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就不再看我，弯腰捡掉下的砖。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离开的了。
似乎是我先转身跑了，又似乎是我生父将我拽走的；似乎我又说了几句话，又似乎没再说什么。
我和我生父又一前一后往我二姐家走。
我二姐家的砖房已经盖成了，看上去刚盖完不久，门框窗框都刷了褐红色的漆，并且砌起了一人高的砖围墙，但还没院门，从院外可以看到院里的情形。二姐家院里刚杀完一口猪，无头的猪四脚朝天仰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内，一个男人在熟练地刮毛。旁边临时搭的案子上摆着猪头，一只大黑狗两脚趴在案边，鼻子对着猪鼻子嗅个不停。案子一端还摆着大盆，一个女人站那儿用短擀面杖使劲儿搅什么。几个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打闹。门对面的窗开着，一桌男女在你嚷我叫地打麻将。
院子里弥漫的血腥气使我倒退了一步。
我生父说：“你看，也不是时候。你忽然就来了，我一蒙，把他们两家今天这茬儿都给忘了，还进去吗？”
我不由自主摇了摇头。
大黑狗此时发现了我，朝着我吠着冲出来。
我生父挡在我身前，一边阻喝那狗一边喊我二姐的名。
我二姐挽着袖子，两手是血地出了院子，看见我就怔住了。
我生父说：“她是你那个妹，来看看你和你大姐。我已经带她见过你大姐了……”
我勉强地笑了笑。
“啊，这么回事呀。我刚才在搅猪血，你看我这双手，也没法和你亲热了……”
我二姐笑得倒不勉强，甚至可以说笑得挺惊喜。
我生父对我说：“你看这么着行不？你要见她俩，我呢，完成任务了。我得回去搓玉米了，下午有人来收，那……那我走吧？”
他那么说，我能说什么呢？
我刚点了一下头，他立刻转过身，头也不回匆匆走了。
大黑狗还在对我龇牙咧嘴。
我二姐佯踢它一脚，冲院里喊：“赵凯，出来把狗拴了！”
一个少年蹬着滑板滑出院子，漠视地瞥我一眼，弯下腰企图揪住狗耳朵。那狗躲他，却也不跑，意欲与他玩耍。
少年来气了，将滑板砸向狗，正中狗腰。狗嗷地叫了一声，冲出院子，逃之夭夭。
我险些被狗撞倒，吃一大惊。
二姐骂道：“作死呀！它又没招惹你！”
骂完却笑，对我说：“那是你二外甥赵凯，都初中了，不好好学习，总是向我要钱买这买那，还总买些玩儿的！性子像他爸，整天寻思着怎么发笔横财！横财能到咱们这种人家？有那命吗？”
我也笑笑。只有笑笑。
二姐又絮絮叨叨地说：“咱爸一辈子就盼有个儿，结果成了这样……我和咱姐倒各有一个儿子，可惜不姓何！儿子倒是有什么好？到结婚的年龄，不又得当爸当妈的出钱盖房子？有几个农村人家的儿子，自己能早早地就把盖房子的钱挣够了的？”
她将“咱爸”“咱姐”说出强调的意味。
我又勉强一笑。
虽然我不认为当年之事对我是不幸，但“儿子”二字还是将我的心扎疼了一下。
屋里有个男人大声问：“儿子，谁啊？”
赵凯的声音回答：“不认识，空着手。”
我能望到的窗子随即关严了。
二姐歉意地说：“也不便把你往家里让了，有外人。”
我说：“没关系。”
“那咱姐俩这边儿聊会儿。”
她离开了门口。
我跟她走到围墙拐角那儿。
她薅了把青草，一边擦手上的血一边说，刚杀那口猪是大姐夫买的，可大姐养不了，三天两头跑丢，她只得弄回自己家代大姐家养。本来还可以再长几十斤肉，可大姐家请人帮工盖房子，管饭没肉是不行的。过几天是她公公六十大寿，她丈夫想要大办，那样能把以往随的份子钱早点儿收回来。两家的事凑一块儿了，那口猪的死期就提前了……
“与咱大姐家对半分，一家一扇。一头小猪给我养到二百多斤，平分我也亏死了。可她是咱大姐呀，什么亏不亏的，这点儿姐妹情是该讲的，对不？”
她口口声声“咱爸”“咱大姐”的，说得特亲，仿佛我们真的曾一奶同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过。
我机械地回答：“对。”
其实我对她的话一句也不感兴趣。
她说全村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了些，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挣现钱了，这下可把被一个“钱”字憋屈了几代的农民给松绑了。她丈夫在外挺能挣钱的，她过日子的心劲也足了。
“你亲眼看到了，我家一溜三间大瓦房盖得挺气派。县城里人家的孩子才玩得上的东西，像滑板什么的，我家赵凯也有。打小就没缺过他玩具。什么玩具一到他手，往往一转眼就被他鼓捣坏了。他爸比我惯他，从没生气过，无非笑着来两句：‘儿子，就当你爸白干了一两天活吧，下次玩新玩具可要在惜哈’。我们从小过的那是什么日子？生活好了，有点儿经济条件惯孩子了，干吗不惯着，是吧？哎小妹，你校长妈妈该退休了吧？你那个爸还当副市长呢？……”
