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到医院后，护士交给我一封信，是那女人一早送去的。她在信中说，她从网上查过了，证明我没骗她。她向我道歉，并承认我的护理工作做很挺好，承认以往的不愉快错都在她，希望我继续护理她老父亲，千万别一走了之……
“不过就是些话语上的无礼，气人是气人，但你是护校毕业的，应该明白这种人这种事在医院是常见的。她都书面认错了，这种态度是诚恳的，你就原谅她吧。”
我认识的那名护士这么劝我。
一位副院长也出现了。他说他也从网上查了玉县护校。说如果我考虑做一名正式的护士的话，他愿意向院方推荐我。
我不是那种任性的、得理不让人的姑娘。
我又留下了。
那老人也向我认了错。
他说：“她是我女儿，你是她出钱雇来照顾我的，你就是再有理，她就是再不对，我不是也得向着她吗？我不向着她，反而向着你，那我成了什么父亲呢？那不成了胳膊肘朝外了吗？所以呢姑娘，求你多担待些哈，以后我当着她面表扬你几句就是了嘛……”
我觉得一位老人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该也算是认错了吧。
我笑笑，只说了两个字：“谢了。”
我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照顾他。
当天下班走到外边，细雨复至。我正犯愁没带伞，有人从街对面撑着伞向我跑来。当对方将伞高举到我头顶，我才看出是姚芸。
她说她估计我没带伞，所以来接我一下。
马路对面还有个撑伞者，分明是个男人。
她说那男人是她的一位朋友，为了我俩的安全送送我俩。
她和她朋友的好意使我内心一阵温暖。
那天她穿的是女式短裤，长袖的夹克上衣，下襟可以腰间打结的那种款式。没化妆，头上扎了方绸帕子。我闻到了微微的酒气，不知他俩在哪里喝过酒了。
她朋友一直将我俩送到旅馆门口，一路都没说话。我和姚芸说了几句话，无非是她说自己打算怎么过春节，问我打算怎么过春节。我说还没想好，她说希望与我一块儿各处玩玩，我很愿意。
旅馆关门了。十点半以后，老板会从里边将门锁上。我有钥匙。老板知道我十二点以后才下班，信任地给了我一把钥匙。那对他也好，不必每天半夜被我的敲门声敲醒一次。
我打开门后，姚芸也将她朋友拽进了门，这使我完全没想到。她在门外就将鞋脱了，拎在手里。那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使我看着发愣。姚芸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悄悄说了句“晚安”，一手拎着高跟鞋，一手拉着她朋友的手，潜行者似的转眼进了她的房间。
一切发生得极快，我不由得愣了片刻。
当我也进了自己的房间，抱起“小朋友”坐在床边时，不禁想——姚芸如果不去找我，她是没法儿将她那位男朋友顺利地带入旅馆的。而且，她那双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了我从小窗口看到的那双红色高跟鞋。我不能由此推断当时窗外的女子必定是她，而那穿平底皮鞋的男子必定是她带回旅馆的男朋友。
却不知为什么，我竟但愿那日躺在床上看到的一对男女正是她和她那位沉默寡言的男朋友。
对于她和她的男友带伞接我，与我一块儿回到旅馆这件事究竟是出于友善还是利用，我也没法儿下一个结论。但我宁愿相信那是友善的表现。即使真的是对我的利用，我也一点儿都不生气。相反，还觉得她对我的利用很孩子气，因而也使我领略了她的可爱。
我可以断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绝对没我这么幸运，绝对没人也给她留下了十二三万元钱。
我这么想时，自我感觉也有几分优越起来。
我又认为，像她那样一个父女二人双双下岗的东北大姑娘，在深圳这么老远的地方，在注定和我一样挣钱不容易的情况下，是绝对应该有一个男人爱护她的。是不是男友都没什么，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我这儿也不成什么问题。
我那份小小的优越感使我陷入了自我想象——我竟陶醉地想象自己是天使，有义务带给她一份儿快活，即使是片刻的形同雨露的快活，只要有助于她抵御厄境之击打，似乎也是符合上帝之谕的。
而我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宗教信仰。
我很奇怪自己竟会有这种想法，也似乎分享着我所带给她的快活——难道不是吗？如果我没有一把钥匙，那么在后半夜，她休想将一个非是住客的男子带入进来。为了能不断带给她那份快乐，我愿以我手中的钥匙继续为她服务。
