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县曾经两易其名——明代时它叫过侑县。县志记载，历任县令以好客闻名，上行下效，百姓遂以好客为荣，于是菜酒业受益，然而世风却日渐轻佻了。其实呢，设身处地想一想，地处偏僻的山坳之间，好客是多么正常的人性表现！所谓世风怎样，也许只不过是不喜欢“侑”这个字的人的借口。清中期的时候，某任县令上奏朝廷，力陈应将“侑县”更名为“郁县”的好处。皇上认为他言之有理，批准了。改为郁县之后，茶酒业并未因而衰弱，好处却明显地产生了，便是从官到民，不仅在乎经济，也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文化，知书达理的人多了，此后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郁县先人们的大遗憾是不曾出过进士。但他们当年也有一傲，便是直至清朝瓦解，总共出了三位孝廉。“孝廉”相当于全国道德模范，对于偏僻的山里的一个小小县城，那确实是殊荣。因为秀才、举人，包括进士，说到底都是一考定终生的事。孝廉却需要民选的参与，一级比一级审得严。最后一关是，皇上要亲阅事迹材料的。倘若钦定的“孝廉”名不副实，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

解放后某年，全国对省、市、县之名进行了一次统改，“郁县”又在那一次更名为“玉县”了。这是因为，“郁”字虽有意思甚好的一面，如“郁乎其文”、郁郁葱葱；但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如忧郁、郁闷——而改成玉县，那就将经济、教育、文化、官风、民风，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纳在内了。改为玉县以后，玉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玉县也出了几位开国将军和副部以上干部了。

一九八二年的玉县有六七万人口，这是专指县城内人口，不包括神仙顶这样的周边山里的农村人口。它的三面都是丘陵，一面临江。江叫镜江，常年处在流缓波平的状态。绝不是一条徒有其名的江，挺宽挺深的。江的中航线能行两层的轮船，乘轮船半日后可到达下游的一个地级市，叫临江市。从临江乘列车，十几小时后就到贵阳了。

玉县拥有风景旑旎的山光水色。

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静妤，那年三十七岁。她丈夫叫孟子思，比她小两岁，他们当时没孩子。

方静妤那一门方氏家族，在玉县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是望族。这一家族历史上出过多位举人、一位进士，秀才之多更不必说了。还出过一任玉县县令，县志上记载他政绩可嘉，遗留在民间的口碑相当之好，属于勤政亲民、两袖清风的一位县官。还出过两位孝廉——全县一百五十几年间就出过三位孝廉，方氏家族居然有两位！以上种种，使方氏家族在县志上占有重要篇章，在前几代玉县人的记忆之中也笼罩着经久不褪的光环。

近代以来，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方静妤的祖父辈中，有人或与那时的黄炎培、陶行知、宴阳初见过面，交流过“教育救国”的心得，或书信往来频频。

他们对玉县的最大贡献，便是使玉县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资创办的护士学校，简称玉县护校。直至一九八二年，玉县护校在全省仍颇著名。它培养出的护士不仅仅是护士，同时还具有相当专业的接生水平。方静妤的祖上们创建这一所护校，当初也是因为考察到了周边山里的农村婴儿出生的存活率甚低，急苍生之所急。她的父亲多年担任护校校长，母亲则是终身教师。由她父母接生的玉县人及山里的人，夸张点儿说，几乎可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方静妤十九岁从护校毕业后，既在学校当老师，又常年进山义诊，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

