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深圳已是中国的一片热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是从深圳发散向全国的。
贵州依然是一个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的省份。在“贵师”这样的大学，当年学子们议论毕业打算时，经常谈到的往往是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那些大城市大家固然皆是心向往之的，却也明知门槛甚高，立足极难。倒是深圳，前景可期机会又多，是不少学生毕业去向的首选。
但如果我没有面临种种人生变故，实际上不会去往深圳。我但是恋家图安的，倘若人生一如既往地达意顺遂，又何必远走他乡呢？可是变故既生，我就唯愿遁往远地热土。
我在深圳的第一个上午做了五件事——首先将十余万现金存上，只留一笔生活费，并将存折缝于衬衣的前襟。给校办写了封信，声明退学，理由是“厌学”。这一理由明显有损我的形象，却无须为了自圆其说挖空心思编织“故事”。给一名室友写了封信，拜托她将我的信件转给我。去往市里，在一家价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
最后一件事做起来较有难度，就是告诉养父我的行踪。我与养父通了一次长途电话。
本想也给他写封信的，又怕万一他收不到，却又先接到校方的问询电话，着急上火。
“为什么啊婉之？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啊？难道养父就不是父亲了吗？二十年的亲密无间，在你那儿就一钱不值了吗？……”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电话打到家里，养父竟然在电话那端哭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我也泪涟涟，说了些请他宽恕，请他放心，感激养育之恩，我只不过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牵挂之类的话……
放下电话，小旅店外忽然响起了歌声：
擦干泪，不要怕，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外边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幸有海风阵阵，深圳的热也不是我这个贵州人多么难以适应的。
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常有音响播放的歌声忽然响起。录放机都是“水货”，较内地便宜不少，所播也多是港台歌星唱的歌。连小发廊门外也会摆着音箱。如果一条街上有几家店铺，门外都摆音箱，那么大家会自觉地都把声音调小，各听各的，互不干扰。如果只有一家店铺，则会将声音放得挺大。
当年深圳的人口还不是太多。工地却较多，劳动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边，市内反而显得冷清，行人甚少。热也是行人少的另一个原因。歌声有吸引行人的招牌作用。循着歌声而去，不管什么店铺，必会发现一家——里边必开空调。
那时的深圳人口以中青年为主，青年居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歌声可解乡愁。
到了晚上，市区才会热闹起来，哪儿哪儿都是大排档，可用“灯红酒绿”来形容。斯时歌星的歌声业已消弭，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开始登场，不施粉墨也大抵并不易装，身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服一个个手持麦克引吭高歌，往往还互相飙唱，直唱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住的旅店就在这么热闹的地段。