第二天我仍起得较晚。
也许她已经熟悉了我的脚步声吧，当我洗漱完了回房间时，她房间的门恰在我经过时敞开。
她站在门内说：“想跟你聊会儿。”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好啊。”
她问：“到你那儿还是在我这儿？”
我说：“我那儿有猫，如果你不讨厌猫……”
我下一句想说：“那我欢迎你到我房间。”不待我的话说完，她立刻说：“我喜欢猫，我家也养猫。”
我就只能说：“那你过来吧。”
我前脚进了房间，她后脚也进来了，没关她那房间的门，手里拎着塑料袋。
我问：“你就那么敞着门？”
她说：“就住咱俩了，没谁可防的，出出烟味儿。”
我又问：“你吸烟？”
她说：“偶尔也吸，太想家的时候。”她将塑料袋放桌上，“油条豆浆，也不知你爱不爱吃！替你捎回来的，趁热吃吧。”
我说：“谢了，爱吃，那我先吃了啊。”
我饿了，坐在椅子上吃起来。
“小朋友”早已不怕生人，主动往她跟前凑。她在床边款款坐下，抱“小朋友”放在膝上，一边抚摸一边说，她从小爱猫，至今家里仍养着一只老猫，都养了快十年了，得了糖尿病，失明了。说自己有时也特想家中失明的老猫，想多挣一份儿钱，为老猫治好病。说宠物医院告诉它，治好那老猫的病起码要准备一万元钱。
她对猫的那份责任令我大受感动。
“你哪里人？”
“贵州。”
“都说贵州是个穷省。”
“农村是那样。”
“可你不像农家女儿。”
“我幸运，家在县城。”
她朝我床头的几本书瞟了一眼，又问：“你喜欢看书？”
我说：“都是小说，从小养成了看闲书的毛病，改不掉了。”
“琼瑶的？”
“不是，外国的。”
“你爸妈是知识分子吧？”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问，略一犹豫，顺水推舟地回答：“也算吧，都是中学老师。”
“那么，你是大学生？”
“对。”
我只有继续说谎。
离家出走后，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谎了，包括对李娟和倩倩，并且渐渐没了羞耻感。我避讳“家庭”话题，这一话题往往迫使我不得不说谎。我对某人有好感、以善意相待是一回事，要不要说出我的身世是另一回事。我将两件事分得很清。虽然我不认为我的身世是我的耻辱，但那是我的伤口啊！
“你为什么也来到深圳，成了……”
“打工妹？”
“你不介意我想那么问吧？”
“不。我到深圳是因为……我想开拓一下视野，见证一座崭新的城市是怎么形成的……”
我言不由衷，却说得像真事似的。
“真羡慕你啊，我要也是一个活得像你这么潇洒的人多好。可我到深圳来就是为了能多挣点儿钱，人比人，气死人啊！”
她的语气里有几分忧伤了。
我心里也有几分忧伤了。我多希望我的父母真的都是玉县的中学老师，不是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啊。但命已如此，希望成为幻想了呀。我到深圳的目的像她一样，也是受一个“钱”字的吸引啊。如果我不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有何面目继续花我养父的钱呢？
我落入了自编的谎言之陷阱。幸而我在吃着，问答断断续续。我觉得不知说什么好时，就只管吃着喝着，装出以吃为主，兼顾不及的样子。
待我吃光喝尽，“小朋友”已在她膝上睡了。
“他是我师兄……”
姚芸忽然话题一转，使我更加无言以对。
我只有亲善地笑笑，仿佛她不说我也知道。实际上我对于他与她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进言之，除了是自己的亲人，我对任何他者的男女关系都无兴趣。唉，亲人，与我相比，她起码还有家，还有亲人。可我的家又在哪儿呢？与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市长爸爸”和神仙顶那些虽然与我有着血缘关系却完全陌生的男女，从严格意义上讲算是我的亲人吗？
这一点对于我已经是斯芬克斯之问了。我多少次想给出一种答案，却又多少次被自问难住。
那一时刻，我竟对她心生出羡慕来，像因为自己有存折而心理上比她优越那么自然而然。
“我爷爷是厂里的老劳模，钳工王。我师傅是我爷爷的徒弟，与我爸是师兄弟。我和他，我俩都是我师傅的爱徒。他是七代徒，我是十代徒，明白？”
姚芸娓娓道来。显然，此时的她诉说愿望很强烈。
我点点头，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尽量表现得像一名使她觉得理想的倾听者。
