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之道：“后来呢？你认识了恩溥哥哥？”
启舟点点头，道：“那一年暮春时分，铃木先生请了幸德秋水先生给我们这些清朝留学生演讲，地点选在东京神田的锦辉馆，铃木先生自己做翻译，那日铃木太太和千夏都来了，我还记得铃木太太穿一身白绸宽身旗袍，上面绣着一朵朵粉紫粉紫的八重樱，和锦辉馆外满树的樱花一模一样……现在想起来，铃木太太的命运，和那落在地上的残樱何其相像……”
启舟望向窗外，似能在无尽黄土中见到那暮春之景，他停了半晌，才又说下去：“锦辉馆向来是革命党人聚会之地，但幸德先生是东洋名流，铃木先生觉得需要找个体面地方，但我们这一派在留学生中不成气候，全都过去了，堂内座位也只坐满一小半，恰好恩溥路过，遇到在门口招待的千夏，就这样误打误撞进来听了整晚。幸德先生那晚讲得自然极好，但我们这些人早读过他的文章，并无太多惊喜，只有恩溥，到后面泣不成声，最后是铃木太太轻言抚慰，他才勉强能起身回去……那日之后，恩溥就不大去自己学校了，整日都在铃木先生家中读书……恩溥……他是我们当中接触社会主义学说最晚的学生，却很快成为铃木先生最喜欢的一个。”
令之奇道：“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恩溥哥哥从未跟我说过这个词。”
启舟道：“他自然不会对你说……铃木先生去世前告诉我们，不要再说了，你们要去做……我是个没用的人，凡事想得太多，故而凡事不成，但恩溥不一样……”
令之忽觉不对，道：“什么？铃木先生去世了？但千夏姐姐跟我们说，她父亲独身一人住在东京。”
启舟摇摇头，道：“没有了，都没有了。铃木先生，幸德先生……但他们不过求仁得仁，就像我们菜市口的谭复生，对他们来说，为理念而生，亦能为理念而死。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最早走的，却是全然无辜的铃木太太……”
令之道：“铃木太太？她不是病死的吗？千夏说，她母亲是得了肺痨。”
启舟冷哼一声：“千夏……我也不知道千夏到底知道多少，她那时不过十几岁，但千夏如此聪慧，倘若她真的知道，那……那她就真的太像父亲……”
令之急道：“启舟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都被你说糊涂了，这些东洋人的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但他们和恩溥哥哥与我，到底有何干系？”
启舟叹口气，道：“令之，我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和铃木太太一般，与这些本无半点干系，但世间之事往往如此，毫无干系之人，却种种阴差阳错，被干涉最深……我现在所讲之事，可能会远超你此前种种揣测设想，令之，你受得住吗？”
令之惨然笑道：“启舟哥哥，不过六七年间，我先被未婚夫退婚，又鬼使神差和并不爱的男子结婚，有了孩子，又没了孩子，想读的书没有读成，想做的事业更是全然放弃，父亲两年未见，两个哥哥走的走，变的变，现今我是连家都没有了……你说，我还能有什么设想，我又还有什么事情受不住？”
启舟听罢，也无言以对，只轻轻拍下令之冰凉手背，道：“从哪里说起呢，从哪里都像扯太远了，但不扯这么远，又什么也说不清……好，那就从幸德秋水先生开始吧……幸德秋水先生，我们不过因铃木先生的关系，有过几面之缘，他平日实在太忙了，但他也喜欢铃木太太的麻婆豆腐，每隔一两月，总要过来吃一次。幸德先生胃口极好，他来的时候，铃木太太总要蒸上一大桶米饭，但后来铃木太太出事，他也……每每见到幸德先生，他总一而再再而三对我们说，中国的年轻人，你们要行动啊，读书终归是没有用处，行动，只有行动，方是民族和全人类唯一的希望！