：“什么罪名？”
他吼了起来：“你他妈装什么糊涂？什么罪名还需要我告诉你吗？”
我平静地说：“你他妈冲我吼什么？不管谁向你打的小报告，你都不应该偏听偏信。如果我这个‘总线长’不是你任命的摆设，你起码应该先向我了解一下情况，而不是气势汹汹的一来到这里就罚站，就训人。”
他眨巴了几下眼睛，强词夺理地说：“难道我当老板的向工人讲话，倒应该工人坐着，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吗？如果我和工人都站着，就成了我对工人罚站吗？”
“当然不是那样。正常情况下，你坐着说，工人全体站着听，那也没有表达不满的必要。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明不正常，你明明是来泄愤的，所以你就是变相罚她们的站，所以我不但有权替她们也有权替自己表达不满，还有权表达抗议。”
我的语调虽然很平静，语势却毫不软弱，每一句都是辩驳的口吻——那时的我，像极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养父养母也经常在家里接待上级或下级，彼此严肃地讨论问题，争辩对错。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养父与省里来的一位伯伯争辩得都拍起了桌子。即使养父母之间，争辩是非、互相反驳时，每每也都言辞犀利。
我曾批评“市长爸爸”没必要与“校长妈妈”那样。
他却反过来教导我：“理者，世间唯一使人平等之准绳也。我和你妈都是管人的人，我们互相争的对错，都是为对方好。放心，你妈明白这一点，绝不会生我的气，我也不会生她的气。道理越辩越明嘛！”
面对气势汹汹的赵子威，我不得不像养父母那样——不同的是，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子威那边。与其说他强词夺理，还不如说我在强词夺理。本已不占理了，再不强词一夺，我和姑娘们不就只有一到底了吗？
“方婉之，你行，你了不起啊，当众顶撞起我老板来了！那么，你回答我，我赵子威是没茬找茬来问罪的吗？”
为了体统和面子，赵子威既不好再冲我吼，也不得不与我辩论。理在他那一边，他清楚这一点，分明想一直辩得我理屈词穷为止。
但他那人，像烂牌手——一手好牌也会输得稀里哗啦，明明有理的事，话一多必会授人以柄。
我立刻抓住机会继续反驳：“赵先生，何谓罪？我和她们，又何罪之有？我们有罪没罪，你有什么权力问罪？除了法官，任何人无权对别人问罪。而且，法官也要依据法律来定罪。离开法庭，脱下法官服，他也同样没那权力。你以为你当老板的人就能代表法律了？”
赵子威又眨巴了几下眼睛，忽然扑哧笑出了声，冷笑道：“别跟我玩儿偷换概念这一套。你这种伎俩，很容易被我识破。我没工夫跟你扯别的，我只问你一句——你敢说昨天中午她们没贬损过我？”
那时我已想好了应对之策。
我缓和了语气，平静而又从容地说——“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引起了姑娘们对三国之事的浓厚兴趣，所以，休息时自发地讨论了起来。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赵子龙的夫人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女孩子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实属正常。
我指着那三个如同大祸临头的姑娘说：“她、她、她——我认为她们三个应该表扬。她们具有刨根问底的求知精神，这对打工妹是弥足珍贵的良好习惯。也正由于她们三个的刨根问底，促使我下班后查阅资料，终于梳理清楚了赵子龙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子孙的问题……”
我成心卖关子，说到重点处不说了。
赵子威被吊起了一听究竟的“胃口”，也缓和了语气，连连道：“说下去，说下去……”
我就将评书中的人物关系端了出来，尽量讲得使他爱听。
赵子威听到后来高兴了，搓着手说：“那什么，再给你项文字任务，把你刚才讲的整理成章，打印出来，过几天发给全厂的人。首先给我一份，我要先睹为快……”
他一高兴就搓手，像座山雕一要杀人就冷笑。
我看出他是真的反怒为喜了；估计关于赵子龙有没有后人的问题也困扰过他，如果我能给出肯定有的根据，那么他自诩是赵子龙的后代就更可以言之凿凿了，关于赵子龙的谈资也就更加丰富了——我曾听他的“大秘”说，他正踌躇满志地酝酿成立什么“赵子龙研究学会”。
他竟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掏出手机指示他的“大秘”：“你与卖家联系一下，中午送几箱冰淇淋到食堂，要最好的，车间里每人发两支，办公室的和勤杂人员每人一支。”
自从我因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与他那位“大秘”发生了无法消除的误会，在我心目中，那四川姑娘已不再是“大秘姐”，而只是他从他哥那儿借的花瓶了。
他下达完指示，又对姑娘们说：“误会误会，好大的误会！这样的误会以后不会发生了。”