一九八二年，方静妤已是护校校长。

孟子思是“文革”中贵州大学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不久由于参与了反“四人帮”的活动，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次劳改劳动中突发隐病，昏厥于地，幸亏方静妤到山区义诊经过那里，及时救了他一命。后来，他俩暗中相爱；“文革”刚一结束，如愿以偿结为夫妻。一九八二年，适逢中央推行“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方针，孟子思遂成为临江市最年轻的副市长。他每星期起码回玉县一次，与妻子团聚。工作一旦忙起来，十天半月才与妻子见上一面也是常事。他是副地市级干部，玉县是处级县，他如果提出调到玉县，组织上无法安排，况且临江市也不会放他。他知道组织上会感到为难，就几次打消了调到玉县的念头。与妻商议时，妻子也坚决反对。毕竟，临江市的平台大些，对他的个人前途有利无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无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有幸跻身政界，被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所以那也就不仅仅是个人希望怎样的事了。方静妤调往临江却容易多了，只要她愿意，玉县和临江市的组织部门都乐于成全，一纸调令而已。但她不愿调往临江。她对护校的感情太深。她的祖父是玉县民盟的创建者；她父亲“文革”前一直是玉县的民盟主委，也就是“一号人物”。一九八二年的方静妤，也成为玉县民盟的主委了，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县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唯一的女副主任。她对身兼什么官职并不在乎，但玉县的民盟组织在“文革”中受创严重，一九八二年时刚刚“起死回生”——玉县民盟也等于方氏家族留给玉县的宝贵遗产，她这位家族正脉的唯一“女掌门人”，不可能不心怀一份责任，使之重新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

好在，方静妤也罢，孟子思也罢，都是事业型的人，对于两地之爱，倒也极为适应。由适应而习惯，由习惯而挺享受，反而爱得美哉悦哉，其乐陶陶。一九八二年那时，中国两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对于中国人，那似乎不是什么大不幸。

方静妤对于我父母将我遗弃在她家，所持的是一种不予苛责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正中下怀、乐于接受的态度。

因为不但她已记住了我父母的脸，别人也记住了，以她的人脉和关系网，若想找到我父母，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但她似乎根本不打算那么做。

她对那位邻家阿婆说：“等三个月再做决定吧。如果那夫妇俩后悔了，自会来认这孩子。他们不来的话，证明他们是铁了心要遗弃这孩子的。既然那样，找到他们又有什么意义？”

三个月内，我父母没再出现。

她说：“多等三个月吧。”

又过去了三个月，我父母还没出现。

而我，由“人之初，肉一团”一晃长到了半岁。“肉一团”的我也罢，半岁的我也罢，对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完全没有“自己意见”可言的，只能任人弃或留。但我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了，而且喜欢笑。我被照料得特别周到——一位堪称育儿专家的护校女校长和一位尽职尽责，在我之前替别人家带大过数个小孩子的老阿婆“精诚合作”，能照料不好我吗？对我的营养供给也很多样，应有尽有，别提多么全面。可以这样说，在当年，在全玉县，能受到我那种悉心照料的小孩，肯定少之又少。这显然是我爱笑的大前提。我在人世间最初熟悉的脸不是我父母的，而是方静妤和那位阿婆的。虽然这两位女性的年龄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脸上似乎都焕发着使我觉得被爱的光。我不骗你们，半岁的我已经能从人的脸上感受到自己是否被爱了。这两个女人的怀抱，是我觉得最温暖、最舒服，也最安全的地方。我一看着她们的脸就会笑起来，那是不由自主的，本能性的，取悦的笑。是的，那么小的我，我想我已经开始无师自通地“学会”取悦于爱我的人了。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说不清楚。大概不会吧？谁知道呢。不论她俩谁抱起我，我都会很快就入睡了。

后来，我叫那位阿婆于姥姥，因为她姓于。

她曾对我说：“你小时候笑起来可招人爱了，你妈一看着你笑的模样，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来。你小时候也没怎么哭过，就哭过两三次，每次就哭几声。”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被父母遗弃的事，但已经听过一些关于天使的故事了。我就想，我多幸运啊，从小被两位天使般的女人爱着，太没理由哭了啊。

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的三月，我成为了一个玉县县城里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亲方静妤的户口上了，我前边一页印着“孟子思”三个字。户口上注明我是他俩的女儿，于是，他俩成为了我的父母。母亲坚持我随她的姓，父亲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我母亲不想改变我事实上的出生日。

