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已是一九九三年了。通往山区的路已是水泥路了，妈妈也不必再骑自行车进山了，是县里的吉普车送我们母女进山的。
一路上我很兴奋，又是背诗又是唱歌的。
我与妈妈来到了神仙顶。
在妈妈的推动下，神仙顶已经有了一间半卫生所，备有一些一般的常用药。农民们头疼脑热或受了小的外伤，不必再到乡里去，能够不出村就买到药和及时包扎一下了。负责管理卫生所的，都是在县里受过培训的人，以姑娘们为主，类似早年间的“赤脚医生”；妈妈经常对她们的工作进行督察指导。
我和妈妈在神仙顶卫生所里间的小屋住下了——那小屋有床、被褥和蚊帐，我和妈妈每晚挤在一张床上睡。
妈妈带去了一批童书、书包文具和毛巾香皂、鞋袜和挂面、奶粉什么的，总之带去的东西挺多的，全是她和民盟的同志捐的。
但妈妈不许我参与分发那些东西。
她说：“你又没捐什么，所以你没资格分发。以后你长大了，也愿意捐了，那时才有资格。”
白天，妈妈忙着挨家挨户检查身体、治病。她擅长针灸和推拿，连临江市的人都晓得她在这两方面的大名。神仙顶的中老年人排着号等待接受她的治疗。
而我则立刻与神仙顶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企图立刻与他们打成一片，交上新朋友；他们却都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谁都不愿成为与我关系亲密的人。那不是排斥；排斥是有敌意的，他们的脸上、眼里并无敌意。也不是防范，因为我对他们毫无危险，而且我在主动向他们表达友好——他们只是将我视为“异类”。他们还从没见过一个县城里的孩子，我在方方面面与他们太不一样了。他们是些一年到头村里村外四处玩儿的孩子，包括女孩子的皮肤也晒得挺黑，而我则细皮嫩肉的。他们穿的几乎都是打补丁的衣服。有的孩子的衣服就那么前破一处后破一处的，连补丁也没打。而我穿的虽然是最经脏的衣服，与他们的衣服比起来还是太有样式、太干净了。他们中有的孩子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却并没上学，而我袖子上还别着“两道杠”。我得承认我是成心的，为了向他们证明我是优秀的小学生，以为那样会较快就博得他们的好感，不料恰恰相反。
有一天雨后，我穿双粉色的小雨靴蹚水玩，不经意间发现周围已站了几个孩子在看着我，其中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还背着小弟弟。他们的裤腿都高挽着，都赤着脚。
他们看我的目光，使我联想到了我的同学们在我家都愣愣地看着我时的目光。
是的，那些山里的孩子不是串通一气地在排斥我，也不是在防范我，我有什么可防范的呢？——他们只不过对我太陌生了。陌生加羡慕，使他们无法与我友好起来。就像一群小野猫面对一只家猫宝贝，我身上异于他们的“气味”，使他们觉得和我玩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或者有失小野猫的尊严。
我选择了逃之夭夭。
还有一天，几个男孩子在一起玩“顶拐”，我从旁看着的时候，走来了一位年轻的孕妇。
她对我说有人想认识我，问我一点儿县城里的事，让我跟她去见那个人。
我犹豫地问：“男孩女孩？”
她笑了，说是女人。
我说：“那最好去问我妈妈。”
她说：“人家就想听一个女孩讲的嘛。”——接着又对男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欺负她啊！她受我保护，谁欺负她我找谁算账！”
男孩们都说不敢不敢。
我见她在男孩子中挺有威望，而且又声明我受她保护，就放心大胆地跟她走了。她一路轻轻牵着我的手，还不时目光温柔地低头看我。
她就是我二姐何小菊，那年二十六岁了。她也嫁给了一户杂姓人家，腹中怀的已是二胎了。一九九三年，农民打工潮已经波及神仙顶了，她丈夫赵大志到外地打工去了。她有时单过，有时在婆婆家住几天，享受享受被照顾的优待。
大我十五岁的怀着孕的二姐，牵着我这个还是小学五年级女生的小妹的手，要去见我的大姐何小芹。
我可真是我两个姐姐的小妹妹呀！
张家贵出了那事后，使我大姐精神失常了一阵，恢复了两年后，嫁给了另一个杂姓男人吴起。吴起比我大姐大三岁，只有小学文化，是个瘦弱的男人，也没张家贵那种在神仙顶的男人中少见的气质。好在他不把我大姐得过的病当回事，视我大姐为宝。他也外出打工去了，他家人嫌弃我大姐。说是精神正常了，其实往往还是不太正常。吴起只得托付我父亲时常关照我大姐，防止她走失了却没人知道。自从大姐得了那种人见人躲的病，二姐这个妹妹反倒像是姐姐了，虽然已是别人家儿媳，仍时时关心大姐的日常起居和一日三餐，有时甚至不顾婆家的反对，干脆陪大姐住几天。
我看到大姐时，她正在她那破家门前锄草。那的确是破家，房顶似乎会塌，门已歪了，门前地泥泞不堪，杂草丛生，还有鸡屎鸭屎。