但铃木先生私下曾说，幸德先生也并不是从来如此，三四年之前，他们这些人在东京成立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周刊，幸德秋水先生为主编，周刊口号为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那时我们都尚未去东洋留学，铃木先生给我们看过《平民新闻》的创刊号宣言，‘吾人为人类平等之福利，主张社会主义，故要使社会共有生产、分配、交通的机关，其所经营的一切为社会全体’……令之，这就是社会主义，你要是再不懂，就想成‘天下大同’吧，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这当中恰遇日俄开战，《平民新闻》发了数篇文章反战，幸德先生也连写社论，铃木先生称，当中有一篇《致俄国社会党书》，发表后被欧美各国社会党报刊转载，是《平民新闻》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当中写道：‘今日，俄政府为达到其帝国主义的欲望，漫开兵火之端。然而在社会主义眼中，人种无别，地域无别，国籍无别，诸君与我等同志也，兄弟也，姊妹也，断断无可争之理。’随后没多久，幸德先生又因另一社论，被当局逮捕，刑期五个月，刑满出狱后，平民社由此解散，幸德先生也流亡美利坚……铃木先生说，幸德先生虽不怎么提起在那边的生活，但自明治三十九年他从美利坚归国，他就不再是以往那个以笔为刀的幸德先生了，他现在要拿起的，是真正的刺刀。
明治四十年，幸德先生写了一篇《我的思想变化》，当中有一句，乃是铃木先生时时提起的，‘用普选及议会政策不能完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真没想到，十年过去了，我尚能背出这句话，这篇文章我们当时读了也就读了，但恩溥却是倒背如流，他来东洋时日不多，日文读写都还不怎么顺畅，连出门上饭馆都会胆怯，但居然翻着辞典把整篇逐字逐句译了出来，又给我们一人抄了一份，他自己那份用朱红颜料写了，就贴在床头，恩溥说，这样睡前起身都能看见……”
启舟起身去水房倒水，为了省事，他这日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只是不停喝水，令之待他带着一壶滚水回来，道：“那幸德先生后来到底有什么‘直接行动’，恩溥哥哥是和他一起去行动了？”
启舟摇摇头，道：“奇怪的正是这点。幸德先生一再告诉我们行动比读书论述都更有用，但据我所知，他自己却并未参加什么直接行动，他后来两三年一直在做译著工作，将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引介到东洋，他出版了几本书，有他在《平民新闻》里所写的社论结集，还有一本叫《自由思想》，但均被日本政府查禁和罚款，幸德先生声名在外，当局虽恨他入骨，却也一直不敢真正对他下手，一直到……一直到大逆事件。”
令之没能听懂，道：“大逆？什么是大逆？”
启舟道：“逆反之逆。”
令之“呀”了一声，道：“那和咱们的革命党一样吧？都是不想要皇帝了？”
启舟道：“也可以这么说，但革命党人是自地方而起，反逼朝廷，只是想要小皇帝退位而已，退位之后民国政府待皇室也算不差，但大逆事件却是直接想要明治天皇的命。”
令之听得愈发紧张，道：“难道恩溥哥哥也加入这件事？”
启舟笑道：“别说恩溥，连幸德先生有没有加入，迄今仍是未知，但铃木先生……”
令之道：“千夏姐姐的父亲？”
启舟点头道：“宣统二年年初，铃木先生向帝国大学请假半年，带着家人去了长野，说是想静心论著，长野离东京五百里之遥，且无铁路相通，坐马车也需十日。铃木先生去了那边，只来了一封简信报平安，后来再无音信，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只能揣测，并无铁证，唯一确凿的是，在那一年暮春时分，樱花盛放之时，传来了铃木太太的死讯。”