二十六年后，我对我的出生相当困惑——因为，我不能确定究竟是我的生母给了我生命，还是我的养母给了我生命。当时，如果不是养母及时出现，在她家中，在她的床上凭着丰富的接生经验将我接生下来，我也许生下来的同时也就死掉了，甚或也可能要了我生母的命。后来知道，我在生母腹中的胎位不正常，专业的说法是“横胎”。接生“横胎”几乎所有妇产科医生都会“头大”，最保险的方法是剖腹产；而当时实行剖腹产是不可能的——我的“校长妈妈”是担着极大风险把我接生下来的。她当时觉得为了拯救大小两条性命，冒那种风险是值得的。如此说来，是不是也等于我的养母给了我一条命呢？

“校长妈妈”是我对她的昵称。

我三岁以后才开始与我的养父亲近起来——不，既然户口上都印着我是“女儿”而不是“养女”了，那么我应该对他以父亲相称。父亲回到家里大多是在晚上，第二天又不断有人来看他，与他聊大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所以他的心思不太能集中在我身上。我虽然叫他“爸爸”叫得也很亲，但却认为他主要是回家看我妈妈的，他爱我也似乎更是因为妈妈爱我。从小孩子的感情上讲，我觉得我与于姥姥的关系比与爸爸的关系还亲呢。

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令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的经历后来使我明白了这样一种人生真相——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多少，与他的幸福感往往成反比。知道得越多，很可能越不幸福。而知道得少，甚或某些事压根不知道，幸福感有时还会高些。想想吧，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事的真相，不能说或不敢说，命令自己必须带到棺材里，他或她死到临头时该是多么地不甘心？人不甘心地死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呀。

对于我成为方静妤校长和孟子思副市长的女儿这件事，玉县的一切人都是乐见其成的。校长妈妈在为我上户口时，呈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她在“说明”中保证，不论我的生母生父何时前来认我，她都会持欢迎态度，并会促成我与生父生母骨肉相认。

除了派出所的人知道我身世的真相，就只有极少极少的人知道了，于姥姥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是守口如瓶的人。保守那样一种秘密，对于他们可不是心有不甘的事——这属于极少数知道得多而又不损害自己幸福感的事。民间对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一向是正面评价的，曰“嘴上积德”。他们尊敬我的校长妈妈和副市长爸爸，皆以守口如瓶证明其敬不伪，分享着我爸妈的“天赐”之喜。的的确确，那个家因为有了我，原先的两口变成四口了（我爸妈也视于姥姥为家庭成员之一，她自己也这么认为），我给那个家带来了两口人时少有的欢声笑语，主人和客人之间的话题，往往也围绕着我了。

一过三岁，我就入幼儿园了。当年全县城就一所幼儿园，是为干部之家和名流之家开办的，而且是公办，下属于县政府机关事务管理科。在县城，退休的老科长们当然也都被尊称为退休老干部。重要的节日里，在职的各单位领导，照例也是要慰问慰问的。至于名流，当然也是有的——文化局、教育局所管所统战的人，不少便是玉县名流。“文革”前县里有剧团，“文革”中还“打倒”了几名“反动艺术权威”呐。至于我校长妈妈，更是名流中的名流了。

县城里的大人，从干部、名流到庶民百姓，都称我妈妈方校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记不清从几岁开始，对别人提到我妈妈时，也喜欢说“我校长妈妈”了。

我那么说对别人是一种暗示，好使别人立刻明白我是谁。而别人一明白我是谁了，对我会顿时刮目相看起来，态度也就不一样起来——大人们会夸我几句，而孩子们则满脸羡慕。

我很享受那一点。我的虚荣心那时大为满足。

是人都有虚荣心，这已无须证明。

我想，所谓虚荣心，无非是那么一种心理感觉。一个人并没做过任何值得别人刮目相看的事，或那事掰开了揉碎了说并不可赞可敬却仍会被刮目相看；明明没什么资格获得，却又特享受，可不等于虚荣嘛。

但一个人究竟从几岁开始就有虚荣心了呢？

自然因人而异。

而我在入幼儿园之后就有了。

我入的幼儿园既是那么一所幼儿园，各方面条件肯定是令家长们满意的——都是不一般的家长啊。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被返聘，成为幼儿园的园长。老师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录用时对她们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