二姐说：“姐，别锄了，等天晴了，地晒干了，我锄吧。”
大姐拄着锄杆，看定我问：“是她？”
二姐点点头，轻轻将我往大姐跟前推了一下，亲昵地说：“让这位姐仔细看看你模样哈。”
大姐的衣服裤子洗过不久，挺干净的，却不知为什么皱巴巴的。她的头发也没个型，显然不常梳，有些凌乱。只有她的脸依然是俊秀的，身材也依然保持着苗条。
二姐的话使我困惑，我觉得按年龄我应该叫大姐二姐“小姨”或“小姑”才对。她俩明明都是已婚女人了，我这么大的小女孩叫她俩姐怪怪的。
尽管我心有不解，却还是站定不动，随我大姐将我看个够。
大姐的一只手顺着锄杆一滑，蹲下端详了我一会儿，站起身说：“没错儿，肯定是她。让她走吧。”
二姐小声问：“就这样了？”
大姐“嗯”了一声，接着锄草。
二姐怔怔地看了大姐片刻，以对不住我似的语气说：“那，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别贪玩到别处去，直接回卫生所哈。”
她的手在我头上爱抚了一下。还没等她的手收回去，我已转身跑开了，像一只被人逮住又被人释放的小鹿。
不仅大姐的家是破败的，神仙顶到处都呈现着破败之相。中青年人全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我大姐二姐留在村里，是由于她俩各自的特殊原因。中青年人，特别是男人走了，维修家园这种事女人和老人是干不好的。即使是家里主力——男人回来了，他们也懒得对家园进行维修了。他们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家园意识——要用他们在外地挣的钱重盖较永久的，可传给子孙后代的砖瓦结构的小楼。从前那种家园，他们早看不上眼了。只不过他们眼下攒的钱，还不够实现他们的家园梦。
全村的破败，是即将全面地旧貌换新颜之前的“遗迹”，是两幕戏剧之间尚未清台的“场景”。
虽然我才小学五年级，那也能感受到在县城和神仙顶之间迅速拉开的变化。玉县当年虽然发展得并不快，却每年都在变，每年都有新现象，一年一个样。显而易见地，十余年间神仙顶只有一种变，那就是往破败了变，似乎要被人遗弃。
第二天一早我走出卫生所时，见一个比我高点儿的男孩站在门旁。
他问：“想去捉泥鳅吗？”
终于有一个村里的孩子主动邀我玩儿，我当然求之不得，并没因他是男孩而迟疑，立刻高高兴兴地跟他去了。
多数人家的田由女人和老人负责了，少数人家的田租给别人家了。土地一下子不值得珍惜了，有些人家舍得在窗前屋后种花了。
刚刚收割过后的稻田很软，某些地方还汪着水。有泥鳅，也有鳝鱼，不多，且小，像我的手指那么粗细，半天才能扒开泥土捉到一条。男孩每捉到一条都让我看看，之后才往小篓里放，仿佛我是验收官似的。我怕泥弄到衣服上，没下手捉。
男孩眉清目秀的，是三年级小学生。
我说那你得叫我姐。
他难为情地笑笑，挺愿意地开始叫我姐。
十几年后我才知道，他是我大姐的儿子，是我外甥——是我那精神不正常的大姐要求他主动找我玩的。
我在是小学五年级女生时就当姨了，这使我每一想到就哑然失笑；有时也苦笑——某种责任是天定的。
而当时，我浑然不知，我外甥他也蒙在鼓里。
我没耐心看我外甥捉泥鳅了，就独自走到旁边去采花。田边开着一簇簇紫色的小花，很招人喜欢。
忽然间我听到了我外甥的惊叫，猛抬头一看，见一头公山羊在追一个人，不知那人怎么惹它了，也不知它是谁家的羊。它的个头特大，样子特威武，像一头小牛。它长着两只约一尺长的尖尖的角。许多羊的角都是向后弯的，那头羊的角却是朝前弯的。那人被追急了，跃到了田里。公羊收住四蹄瞪了我一会儿，一低头，挺着两只锐角又以更快的速度向我冲来。
我站在田边，看着它，吓呆了。如果它真一头顶在我身上，两只羊角肯定会刺穿我的胸。
就在那时，我不知被谁拦腰抱起。抱起我的人失去了平衡，仰面摔在田里，我倒在他身上。
那人是我的生父何永旺。当时他在田里干活，一边干活一边不时看我一眼。
他知道我是那个被他遗弃的女儿。
收割过的稻田里，稻根的茬子很硬。他的脚被严重扎伤，腿上胳膊上手上也有轻伤。
结果我妈妈多了一个外伤病号。
几天后妈妈说：“你应不应该去感谢一下那个救了你一命的伯伯呀？”
我说：“我这几天都在这么想。”
于是我的“校长妈妈”就带我去见救了我一命的生父。
我生父家，或者说我们神仙顶那个家比我大姐家强不了多少，连住屋都漏雨。我生父的床上方悬挂着一块塑料布，兜住的雨水还没放净。我们何家还是没有儿子，生父那年快六十了，外出打工难以找到活干了。他将来要能住上好房子，就只有指望他两个女婿了。至于他们有没有那种能力，或虽有能力愿不愿帮他，他当时心里肯定是没底的——因为他见到我和妈妈，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住在这种恼火的家里，真不想麻烦你方校长一次次地来”。