她说她师兄已经钳工四级了，下岗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她才钳工二级，技术水平也不错，如果没下岗，两年后该是三级了，也有资格带徒弟了……
“车钳洗刨，虽然车字打头，但实际上钳工最令人刮目相看，因为钳工必须同时也是技术过硬的车工，对洗床和刨床上的活儿，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对钳工的技术要求是最全面的，考级标准更严。相对的，工资也高些……”
我从没到过工厂，对她讲的事一无所知。我渐渐产生了倾听的兴趣，觉得比男女关系值得一听，长知识了。
“可是谁又想得到呢？国门一开放，方知咱们中国工业已落后了几十年，先进国家早就实现流水线了，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结果厂子黄了，卖了，我俩都下岗了。现而今，哪儿哪儿都没有我们的用武之地了。我没想到他也来深圳，我俩是不久前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他为了多挣点儿，一直在工地干力气活儿。为了再多挣点儿，春节决定不回去了，找了份儿临时的保安工作。节前节后这两个月里，保安给开双份工资。等工地上又开始忙了，保安的工资降了，他还是要回工地去当力工的……”
她落泪了。
尽管她只是在说她的师兄，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在说她自己了。春节前没回老家的外地人，十之八九是为了多挣点儿，再多挣点儿。
我是一个例外。
我是因为不知该回哪儿去才留在深圳的。神仙顶是被鞭子抽着我都不肯再去的地方，而且那里哪有我的什么家？养父春节期间不在我们玉县那个家，所以我也不愿独守空宅，睹物思人。在贵州某山村，有养父的老父母和老哥、老姐等一大堆亲人，估计日子过得绝不比神仙顶的人们强多少——然而每年春节他必定回去省亲一次。他与他们的关系很亲，在他那儿亲情和乡情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这一点与我截然相反——神仙顶对我如同梦魇。
我起身离开了椅子也坐到了床边，一手搂住姚芸的腰，一手握住她的一只手，将头靠在她肩上。
我对她羡慕我的话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那么表示我的安慰，同时也对我自己予以安慰。肢体语言某时具有那种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只要是情不自禁的，效果不是话语所能传达的。
我想她领会到了我的真心实意。
她的泪滴在我手上。
我正想对她讲，我的那把钥匙也等于在她手上，她却先开口了。
她说：“我师兄有家。”
她的话使我的话被双唇囚住了，像刚从洞中探出头的小兔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又缩回洞中去了。
我就那么和她亲密地坐在一起，动弹不得了。
她又说：“我也有家。”
我觉得我仿佛被电子冷瞬间冻住了。
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师兄的妻子也下岗了，一时想不开就跳楼，人虽没死，但腿残了。他将妻子送回农村的娘家，由岳父母照顾；将一儿一女托付给了自己的父母。而她的丈夫曾是厂办主任，科级干部。他们夫妻关系一向不怎么好，与一名女钳工结为夫妻不是她丈夫的初心，所以他们迟迟没要孩子。可她丈夫怎么也没料到，在参与决定了许多人的下岗命运后，自己也遭到了同样命运，还背了一身骂名，有些人甚至还扬言要与他“同归于尽”，他有一阵子吓得整日不敢出门。厂办主任那角色，以前迎来送往，陪酒简直成了能力表现的一方面，他把胃喝伤了。下岗后，更是借酒浇愁浇怨，根本放不下科级干部那点儿架子，哪里肯主动“自谋”生路呢？总而言之，她丈夫已经彻底变成了个酒鬼……
“可话又说回来，他那号人，一无技术，二无力气，在本省本市想找到活干难上加难。到南方来打工吧，他又怕受气，没勇气。我到深圳，既是生活所迫，也是为了躲他，眼不见心不烦……我和我师兄……我心理上、身体上都有那方面的需要，他也是……我们……我们本来都不是那方面随随便便的人……”
她抽出了手，捂面而泣。
我仍“冻住”着，然而心没被“冻住”，像鲁迅散文所写的那样——“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正因为心并没被“冻住”，关于钥匙原本想对她说的话，我决定不说了——一方面，我同情她；另一方面，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我已经记不清将她送出房间的细节了，只记住了自己最后说的一句话：“还想聊，就过来。”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跨过马路在一家早点铺吃了点儿东西后，也为她捎回了一份早点。