“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怕静悄悄的夜晚。何况，比起来，那家旅店最便宜。我对钱的概念特模糊，虽然知道十余万算一笔不少的钱，但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前路漫漫，不可预测的“坎”或会始料不及地迎头出现，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能省则省的花钱原则。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远离市区的工地上。我没大学文凭，找不到“白领”那种出入写字楼的工作。我也不愿做“看店女郎”，那类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还得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是我难以接受的。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长……
我与一处工地的食堂签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我的工作是帮厨。“帮厨”的意思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得乖乖做什么，每月工资两千五，据说是比内地一般体力劳动者高出一千多元。表现得好，年底有奖金。
一想到自己以后能够每月挣两千五百元钱了，我在合同上签名时激动得心跳手抖。
大厨是位姓刘的河南人，六十来岁了，我们三个姑娘都叫他“刘大爷”。他家在农村，本人曾是国营大厂食堂的炊事班长。厂里不景气，拖欠工资是常事，他一气之下提前退休，已来深圳多年，仍干本行，常说自己算得上是“闯荡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厨是他小儿子刘柱，我们都叫他柱子哥，长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车轴汉子类型。他跟随父亲也来深圳多年了，大锅厨事上的能力挺拿得起，自称“面点王”。
当年的深圳，事涉劳资关系时兴承包。他们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处食堂，负责一支一百二三十人的施工队的一日三餐。另外两个姑娘——一个来自东北农村，叫李娟，比我大一岁，为人实在，泼辣有正义感，不怕事，敢做敢当。一个不知是哪省人，叫郝倩倩，身材娇小，天生卷发，细眉俊眼，有股子妩媚劲儿。她有时说自己是四川妹子，有时说自己是湖北人，有时又说小时候是在浙江乡下外婆家度过的，十五岁后跟随父母成了城市人。问她那是什么市，她又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其他。我们三个，她年龄最大，比李娟长一岁。但论谁是三人中的主心骨，却不是她。她颇有心计，凡事既怕卷入是非，也怕吃亏。事不关己，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可能是主心骨，姑且不说我年龄最小，那时的我也毫无胆识可言。但我明白我需要朋友，便很快与李娟成了朋友。她那种人特好交，只要你表示出希望与她成为朋友的愿望，她就会视你为友，而且还感动于你看得起她。
我们三个的主心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李娟。遇到什么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该怎么做，我和倩倩都会配合。她并不是女“二杆子”，她胆大心细，有勇也有谋。
刘氏父子与工地总后勤部签了承包合同，我们与他们父子也签了劳动合同，劳资关系上属于那父子俩的雇工。工地上有几处这种性质的食堂，互比服务优劣。服务于许多人的吃喝这事，若几处食堂共存，想不互比都不可能。刘氏父子好强，我们所服务的那一百几十号人挺满意，总后勤部经常表扬我们，还向我们颁过奖旗。当然，那种表扬也使刘氏父子很受累，我们跟着受累。但总比经常受到敲打好，何况年底还有奖金，人人都有份儿的奖金。