我在幼儿园属于一个被重点爱护的孩子。园长和老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孩子爱护得有多上心，对我也做得丝毫不差。

接送孩子都是各家阿姨的事。

当年在玉县倒是没有小汽车接送孩子的现象——除了县委、县政府各有两三辆旧“上海”和帆布篷的军用吉普，全县还没有一辆私家轿车。吉普是必须有的，因为干部们下乡，行的都是山路，吉普底盘高，也比轿车有劲。

各家的阿姨接送孩子，或背或抱，或用自行车托带，或用小孩车推回家去。反正县城本身范围就不大，远也远不到哪去。

每天接孩子时，排在幼儿园门外的小孩车，会成为一道吸引眼球的风景线。于姥姥推着接我的小孩车，是我爸求人在上海买的，颜色漂亮，样式新颖——起码在当年的中国是新颖的，特别美观。

我坐在那样一辆小孩车里，于姥姥推着我不慌不忙地前行，捎带为家里买东西，所到之处，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而于姥姥对于我们那么吸引眼球也是很愉快的。

我自幼成长的家是完全可以用“家园”来形容的。它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是方氏家族的祖产，“文革”时期曾被充公，“文革”后归还在我妈妈名下了。

我的家占地半亩有余，高而窄的双院门，木质依然坚硬无损，包门角的铜饰虽然已看不出是铜的了，但两只铜环却很亮，那是人手的作用。合页换过几次了，开关门时绝不会发出刺耳之声。进了门，没有影壁，直对正房。正房是客厅，近三十平米，藤椅木椅可供七八人坐谈，连着十三四平米的套间，是我爸妈共有的书房。右厢房是我爸妈带卫生间的卧室，我很少进去。左厢房三小间——我小时候与于姥姥共住一间；上中学后独住一间；另一间是厨房。院门两侧，一是厕所，一是堆杂物的小仓房。我家的房间，包括仓房和厕所一律是砖板结构的；窗台以下是青砖，青砖以上是优质的厚硬木板；房顶却是传统的鱼鳞瓦铺成的。这一传统不只是美观不美观的选择，也有经济学方面的考虑——如果换一片或几片瓦，由于鱼鳞瓦小，花费便少。我家院子挺大，起码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够大。院子里有桂花树和海棠树，三角梅。正房厢房的窗前都种着美人蕉，或开红花，或开黄花。因为有院子，所以我说我的家算得上是“家园”。实际上县城里有院子的人家不少，估计在三分之一左右，区别仅仅在于大小，美好或破败。所有人家都是老方砖地，我家也不例外。玉县是湿气较重的地方，木板地太容易腐朽了。一般人家的房子也基本是砖木结构的，若盖时为了省钱，下半截就用石块代替。

县城里当年有下水系统的民宅全集中在两条巷子里，我家所在那条巷子叫前巷。一般人家将那两条巷子叫“文明巷”，将我家那样的人家叫“文明人家”。这种叫法据说是从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主要是指两条巷子里到省外甚至国外求学过，成为“新派文化人”的子弟多。但一般人家对于“文明巷”的人家只有羡慕，并无妒憎——毕竟，那种差别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前几代人留下的。解放后仍住在“文明巷”的人，老老少少都是言行谨束，低调处世之人。有时高调的，也许要数我的校长妈妈了。她若对某事态度强硬起来，连县里的领导们都有几分怵她。但“某事”肯定是为公为民之事，她从没因为一己私事急赤白脸过。

我小时候，常听初到我家的大人称赞我家房子品质好，院子如花园。我对这一点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还不曾去过任何别人家，我以为世上所有的人家全都是我家那样的。并且，对于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幸福不幸福，家怎么样，有没有院子，有什么样的院子其实不太主要；爸爸、妈妈和于姥姥非常爱我才是最主要的。他们是否是受人尊敬的人也很主要，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一点自幼特别敏感。至于家，对大多数没到过别人家的小孩子来说，但凡像个样子肯定就是温暖的家了。

我上的自然是全县最好的小学。

有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成为小学生以后的我，更喜欢在同学面前说“我校长妈妈”如何如何，怎样怎样了。