毕竟我二姐精神没毛病，她对我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只管自说自话。她语速快，快得我都插不上嘴。
我没告诉她我“校长妈妈”去世了，更没告诉她我养父已经不是副市长，而是市长了，还是省委委员了。
实际情况是，她说的除了“生活好了”四个字，别的话我一概不爱听。
我也找不到适当的话主动跟她说。
“赵俊！赵俊出来一下，带上纸和笔。”
我二姐又叫出了她女儿，也就是我外甥女。
那十七八岁的长腿姑娘猜测地打量我时，我二姐自豪地对女儿说：“这是你小姨，你妈亲妹妹，你的亲小姨！她爸是大官儿，她妈是名人，你以后有一门上等人家的亲戚了，你和你弟，你们这一代等着沾光吧！”
赵俊怼她：“都讲过快一百遍了，烦不烦啊？干什么？快说！”
我二姐还是个不生气，笑道：“那什么，你小姨既然主动来认咱们了，先替妈抱抱她。”
赵俊瞪着她妈来气了。
我只得说：“下次吧，这次别了。”
二姐也不尴尬，命令地对她女儿说：“那就下次。快把你小姨的通讯地址记下来，以后你得经常代表咱们全家给她写信，要不她会把咱们给忘了，那你还哪找这么一个小姨去！”
我说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学校，所以往学校给我寄信我反而收到得最及时。与在我大姐家遭到的冷遇相比，我二姐对我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根本就不把我当外人”。却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她那种情意绵绵太不真实。我觉得我像在戏里，是主角。她是我的大配角，为了使我更入戏，她还抢戏。
我怕再接下来她会提什么请求使我陷入为难的尴尬，明确地表示我必须走了。
她说：“那不多留你了，你看到的，那猪一破膛，我就得再上手收拾下水……”
我说：“你快接着忙。”
我转身就走，急于摆脱“自编自导”的剧情。
如果我不来到神仙顶，那就什么令我万分排斥的情节也不会出现。
我为什么非得来呢？
我记得似乎是有事由的，却又一时想不起了。
我走到村口时，看到我大外甥站在路边。
那青涩的“准小伙”说：“小姨，我能送送你吗？”
我不忍拒绝，点了下头。
他就陪我往山下走，边说县里原本是要先修山路，后修村路的，但村人们怕修完山路没钱修村路了，集体强烈地要求先修村路。所以反倒是村路修完了，修山路的钱不够了。不过县里正在筹资，山路不久还是要修的……
比起我二姐那些话，他的话我并不反感。
他站住，指着坝子里的田地说：“十年前我和小姨在那儿捉过泥鳅。”
“是你？”
我极度讶然。
他腼腆地笑。
我问他多大了？
他说已经高三上学期了。
我问他学习怎么样？
他说他爱学习，乡高中也算县里的重点高中之一，他在加强班里的成绩一直是前几名。而能编在加强班的同学都有希望考上大学。说鉴于他妈妈的情况，他爸是供不起他上大学的，所以他决定参军，也许当了兵以后，还有考军校的机会……
他的话，是我那次神仙顶之行听到的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话。虽然也有无奈的成分，但欣慰也是确实的。
他问：“小姨，你支持我参军吗？”
我说：“坚决支持。真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
他说：“小姨，在我家那会儿，你别生我们的气啊。我妈那样，咱们正常人不能怪她。我那样，当时是怕我妈犯病。我爸那样，是因为算来算去，盖房子的钱还是不太够，几天来他一直生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把老房子给扒了……”
我说：“我没生气。”
我突然将他抱住了，泪如泉涌，像我二姐的女儿抱住我那么突然。
我这仅仅比我小两岁的外甥，是我来到世间以后第一个主动“亲密接触”的亲人，尽管他不姓何，姓别的姓，可他终归是我可怜的大姐的亲儿子啊！我的主动反应，不仅因为我和他都是孩子时一块儿捉过泥鳅，还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我的下一代亲人或许比上一代亲人活得强一点儿的希望。
十年后我又回神仙顶，其实是想要亲眼看到这种可能性啊！只要让我看到了，我和他们今后仍无来往，各过各的，那我也会感到不虚此行。
如果亲人多多却又都活在贫穷之境，那么此种亲情除了是一个无力相助之人的不幸，还会是什么？
如果亲人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幸福平安，那么老死不相往来又有何妨？
我第二次“回访”神仙顶，其实是要见证一份让自己人生安心的根据。我自幼受宠惯了，太承受不住前种不幸了。