我妈妈安慰地说：“得往前看。”又低头对我说，“谢过伯伯。”
我就说了句感谢的话，还躹了一躬。
生父问：“叫什么名字？”
妈妈代我说了我的名字。
他对我的名字不理解，问有什么讲。
妈妈表情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说也没什么讲，不过图的叫起来顺口，要我自己告诉他“婉之”的意思。
我对自己名字的意思当然是明白的，害羞地解释给他听。
“名字起得真好，还是你们文化高的人会给孩子起名。我们农民起不来这么好的名，只会小芹小菊的随意地起……”
他显出很自卑的样子。
而我的“校长妈妈”就又不自然地笑笑。
忽然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我搂搂她，行吗？”
妈妈愣了一下，随即表情庄严起来，口吻郑重地说：“行。怎么不行呢？我很高兴看到你搂搂我女儿。”
那时，他坐在床边，垂着腿，听了我妈妈的话，立刻向我伸出了双臂。
可是我不情愿。不是怕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妈妈的病号，有妈妈在旁边，我一点儿都不怕这个陌生的老男人。我是嫌他身上有股难闻的味儿——他肯定因为脚受了伤而多日没洗澡了。
我趑趄不前。
妈妈将双手放我肩上，轻轻向他推我，并柔声细语地说：“伯伯爱你，让伯伯搂搂。”当时我很奇怪妈妈为什么不说“喜欢”两个字而偏说他“爱”我，但我心里刚一产生那种奇怪，就已经被他紧紧搂在怀里了。
他好像一搂住我就不再打算将我放开似的。我听到了他变得粗重的喘息和咚咚的心跳声。
我从没被谁那么紧地搂抱过，这使我很不习惯。而且，我觉得他好像要哭起来。
我求助地扭头看妈妈。
妈妈说：“她何伯伯，咱们该换药了。”
他的手臂稍一松，我就挣脱身子跑出去了，一口气跑到离他家挺远的地方……
我和妈妈离开神仙顶的前一天下午，妈妈正归整东西，有人在外边叫“方校长”。
我趴在窗台，见门前有位老爷爷，下巴留着半尺长的胡子，几乎全白了。
我妈妈迈出门，尊敬地称他“老支书”。除了我二姐、大姐和生父，他是我“接近”的第四个神仙顶的大人。我说“接近”的意思是，听得到他们说的话，看得清他们的表情。前三个大人给我的印象都有些古怪，这反而使我对神仙顶的大人们产生了好奇心。至于其他大人，他们只不过远远地望过我，我也在同样远的距离内望到过他们，但互相没接近过。
老支书看了我一眼，对我妈妈小声说：“我心里明镜似的。”
我妈妈也小声问：“您有何指示？”
他说：“除了对党员我还有些权力，再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方校长，咱俩认识快三十年了，互相很了解。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你当面。”
妈妈谦恭地回答：“请老支书教诲。”
“嗨！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全县挑不出几位你这么优秀的女同志，可这件事，你明白我指的什么事，你做的它就欠思量！……”
老支书说得激动起来，想指着“校长妈妈”说，可刚一朝她举起手，立刻又垂下，背身后了。
“我猜到了您会批评我，可我想，有朝一日她也许还是会与这里……所以……”
我头一次见到我妈妈说话不自信的样子。
“神仙顶是什么地方你不清楚？有朝一日真会变成神仙住的地方？你……咱们就是放生，那也得替动物选选地方吧？老话说，帮人帮个急，救人救到底，希望你方校长再三考虑，就这话！……”
他一说完，倒背一只手，迈着大步走了。另一只手，随着他的步子忽前忽后地甩。
妈妈进屋后，我问：“妈妈，你做错什么事了，惹得他那么生气地批评你？”
妈妈一边继续归整东西一边说：“他没生气，他只不过有点儿激动。妈妈没做错什么，他那也不算批评。有些事，大人之间看法不同，很正常。”
我又小声问：“是与我有关的事吗？”
妈妈停止归整，扭头看着我严肃地说：“纯粹大人们之间的事，怎么会跟你小孩子有关？不许胡思乱想。神仙顶的事，和你一辈子都没关系。”
离开神仙顶时，我跪在吉普车后座，从小小的后窗望着越来越远的神仙顶以及它周围的一切，暗想那种地方除了破败的确再无使人印象深刻之处，完全不值得再去第二次。而那里的怪怪的四个大人，谁都是我喜欢不起来的人。只有那个带我捉过泥鳅的男孩，在我心里保留了一点点好感；临行没再见到他，没与他告别，使我心里多少有些遗憾。
回到县城后，没过几天我就将神仙顶以及那里的人们彻底忘了。毕竟，一个很穷而人又古怪的地方，在小孩子的头脑中估计最长也就只能保留几天的记忆吧？
只有那个男孩儿的样子，还偶尔出现在我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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