工地上的劳动者都住在二层的活动房里，三分之一是工程兵，多数是各地农村的打工青年。十几排活动房是工地一景，五六百名小伙子的身影使工地从早到晚都充满生气。活动板房不够住，又出现了十几顶帐篷。
我们三姐妹和刘氏父子既没住在活动房里，也没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一辆废弃的两厢卡车上。总后勤部的人说主要是为了我们三个姑娘的安全。如果让我们与些个年轻生猛的光棍住得太近，万一出点儿意外他们承担不起后果。再者，我们不方便，小伙子们也不方便。
那卡车虽然废弃了，但装上了新的帆布篷，有对开的小纱窗。厢尾的帘子白天可以朝两边挂起，晚上可以从内部系严。
刘氏父子很有风格，没我时，让李娟和倩倩睡前边的车厢，他们父子睡后边的车厢。前边的长些，后边的短些。
我报到那天，倩倩有点儿不愿腾地方，说哪里睡得开三个人呢？
李娟却说：“非得竖着睡呀？！横躺着车厢不够长啦？出门在外的人，谁都不容易，要有点儿互相关照之心。起来，重新摆摆褥子，再不动踢你了啊！”
郝倩倩起先还闭着眼仰躺不动，听到最后一句，麻溜起来了，脸色虽不好看，却一声不吭将自己的褥子横过去了。
当时我就想，这个李娟，我要和她交朋友——她太可交了！
换位思考，倩倩的不情愿，也有几分可以理解。她俩竖着睡，头顶脚底各摆各的东西，地方显得挺宽；我的出现，破坏了有限空间的井然格局。
李娟没再说什么，待我将褥子横铺在车厢尾部后，将我的和她俩的东西归整在一角，空间就又显得有序了。我睡车厢尾部，只不过比她俩多了点儿麻烦——平时得将褥子卷起来，随躺随铺，否则她俩上下车得踩着，那就成地毯了。我们仨临睡前，我得负责将门帘从里边系上，防止坏人钻入，也防止有蛇爬入。
虽说倩倩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但几天后互相熟了以后，嫌隙随即消失，不久就以姐妹相称了。她那人本质不坏，也有令我和李娟都喜欢的方面，那就是唱歌好听和她的贫嘴。她会唱的全是哥呀妹呀那类甜歌；她的贫属于冷贫，往往也黄。不是太黄，浅黄。我和李娟爱听她唱歌，活儿很累，听了解乏。对于她讲的黄段子我俩也不排斥，一笑解千愁嘛。
工地上的小伙子们干的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累活，就都很能吃。因为我们这一处食堂的伙食比较好，别的工区的小伙子也常买我们这儿的饭票，到我们这儿来吃。所以，我们实际上的服务对象远不止一百二三十人，多时二百来人。
刘氏父子对此并无怨言，相反还认为是光荣。我们姐妹仨作为他们的雇工，当然不能有什么不满了。更多的小伙子爱吃我们这儿的饭菜，其实我们姐妹仨也分享到了一份儿高兴。
刘师傅每每鼓励我们：“人嘛，不管干什么，要想立住脚，那就得干好。”
我觉得他的话也是做人的经验。我从他和李娟身上学到的，都是以前连我“校长妈妈”都没教导过我的。当然，她若仍活着，我也落不到这么一种境地，与这样的一些人发生关系啊！
为了可持续地“干好”，如果主食是米饭，刘大爷就要求必须三菜一汤，星期日还要加道菜。如果主食是须上屉蒸的，那么只有馒头绝对不行，花卷、豆包、糖包都得有。
刘大爷说：“这是起码的。大灶伙食，左不过就是这么种做法。样数太少，咱们对不起表扬。”
我们姐妹仨的手，除了睡觉，不沾水的时候不多——你洗菜，我淘米，还要刷锅刷盆洗碗洗盘子。一半左右的小伙子没有饭盒，公用碗筷得按规定洗两遍后再消毒，后勤部的人时常来检查卫生情况。焖一顿干饭得淘七八十斤大米，用手干不了，要用短把锨。我第一次淘米时，才用锨搅了几分钟就气喘吁吁两臂酸疼。
最累的是吃包子。平时他们每人能吃六七个，吃五个已算饭量小了。这样算下来，就得做一千来个。我们中午就得将几种菜洗好，赶在他们下班前剁碎。有些小伙子一下班就累得躺下了，连晚饭也不吃便睡了。如果我们那时剁菜会影响他们，这是必须考虑的。
我们姐妹仨站在三米长的大案子旁剁菜的声音传得挺远。我和李娟一手一把刀；倩倩胳膊太细，手也太小，只能双手握一把刀。五把刀上下翻飞。为了及时剁完，我们互相不说话——那活得干俩小时。拌馅是刘大爷负责，只有他才能调配出好滋味儿。然后五个人同时半夜起来一块儿包。我第一次包时，因为手臂白天剁馅时累伤了，都捏不出包子褶了。而且也困，包着包着就熬不住打瞌睡了。