直到那时，我才想起我挎包里有东西，才有点儿明白二姐与我说话时，为什么时不时地看我挎包，好像希望我把手伸进去。
我告诉杨辉，如果他想给我写信，可到他二姨家问我的通信地址。接着从挎包中取出三个信封，交代他给他姥爷一个，给他二姨一个，给他父亲一个。信封里的钱数目相等，都是三千元。在二○○二年，三千元不是小数目，据说贪污了三千元公款的人，即可判五年左右刑期。对于农村人家，三千元有时是足以解危救难的。对于我，一下子拿出九千元钱白给别人，也是要下很大决心的。须知那时我还从没挣过一分钱，花的都是父母的钱。倘若“校长妈妈”和于姥姥没给我留下钱，我就是有那份给的心也根本没那份给的能力。
我之舍得，是为了断。
我太怕自己成为一个有不少穷亲戚的人了。坦率说，怕极了。
我不愿承认神仙顶的一个老男人和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颇有心机的中年妇女以及她们的下一代与我有亲人关系。
我想用九千元问心无愧地将这种令人烦恼的关系来个一刀两断！
我独自向前走时一次也没回头。
我估计我的大外甥肯定在目送我。
我差点儿就转身向他摆摆手了，但超乎寻常的理智制止了我。
夕阳西沉。时值仲夏，四周景色甚美。中青年人几乎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人口少多了。有的人家只剩老人和孩子了，用柴量有限了，烧一抱庄稼的秸秆就够做顿饭了，山上的花树不太有人砍了。而且，对山林的管理也严多了，包括花树在内，砍了要罚款的。经过几年的保护，神仙顶四周又是山花烂漫的风光了。在那么美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几代被贫穷压迫得气喘吁吁的农村人，这种反衬使我觉得我眼前所见如梦如幻特不真实。虽然我二姐当面对我说“生活好过了”，但神仙顶的变化与玉县、与临江、与贵阳这些大小城市的变化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三座大中小城市的变化几十年间如果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那神仙顶的变化就如蜗行，而且体现为各家各户小打小闹的“折腾”。
我的第二次神仙顶之行，不是寻根，宛若寻根，使我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现状的差距之巨大。
我对我的“根”居然毋庸置疑地在神仙顶这一事实，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惶恐。
我怀着此种惶恐回到了家里。
我在家里撞到了令我愕然的一幕——在书房，在台灯的光照之下，我养父坐在椅子上，他跟前站着一个和我“校长妈妈”岁数差不多的女人——他搂着她的腰，将头偎在她怀里；而她的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他的头发，另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门被我推开那一刻，我宁愿自己是瞎子。
我养父紧跟着我进入了我的房间。
我冲他大喊：“你出去！”
他正色道：“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明天我再向你解释……”
“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向我解释！我不听！”
我的喊声反而更高了。
“她是你妈妈的好友，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养父的声音也高了。
“那更可耻！”
“住口！你没资格妄加评论！”
他的音调都变了。
他恼羞成怒了。
“资格”二字，使我顿时冷静了。
我拒之千里地说：“我要睡了，请离开我的房间行吗？”
他呆呆地瞪我片刻，掼门而去。
半夜，我拖着拉杆箱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年却自认为已没“资格”再当成家的地方，住到了玉县一家最好的宾馆。它是养父替玉县融资，请人设计，在二○○○年建成的。同年我上了大学，拉杆箱是他给我买的。除了那家宾馆，别的入住之所可能都会有人认出我是谁，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议论。我在玉县的知名度太大了，并随着他的政绩而日增。除了他给我买的拉杆箱，我也再无出行用物。
第二天一早，我往家里打了次电话，请养父原谅我昨晚的冒犯，告诉他我情绪平定了，要直接回学校去了，请他对我放心。