我妈妈终于知道了。

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喜欢那么说，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最好不在别人面前那么说，在家里跟你爸、跟于姥姥那么说妈妈听着也挺高兴，以后只在家里那么说吧。女儿，你要给我认认真真地记住，绝对不许你在任何别人面前说‘我副市长爸爸’怎样怎样——绝、对、不、许！记住了？”

我被妈妈的严肃劲儿吓着了，瞪大双眼看着她的脸，都忘了对她的话做出反应了。

妈妈又问：“长大了，不愿听妈妈的话了？”样子还是那么严肃。

我这才摇摇头，眼泪快掉下来。

“那就要说记住了，对大人的问话要回答。”

分明地，在没听到我的回答之前，妈妈不想结束对我的教诲。

“记住了。”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

“别那么委屈。大人说几句就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总是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人的孩子，更不是好孩子。那是最没意思的话，那样的孩子令别人讨厌，明白吗？”

“明白。”

她亲了我一下，转身离开了，还对门外的于姥姥摆摆手，阻止于姥姥进屋哄我。

我心里确实有委屈。

才小学二年级的我，难以理解一个孩子如果以自己的妈妈为荣，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怎么就成了不对的事？也许因为个中道理讲起来挺复杂，所以妈妈采取了简而告之的方法。

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对别人说过“校长妈妈”这四个字，连对爸爸和于姥姥也不那么说了。虽然妈妈允许我在家里那么说，但对于我，只有在对别人那么说时才有意义啊，对爸爸和于姥姥说有什么意义呢？没意义的话不是没意思的话吗？所以我对谁都不那么说了。

我成为初一女生后，没用谁再教诲我，我很快就真的明白了，总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长高人一等的中学生，确实是令别的学生讨厌的。

成长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生活使我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对妈妈在我小学二年级时的告诫，内心里产生了感激。

某些令别人讨厌的事，家长能在孩子小时为其打预防针，对孩子实在是幸事呀！

然而我的小学老师们还是几乎都对我另眼相看——最年轻的一位老师，是我妈妈接生的。

而我的同学们，不论在哪儿见到了我妈妈，几乎一律都会说“校长阿姨好”。几乎每一个同学的亲人中，都起码会有一人是我姥爷、姥姥或他们的学生接生的。这也使他们想不对我示好都不可能。

我妈妈千真万确是玉县名人中的名人，在玉县比我爸爸有名多了。有一位名人妈妈，小孩子自然也会被妈妈的光环所照耀。而有光就有阴影，如此也可以说我是在名人光环的阴影下长大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为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这倒与妈妈的光环没什么关系，是因为我的语文成绩一向很好，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读。当然喽，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有那样一个家，家里书多。不仅成人书多，小人书也多，一百多本呢，几乎可以开小人书店了。我爸爸的业余爱好之一是收藏小人书，他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达人。如果一个孩子的爸爸是大学历史专业毕业，最喜欢读的还是文学著作和哲学书籍，那么这个孩子每次与爸爸的闲聊都不会是一般的聊天，文化上、修养上的所谓潜移默化和润物细无声，都会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我成为小学生后，开始有点儿恋父了。每次他回来，我都会缠着他让他给我讲这讲那。他讲什么我都觉得吸引我，都觉得有趣、爱听。他能背许多古诗词，为了使我欣赏到诗句的妙处，还会画图给我看，如“半截云藏峰顶塔，两来船断雨中桥”这样的诗句——当时我理解不了，船怎么就能把桥给断了？但依然觉得美，觉得读起来琅琅上口。在古代，中国的先民将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概括为“七政”，将天地人统称为“三才”，形容旋风为“羊角”，比喻闪电是“雷鞭”，“造雷”之神叫律令，将雷用神车运到天空某处的女神叫阿香……这些有趣的知识都是爸爸在与我闲聊时讲给我听的。

我最喜欢爸爸教我对“律令”——“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后两句是爸爸最喜欢的，每次吟罢总是赞叹：“太好了，太好了！”

有时我希望妈妈和我们一起对，妈妈却总是笑着说：“别以为你爸多有才学，他那不过是现炒现卖，对你卖弄的还是小儿科的聪明。”