刘柱干案子上的面活儿确实是一把好手。与别的工区一块儿买的面，我们食堂蒸出的东西就是好吃。首先是刘大爷将面发得透，刘柱压面这招也功不可没。面案子的一边有一个大铁环，两米长的杠子的一端插在环中，可上下灵活起落。杠子落大面坨上时，刘柱的身子就耸起，半个屁股坐在杠子上一次次往下压。那么均匀压过的面坨，蒸出来的东西能不实吗？小伙子们都不爱吃暄的，认为暄的不顶饿。几坨面那么压下来，他往往汗流浃背，于是脱了衣服光着上身继续压。那时我看到他就会笑，觉得他像在耍把式；他也看着我笑，意思是这活儿对你哥小事一桩，玩儿似的就干完了。
一天，终于剁完几大筐菜后，我们姐仨精疲力竭地爬上车厢，可以歇上半点多钟了。我们一个个仰面躺倒时，倩倩无限神往地说：“要是能被一个帅哥搂着睡会儿，那该多美。”
李娟接了一句：“看来好色不只是男人的本性。”
倩倩立刻回了一句：“浅薄。好色的‘好’怎么写？女子嘛！女子也好色，天经地义。‘女为悦己者容’说的就是，女子不但要自己好色，还要影响男人们好色。如果男人们都能将好色作为人生头等大事，不就哄得咱们女子高高兴兴的，天下肯定也太平多了……”
她欠起身，又要对我和李娟进行一番启蒙教育。她总是那样，一旦话题是她感兴趣的就来情绪，再累也不累了，歪理邪说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仿佛在她那儿都是自成体系的。
李娟一翻身，背对着她生气地说：“闭嘴！要不滚下去，没人听你那些不正经的话。”
倩倩说那类话时，我从不接话，默默听着而已。不是不好意思接话，自从来到深圳，成了工地上的帮厨女工，我已经在多方面克服了“不好意思”的毛病了。我是接不上话，因为以前从没置身于那种语境，从没听到过那类话。李娟的性格虽然泼辣，却不常说“不正经”的话。比起来，其实我更爱听倩倩那类“不正经”的话——人世间居然有人心存那类想法，这使我每觉自己孤陋寡闻，也有别人为我拾遗补阙之感。而且认为，倩倩的话中有经验之谈，对于我尽快变成“经验性的自我”只有好处，没什么坏处。但我对倩倩那类话，一向明智地采取不主动应和、不拒绝倾听、不表态的“三不”原则。
忽然李娟一跃而起，像被弹簧床弹起似的——一匹大老鼠不知何时潜入车厢。是的，正如鲁迅所形容的，那老鼠大得的确可以用“一匹”来说。
我们姐仨同仇敌忾地将老鼠赶跑后，刘大爷喊我们干活了。
李娟下车时说：“得养只猫。”
几天后，我们有了一只小“老虎猫”，我们叫它“小朋友”。李娟说她本想去买一只的，路上捡到了它，就抱回来了。一看就知道，是只小野猫。
我说：“它像咱们姐仨，原先并不野，后来变野了。”
李娟说：“身处异地又没家，不野咋办？”
倩倩说：“野就对了。适者生存啥意思？比比看谁更野呗。不野的淘汰，最野的优胜。”
李娟怼她：“你野在嘴上，我野在实际上。如果地球上只剩咱俩了，优胜的是我，消失的是你。”
倩倩看着我问：“她的意思是把我吃了？”
我笑而不答。
“你以为不是吗？”
李娟对倩倩“张牙舞爪”。
她俩也都笑了。
我喜欢听她俩拌嘴，有趣。
我们姐仨都特怜爱“小朋友”——我们与它命运相同，怜爱它也是怜爱自己；我们三个工地食堂的女帮厨内心里都渴望被怜爱。
“十一”前几天晚上，倩倩试探性地问我和李娟，假日的几天里想不想挣点儿“外快”？李娟反问她有何高招？她说那几天市里的几条街上，大排档一家挨一家，特火。吃大排档的多数是各工地的小伙子。如果去唱歌，他们掏钱极大方，最少十元。一首歌唱下来，怎么也得收四五十元。
“如今不有百元大票了吗？喝高了的，说不定一出手就是一百元，那事儿不带后悔的，不兴往回要。”
倩倩的话很有诱惑力。
“可……你去还行，我唱歌不好听。”李娟动心了。
“我也不是没听你唱过，你天生嗓门大，最适合唱劲歌了……”倩倩为她打气。
李娟说：“我瞎唱的都是东北民歌，我也只会唱那些。二人转的唱法，有的歌词挺荤。哪像你，尽唱甜歌……”
“现在全世界都荤了，会唱荤点儿的更好啊。小伙子们可喜欢听荤的了，一听嗷嗷叫，又拍桌子又跺脚的。其实甜歌骨子里也是荤的，靡靡之音不荤？那叫词不荤调儿荤，去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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