她没再到我的房间来聊过。
后来有一天，她又出现在医院门外，身边站着她师兄，侧着脸成心不看我。
我也又一次将他俩带入了旅馆。
有没有做人原则固然重要，但是在我这儿，酌情放宽一下原则也很重要——我对自己的要求开始变得不那么严了。
春节前几天，我护理的老人出院了，我闲下来了。
在洗脸池那儿，姚芸对我说，春节期间希望和我结伴在深圳周边玩玩。
我愉快地答应了。
三十儿晚上，旅馆里突然闯进来几名公安人员，实行“扫黄”大排查。他们直接敲开姚芸房间的门，请她跟他们“走一趟”。
我站在自己门外目睹了那一幕。
姚芸很镇定，也不分辩，平静地说：“我得跟她说几句话。”
公安们都看着我。
我忍不住说：“她有这种权利。”
于是姚芸进了我的房间。
我问公安：“我可以关一下门吗？”
对方示意我可以之后，我将门关上了。
姚芸看着我问：“我能信赖你吗？”
我说：“能。”
她说：“抱抱我。”
我抱住了她。
她耳语：“我枕套里有五千元现金，还有写在信封上的地址。我不能带着钱走，那样钱会被没收的。你能替我按信封上的地址寄走吗？”
我又说：“能。”
她回她的房间收拾东西时，老板站在门外催她先把账结清。
她突然烦了，大声嚷了一句：“等会儿行吗？！”
我对老板说：“我替她结。”
她一手拖着拉杆箱，一手抱着枕头走出房间时，我上前一步抢先说：“枕头给我吧！”
她笑了，若无其事地说：“正是要给你。”
我抱着她的枕头，默默跟到旅馆外，看着她上了警车。
她在警车上说：“我不会再回这里了。我房间剩下的东西，你用得着的都归你，用不着的由老板任意处理。”
她房间没剩什么我用得着的东西。我只拿走了一个小圆镜和几个衣架。小圆镜下压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时间和地点，是她为我俩拟定的出行计划。
我将那页纸也折起来揣入兜里。
我替她结账时，老板说：“她的事可别影响你住这儿的心情。虽然我们和她是东北老乡，从道理上讲应该互相关照，但理是那么个理，如果我们不检举，这小旅馆是要被摘牌的，那我们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老板娘从旁插言道：“再说她也从没对我们表示过点儿意思，也不知是缺心眼儿还是咋的，行行都得讲规则嘛！”
她男人吼她：“瞎咧咧啥呢，一边凉快去！”
我一句话没说。又如“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我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人间的无奈，那日我再次领教了它的虚伪和险恶。自从老板夫妇双方的老人和儿女也来到深圳以后，姚芸请他们全家吃了好几顿饭啊！怎么能说“没表示过”呢？他们也常请姚芸共餐，彼此相处得“乡情融融”啊！估计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口口声声亲切地叫她“大妹子”的老乡出卖了她。
从三十儿晚上起，有二十几个房间的旅馆就剩我一名住客了。旅馆原本是有小餐厅的，住客多时，那也是一项经营收入。厨师和服务员都回原籍探家后，餐厅就关了。好在马路对面有几家小饭店，我的吃饭问题仍能解决。
老板对我说：“现在住这儿的就你自己了，明天起对面的饭店也不开门了，你一个姑娘家到处找吃饭的地方那多难为你？莫如在我们家入伙吧，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你是长住客人，春节这几天对你免费。你呢，不挑剔就行。”
他的表现很诚恳。
我说春节这几天我要四处逛逛，一日三餐不定在什么地方吃呢，婉谢了。
我说的是实话。
但不愿吃他家的饭也是隐性原因。
他家四个大人包饺子时，我出去买了些方便面、面包、熟食、牛奶、饮料和水果。
我拎着两袋食品回来时，小餐厅里热闹了。老板一家已吃上了年夜饭，电视的声音开得挺大。
老板娘请我一块儿吃年夜饭。
我说我不饿，也困了，想早点儿睡。
关上门，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几块饼干，到水池那儿洗洗漱漱之后就躺在床上了。实际上那时也不早了，快十点了，春晚都开始很久了。
从小餐厅那儿传过来谁和谁说的相声，听不清，一阵阵的笑声却听得很清——老板全家的和电视中的。我将餐巾纸弄湿，严严实实地堵上了耳朵。想看书，却又看不进去。