令之吓得微微打了一个寒战，道：“不是肺痨，是吗？”
启舟道：“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铃木先生有一名叫玉森洋介的日本学生，跟着他们一家一同去了长野，当时说的是为铃木先生整理著书材料，铃木太太的死讯传来没多久，玉森便回了东京。”
令之道：“他可是说了什么？”
启舟摇摇头：“起先他一字不提，一回来便听说病倒了，整日高热，一大半时间都半昏半醒，因以往总在铃木先生家中遇到，又实在想知道铃木太太的死因，我和恩溥便买了一些刚上市的杏子，去宿舍看望玉森。”
令之道：“他说了吗？我是说，他有没有说千夏姐姐母亲的死因。”
启舟叹口气，道：“我也不知他算是说了还是没说，我们去时，玉森正发着高热，不过短短两月时间未见，平日最在意仪容的玉森，却是满面须髯，整个脸都凹得厉害，一脸病容，似是将死之人，我和恩溥吓了一跳，问他到底发生了何事。”
他顿了顿，又喝了口水，方才还滚烫的水，已无丁点热气，启舟却浑然不觉，接着道：“玉森见了我们，并没有认出来，恩溥见他口唇干裂，就把杏子洗净了，递到他嘴边，他一见那杏子，突地疯了一般大哭大喊，玉森会说一点中文，那时却是日文夹着中文，故而我们开始都没听清，后来仔细辨认方听出，他是在大叫：‘铃木太太！bakudan！bakudan！’”
令之道：“这是什么意思？”
启舟道：“bakudan，就是炸弹的意思。”
令之道：“那又是什么意思？”
启舟道：“那就不知道了，我们那日走后，玉森洋介在宿舍里自缢身亡，连一封遗书也没有留下……但过了不到一月，我们便在报上看到，长野县松本警察署抓了本地一家制木厂的两个工人，说他们制造与私藏炸弹，意图谋杀明治天皇。那几日我们疯狂搜寻报上消息，恩溥找到一份小报，那记者去了长野，这人和别的大报记者不同，并未跟随警察署公布的线索采访，而是在田野乡间四处闲逛，按他的报道，在事发之前一周，距制木厂两里之遥的某个废弃农仓内，曾有过一起爆炸，炸死了一名女子。”
令之惊得半晌才道：“你是说，铃木太太……”
启舟道：“开始我们并不确定，但恩溥……铃木太太也是四川人，向来待恩溥最亲……恩溥决心要弄个明白，他几经辗转，找到那位记者，记者也不清楚女子的身份，只说那地方太僻静，村民们都以为是谁家爆竹走火，也无人报警，他自己去现场看过，那地方是个无主之地，但事后却被简单清理过，除了地上还有一点未能洗净的血迹，什么都没留下，记者还无意中说起，农仓周围都是杏树，不知怎么回事，仓中四壁上有炸碎的杏肉。”
令之道：“这是说……”
启舟摇头，道：“这什么都说不清，但又和诸多往事遥遥相应，让我们不得不生出疑心……前一年杏子上市的时节，铃木太太买了不少待客，玉森吃得最多，他说，小时候母亲总把吃不完的杏子做酱，夹在饭团中给自己当早餐，铃木太太当时就道，今年杏子下了市，明年她就给大家做杏酱饭团……令之，你是外人，你觉得这会是怎么一回事？”
令之迟疑道：“我怎会知道……也许是铃木太太独自一人去摘杏子，不小心碰到炸弹……”
启舟道：“当然，我们都知道可能是这样，但玉森那时的神情你没有看见，他就像……就像当时就站在铃木太太面前。”
令之道：“恩溥哥哥怎么想？他以前最爱看《狄公案》，还讲孔万德的故事给我听。”
启舟道：“见了那名记者后，恩溥就再没有说过什么，他心里大概有想过别的可能，但恩溥心思重，不确凿的事情，他一个字都不会再讲。”
令之道：“是啊，恩溥哥哥，他就是这样。”
启舟接着道：“制木厂的炸弹事件事发后，铃木先生和千夏一同回到东京，两人都说，铃木太太突发肺痨而死，父女看来均满面病容，但也不见有多悲伤……又过了没多久，铃木先生被抓了。”
令之道：“啊，为什么？”