后来我知道，我家保留着几册线装的童书，我爸爸发现了，与我闲聊之前总是先“备一下课”。

我要求自己看。

妈妈却说：“精华内容你爸都讲给你听了，现在的小孩子不看也罢，非想看也等你中学以后吧。”

妈妈也是喜欢看闲书的人。她看得最多的是中外短篇小说。她惜时如金，主要精力用在了读医学书方面。

后来，我开始到同学家里去玩了，才知道，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我那么好的一个家。有的同学家里很小，很简陋——这使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也想邀请同学到我家玩儿。

我问妈妈我该怎么办？

一次也不邀请同学到我家玩，我和同学们的关系会渐渐疏远的。

妈妈也被我的难题难住了。

她深思良久才说：“一次也不邀请同学到家里来玩确实不好。这样吧，选个星期天，你能请来多少同学，预先让妈妈心里有个数，妈妈先为他们检查一下身体，之后你把小人书都摆出来让同学们随便看，这时同学们就不会太注意咱们家怎么样了。而且，你要先把这样的话说在前边——有的房间是属于护校的，咱们家人不能随便住。”

这不是说谎吗？我犹豫了一下，却没问出口。

某个星期日同学们来时，我爸爸也在家。他和我妈妈一样穿上了白大褂，充当我妈妈的助理。

我妈妈为同学们检查了眼睛、牙齿、耳鼻喉，戴着听诊器逐个听他们的心脏，某几名同学还得到了药。

接着，我妈妈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个人卫生课。

之后，她和我爸就离开家了，交代于姥姥帮我招待好同学们。

前些日子，于姥姥收养的一只流浪猫生了一窝猫宝宝，同学们都被猫宝宝吸引住了。

忽然，有一名男生情不自禁地说：“你家真好呀！我也真想有这样的家。”

当时，几名同学听了一下子都转头看着我，仿佛我说出怎样的话，将决定我是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后来我多次从电影中看到类似的情节，每次看到，都会回忆起那天同学的那一句话，心里就会感到丝丝拉拉的疼一下，尽管我说的“后来”我已经是大人了——当年的我们才小学三年级，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我觉得发生那样的事实在是一种不幸。这不幸既是我的同学们的，也未尝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第一次说了谎话。

我的谎话比妈妈教我的谎话更是谎话，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谎话”，成语的说法是“弥天大谎”。

我当时说的是：“这是护校暂时借给我家住的地方，我们一家四口还没自己的房子呢！”

“是啊是啊，还没自己的房子呢，这里再好也不是我们的家，真是愁死了！”

于姥姥也从旁帮我的话“溜缝”。

另一名女同学说：“不许再比谁的家怎么样了，快让婉之拿出小人书给咱们看吧！”

我赶紧将装小人书的纸箱搬出来，于是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个个吃着于姥姥端给大家的水果和小糕点，看得聚精会神。屋里一片安静。

爸爸妈妈回来时，同学们已经离开了。

我向爸爸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爸爸不以为然地看着妈妈，批评说：“教女儿说谎不对吧？”

妈妈表情庄重，很是无奈：“请问市长同志，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爸爸张了一下嘴，没再说什么。

我成年以后，历事渐多，既看到了人世间众多人生活的不易，也体会到了种种个人责任的沉重压力——不，有时候那简直是压迫啊！便由现实中看出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真相；有时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或别人的某种做法是不对的，却还是那么去做了。委实是因为，除了违心地那么做，也再无第二种正确的做法可供选择啊！特别是在我们毫无损人利己的动念，一心想的是千万别使他者受到什么伤害的情况下，我们反而只有选择不对的做法时，我对现实的态度就又多了几分包容；对“唯正确论”者，也就常常敬而远之了。

我甚至认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那种大大小小的无奈，便是人世间常态之一种。

在我小学五年级的第一个暑假，妈妈又要到山区去义诊。我还从没去过山区，充满了好奇，反复央求妈妈也带我去。妈妈起初严词拒绝，过后不知为什么，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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