他也因昨晚对我的态度缺乏耐性做了自我批评。他说那位阿姨不但是我“校长妈妈”和他共同的朋友，而且还是“校长妈妈”和他的证婚人。因为我小孩子不了解的某种“历史原因”至今未嫁，而我“校长妈妈”生前经常当着他和那位阿姨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哪天我走在子思前边，你可要替我照顾他。”
养父的解释听起来像小说情节。
我说：“爸，你们大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令我感动，我再也不会说三道四了。”
他听出了我并不怎么相信，又加重语气说：“你‘校长妈妈’也给我和那位阿姨留下了遗书，你再回来我可以给你看。你不要因为你的‘校长妈妈’不在了，就觉得这里不再是你的家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说：“爸，我明白。”
实际上，我确实认为那个令我眷恋的“地方”不再是我的“家”了。
怎么还会是我的“家”呢？
我再回去，那地方多了一位以前从没见过的阿姨已够使我感到别扭的了，倘若以后再多了那阿姨的三亲六故，叫我如何处理那种关系，情何以堪呢？
我联想到了韩宾对我说的话：“复杂了，太复杂了。”
我有些理解韩宾了。
即使我百分百相信养父的话，我也难以接受“复杂了，太复杂了”的关系。
何况我并不百分百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上午我从宾馆直接回到了学校。
我的人生一下子有了目标——不是有了方向，仅仅是有了一个明确的阶段性的目标：那就是，要加倍努力学习，争取以最优的成绩毕业；接着，考研；也许，还要考博。
但考什么学科什么专业我还没想法。
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不应再有任何依赖心理。养母已然故去，继续依赖养父的人生，那是多么没出息、多么低等的人生啊！
我要开始“校长妈妈”所说的那种“实命”的体验了！
然而，我的努力目标成了泡影。
在学生食堂，在用餐的同学最多的时候，一名陌生的艺校的女生当众扇了我一耳光。
她是韩宾的前女友，他俩“破镜重圆”了。她将他俩的关系一度破裂归罪于我，而我根本不知韩宾曾有女友。
情急之下，我将一碗热汤泼在她脸上，她被烫伤了。
我受到了处分，便又成了大学里的“名人”。
但我变得承受力特强了，努力学习的劲头儿并没太受那件事影响。
真正使我的努力目标成了泡影的是神仙顶的人们——一些我不认识，但自称与我有亲戚关系的人。
先是我收到的信多了。“亲戚”们要求我通过市长爸爸为他们办成这样或那样的事，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既然我的两位姐夫都算是我的亲戚，那么他们的亲戚的亲戚当然也算。
我在学生宿舍走廊里接了我养父一次电话。
他说常有我的“亲戚”去找他，让我告诉他们，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最好先通过相关部门，比如信访办，向政府反映。
养父的话说得十分婉转，但我听出了他已不堪其扰。
二○○二年，正是中国民间问题多多的年头。
而我这边也焦头烂额——常有“亲戚”找我找到宿舍里或教室门口。甚至有十几名上访的人蹲守在校门外。
他们的理由是：“谁叫你是咱神仙顶的人啊？谁叫你爸是市长啊？见你不是比见市长容易吗？不找你我们找谁啊？你能不给我们这点儿方便！”
“哪天你与你养父关系生分了，我们不是想沾光也沾不上了？”
校方因而找我谈了一次话，郑重指出——学校不是信访办，我必须想办法杜绝那类现象……
一天，我趁同宿舍的同学都上课去了，留下一封信，仓惶逃蹿似的逃离了学校。
二○○二年，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是最吸引想寻找机遇的年轻人的城市。
我乘上了飞往深圳的飞机。
别说方向了，我的人生连阶段性目标也报废了。我对我的“宿命”已生厌烦，决心换一个地方开始我的“实命”。
飞机起飞后，我内心默语——永别了神仙顶，我将我在你那里的根刨出来了，带走了，我与你以后再无任何关系了。别了玉县，我又回到你怀抱之时，将只能是某年的清明了，而我是回去祭奠我的“校长妈妈”……
是夜我安睡在深圳的机场宾馆。
我的每一步骤都是按照前一天夜里的计划进行的。
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的任何决定都有计划、讲步骤的特理性的姑娘。
除了理性，我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四顾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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