启舟道：“就因制木厂的炸弹事件，当时日本警察署其实只确认了五人直接参与暗杀天皇的计划，但日本刑法中有一条‘大逆罪’，凡是图谋危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太孙的人，一律将被判处死刑。在这一罪名之下，警方开始举国抓捕社会主义者，工会被关，书刊被禁，从那时至第二年初，警方对数百人进行了秘密审判，铃木先生为帝国大学副教授，被捕一事在学校里引发震动，但真正举国关注的，还是早已盛名在外的幸德先生，他们的罪名是‘企图灭绝冠绝宇内的国体之尊严、列圣恩德普照四海的帝国臣民之大义，对威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体，欲逞千古未有之凶逆’……没想到，八年了，我竟还能一字不差背出。”
令之道：“那铃木先生他最后……”
启舟道：“大审院的特别判决为一审即终审，铃木先生和幸德先生，还有另外二十二人，不久后便被处以死刑。”
令之道：“千夏姐姐……她真是可怜……经了这么多事，我居然从未见她流过一次泪，千夏姐姐……她比我强太多了。”
启舟道：“千夏小姐并不是强，她只是太像父亲，也太听父亲的话……铃木先生行刑前，千夏曾被获许前往狱中探视，恩溥扮成她的兄长，也一同前去，人快死了，警察也没有严查。谁都不知道那日铃木先生对他们说了什么，但没过多久，千夏称和恩溥订婚，一同回了中国。”
令之沉默半晌，方道：“他们真的订了婚？”
启舟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但我不信。他们走时我去码头送行，我问恩溥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答，只拍拍我的肩，让我以后回国，大家一同做事。”
令之道：“做什么事？”
启舟道：“我也这么问他，我说，恩溥，你和千夏到底要做什么事？他开始笑而不答，船快开了，船员一直在催码头上的人上船，千夏早上去了，靠在甲板上，微微笑低头看着我们……也就是那个时间，我才第一次发现，千夏其实也有一点像母亲，她们低头时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当时问恩溥，你把千夏带回去，那相片上的女子应该怎么办？那相片是不是还在你胸口口袋里？”
令之已说不出话了，满眼泪水，只紧紧咬住嘴唇，不让眼泪坠下。启舟见她如此，叹了一口气，方道：“恩溥半晌没有说话，从西服内袋里取出你的相片，码头上风真大啊，又有风声又是汽笛的，我们都得提高了声音才能彼此听见，恩溥手突然一松，那相片被风吹到半空中，继而飘到海上……恩溥见相片飘远了，才对我说，她本和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以后也都不会再有关系。”
令之终是落下泪来，先是一点点，继而像一条河，夹着这么些年的委屈、不解、伤痛、辗转难眠，向不知何处奔流，答案来得太晚，但终究是有了答案。车外本是无尽漆黑，竟渐渐有了天光，而嘈嘈人声亦随之而来，车停在不知哪里，整夜蜷缩着休憩的旅客在狭窄过道里舒展手脚，妇人托着竹盘，在车窗口叫卖白馍和窝窝头，又有不过八九岁的孩童，努力爬到窗边，大声吆喝：“烧鸡哟，十五个铜板一只的烧鸡哟，老佛爷天天吃的烧鸡哟，只要十五个铜板。”启舟拿出二十个铜子，买了烧鸡、白馍和几个大鸭梨，因火车已缓缓离站，那男孩收了钱，在跳下月台时摔了一跤，无端端地，令之想在虚空中向他伸手，就像刚才有一瞬，她想在虚空中抓住恩溥扔向海面的那张相片。
但令之终是什么也没有再做，她也知天光已亮，一切都不可回转。令之坐下，同启舟一道吃起了烧鸡，烧鸡酥而软烂，他们均默默吃了许多，当整只鸡只剩鸡头和骨架时，火车再次停下，启舟在衣服上随意擦了擦手，道：“北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