他转身走时，我叫住了他。
我说：“您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您还没向我道歉。”
“道歉？我向你……道歉？”
他一脸的“友邦惊诧”。
我说：“你骂了我一句他妈的，所以必须向我道歉。”
“是吗？”——他扫视着姑娘们问：“我那么骂她了？”
姑娘们默默点头。
“‘他妈的’都快成许多中国人的口头语了，不能算是骂人话吧？”
他狡辩。
我说：“如果你那么认为，不道歉也行。我现在也用那三个字说你一句，咱俩就扯平了。”
他犹豫着不置可否。
我态度强硬地说：“还是道歉比较文明。您如果不，我将向市工会告你当众辱骂员工，而那将会成为新闻的。”
他愣了愣，忽然哈哈大笑；笑罢，一本正经地说：“你呀你呀，你这个小方呀，太小心眼了吧？可以可以，她们作证，我向你郑重道歉——对不起，请原谅。”
他不但那么说了，还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
他离开车间后，姑娘们一下子将我围住了，纷纷与我拥抱。
三个姑娘中的一个与我拥抱时哭了，恳求地说：“方姐，你可要一直当我们的总长啊！”
对于养父养母，我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从不曾觉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很重要。
那姑娘的话使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不寻常了。
觉得自己不寻常的感觉令人陶醉。
我却没说什么表态的话，只不过用“小事一桩”“别破坏情绪”之类的话安慰了她们一阵。
我暂时不会离开这个厂，因为还没取得居民证。办居民证是要单位出介绍信的。不论谁，若没在一个单位工作到半年以上，什么单位都不会开介绍信的——开了也没用。
我决定居民证一到手就离开这个厂。
尽管姑娘们显然地对我产生了依赖心理，但我可不想充当她们的“保护天使”。
不，也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
充当别人的“保护天使”也得有那种能力呀！
我清楚我完全没有。
我自己还经常生活在难以言说的不安中呢！我又何尝不需要一位“保护天使”啊！
赵子威是从不在食堂吃饭的，他的“大秘”沾他的光，在食堂露面的时候也少。
那日中午，他却破例在食堂吃饭了，他“大秘”便也出现在了食堂。
而他偏偏端着托盘走到了我那一桌。他一坐下，别的姑娘纷纷端着托盘离去了。
他若无其事，高声大嗓地继续跟我讨论赵子龙的婚姻之事。
我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做到有问必答。
我告诉他，赵云曾有机会与一位美貌女子结为夫妻，但因对方是敌营降官的嫂子，赵云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婉言回绝了……
他一拍桌子，高声赞道：“我赵子威的先人，真英雄能过美人关！那是什么精神？事事顾全大局的精神嘛！美哉赵云！壮哉子龙！我们大家都学他这种精神，咱们这个小厂就一定能做大做强，早日上市！……”
那时食堂里一片肃静，而“花瓶”又一次向我这一桌投过来妒恨的目光。
分到冰淇淋的人，虽然都明白是沾了女工们的光，却并不清楚究竟因为什么沾的光。
而我和姑娘们回车间时，她们中有人嘟囔：“上不上市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咱们又不会人人都有股份！”
我心想，说的也是——赵老二的利益和她们的，也包括和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利益。他的利益最大化了，我们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小化了呢！
是的——是“我们”，那两天我看分明了，我和那些姑娘们不知不觉成了“一伙儿”的。
以后的几天里，我总想观察出来谁是潜伏在她们中的赵老二的耳目，却怎么也观察不出个结果来——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同样单纯又怯懦的农家小妹。她们中没有一个李娟那么敢作敢为仗义侠气的姑娘，也没有一个倩倩那种深谙世故的姑娘，甚至连姚芸那种坦诚的也没有。她们的单纯已不同程度地受伤或被污染，她们怯懦而又都有各自为人处世的小伎俩。
我觉得，她们和“赵老二”是“配套”的，正如什么样的老板开什么车。
这也就难怪同样需要保护的我，居然会被她们视为“保护天使”了。
我暗中观察了几天一无所获，也就懒得再观察了。爱谁谁。
哪个单位还没有爱打小报告，以充当耳目为宠幸的人呢？几时再起事端几时再说呗！我又没权在车间里搞一次互相揭发，来一次“深挖”和“清查”。有那权力我也不做那事呀！我吃饱了撑的啊？
这么一想，我心随之释然，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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