“小朋友”卧在我身边，不一会儿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为有它的陪伴，我并没觉得太孤独，也不觉得没吃饺子、不看春晚多么地委屈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我自己的选择，人得承担自我选择的后果。
不知不觉我睡着了。
我被鞭炮声震醒过一次——老板家也在旅馆门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镜的小横窗外，不时出现一道道橘色的“火线”，那是礼花上天的“痕迹”。我完全看不到礼花在夜空绽放的绚丽，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着。
我一下子坐起来，定睛细看，并没有。
我闭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缓缓躺倒，一翻身，抱着姚芸的枕头渐渐又睡着了。
二○○三年的初一，深圳的邮局多数营业。
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将姚芸的五千元钱寄了。姚芸曾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租到自行车。租自行车时，一位大叔问我拿的是暂住证还是居民证。
我说是暂住证。
他说那得同时交二百元押金；而有居民证的话，只交五十元租金，将居民证押那儿就行。
幸亏我带的钱多，否则就白去了。
我说我从没听说过外地人有居民证的事，问他怎么可以获得。
他说：“姑娘，深圳现在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摆着正朝大城市发展嘛，不实行居民证制度那还行？不过呢，得通过考试，去年才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考过去了。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纪轻轻的，要是有心成为深圳人，努力考考吧。我如果年轻，肯定也想考考。听大叔的，我保证你成了深圳人绝不会后悔的。”
多谢那位大叔，他的话对我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使我不再仅仅以打工妹的心理来感受深圳，开始以究竟要不要成为深圳人的眼光来看深圳了。
那时我从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口中听到的话多半是停产、停工、倒闭、下岗；而我在深圳看到的是四处在投产、开工、新行业兴起的信息和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从关里到关外，从城区到郊区，建设中的楼架目不暇接。虽是春节期间，几处工地仍有工人在劳动。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观望到的所谓郊区，过不了多久也会变为新的城区……
一座发展势头生气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觉得它像英俊少年，将来成为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无可争议。我心为之所动，我意为之倾倒。
起初我还按照姚芸留下的路线图骑，后来就随心所欲，四处兜兜转转了。
初三下午我还自行车时，送给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矿泉水。
他讶然：“姑娘，你这是干什么？我并没为你做什么事嘛，让我多不好意思收哇！”
我笑着说：“收下吧收下吧，你是我的大贵人！”
我说完，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高兴地跑了……
春节一过，人们从四面八方陆续回到深圳，深圳又人气旺盛起来。我所住的小旅馆也很快住满人了，而且涨价了。这也意味着，全深圳的住宿费都提高了。
李娟说她就要回深圳了。
我问老板如果我按原价将预定期延长到年底行不？
我学会了砍价儿。
我已经明白，砍价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须具备。
老板说继续长住当然欢迎，但按原价绝对不行，那他亏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馆的承租收入生活啊！
他的话使我陷入难堪之境。
见我不说话，他又说：“这样吧，我每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从六月份开始续租，七个月我少收你三百五十元，你觉得咋样？”
在当年，对于打工妹而言，三百五十元也是不少钱。可平均一算，只不过每月少收了五十元。
有时候，砍价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游戏——小百姓之间的斤斤计较最是如此。
我说：“跟你开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别让利给我了，按现价就行。”
“方姑娘，还是你体恤我们，那你安心长住就是，我们一定为你服务好。”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
我补充道：“下次可不许再涨价了。”
他说：“一言为定。”
住的人多了，小餐厅又营业了。我很少在那儿吃饭。住客男多女少；三十五岁以上的多，三十五岁以下的少。全是农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饭时会使小餐厅像开会前的乡场，吵吵嚷嚷，各地乡音混杂。那样一些三五为伴的男人，使我一次次联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联想。并且，他们都不注意吃相。我虽然习惯了许多现象，却仍不习惯与吃相极其不雅的陌生男人同桌进餐。
洗漱也成了问题，往往是水龙头一直开着，而急于洗漱的人排起了队。等水池那儿安静了，地上已是一片水迹，到处牙膏沫子，狼藉不堪。
我对老板提过意见，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为。
老板苦笑道：“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咱这儿的公共洗漱空间太小嘛！人家不嫌咱这儿条件差，图便宜住下来了，我们已经谢天谢地了，哪儿还有底气管呢？”
我于是也体会到了他作为承包人的不容易。
他反过来给我提了个建议——每日在马路对面吃过早饭晚饭后，走十几分钟路，就到了一个叫“清水大澡堂”的地方，在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才三十元。
每天去洗一次，一个月就多了九百元的支出呀！
我可不敢那么贵族。
我干脆每天五点起一次，从从容容地洗漱完毕后再重新躺下，补两个多小时的觉，七点多钟再起来。
《深圳特区报》上登了则消息——又一轮“新居民考试”即将开始，不过与那位大叔说的不一样，而是要求先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或大中型民企中层管理岗位后，再实行一次统一“居民素质”考试。通过后不论有没有深圳住房，一律发放居民证。
为了取得深圳居民证，我在三个单位经历了三次面试。最后一个单位是包装厂，属于中型民企。老板姓赵，叫赵子威，中等身材，圆头圆脑，略胖微肥，西装革履。
他已经有了一名随行秘书，算“大秘”，专职陪他出席各类社交场合；还要招一个文字秘书，算“二秘”。
他亲自面试我——横架一条腿，脚尖不停地晃动，开口就问：“喜欢看书吗？”
我说：“喜欢。”
面试就这么开始了。
“喜欢看哪类书？”
“古今中外，都有喜欢看的。”
我有些奇怪，他对我的面试为什么从书开始？因为我看出他自己并非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喜欢看书的人面相上多少会有点儿书卷气的，他脸上丝毫没有。
他略微一愣，又问：“看过《三国》吗？”
我随口就答：“当然。”
其实我没看过。
我认为全中国没有几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喜欢看《三国》的；如果有，那她的心理和性格一定特别古怪。
作者“梁晓声”的其他小说
《忐忑的中国人》《我心灵的觉醒》《花儿与少年：梁晓声散文》《年轮》《红磨坊》《今夜有暴风雪》《你在今天还在昨天》《中国文化的性格》《知青》《尾巴》《浮城》《京华闻见录》《疲惫的人》《人世间》《红色惊悸》《泯灭》《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我的大学》《欲说》《狡猾是一种冒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