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却冒出一个聂赫留多夫这样的辩护人，他在彼得堡有关系，此案可能被作为一桩恶性事件呈递皇上，或登在国外报纸上，因此，他立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起身迎接聂赫留多夫，带着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说道，立即转入正题。“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这些名字，就回忆起了这桩不幸的案件。”他说着，拿起诉状给聂赫留多夫看，“我非常感激您让我想起了此案。这是省里热心过头了……”聂赫留多夫没有作声，并无好感地看着这张僵死面具般的苍白面庞。“我来签署一道命令，取缔那些做法，让那些人返回原居住地。”

“那么我就不用再呈递这份诉状了？”聂赫留多夫说。

“完全不必了。我答应您。”他说道，尤其强调了“我”字，他显然十分自信，“他的”诚实和“他的”话语就是最好的保证，“我最好现在就起草命令。您请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边，写了起来。聂赫留多夫并未坐下，他俯视着那个窄小的秃脑门，那只青筋暴露、奋笔疾书的手，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显然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为何要做此事，而且还做得如此热忱呢？为什么？……

“好了，”托波罗夫说着，封上信封，“去告诉您的当事人吧。”他添了一句，噘噘嘴，像是给出一个笑容。

“这些人究竟因为什么而受罪的呢？”聂赫留多夫接过信封，说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笑了一下，似乎聂赫留多夫的问题让他感到心满意足。

“这我就无法告诉您了。我能告诉您的就是，我们所捍卫的人民的利益十分重要，较之如今广为流行的对信仰问题的过分冷漠，在这方面的过分热忱就不那么可怕了，也没那么有害。”

“可怎么能以宗教的名义来破坏最基本的善举，拆散家庭呢……”

托波罗夫始终面带俯就的微笑，他显然觉得聂赫留多夫的话很可爱。无论聂赫留多夫说什么，托波罗夫都认为是可爱的、片面的，因为他认为他是站在宏大的国家立场的高度看问题的。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或许是这样的，”他说道，“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有所不同。不过，请您谅解。”托波罗夫说着，微微颔首，伸出手来。

聂赫留多夫握了一下他的手，一声不响地匆匆走出办公室，心里在后悔握了那只手。

“人民的利益，”他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是你的利益，只有你的利益。”他一边想，一边走出托波罗夫的官邸。

他又想起被这些维持正义、维护信仰、教育人民的机构惩罚过的那些人。如因贩卖私酒而获罪的农妇，被控偷窃的小伙子，因为流浪被关的流浪汉，被控放火的纵火犯，被控贪污的银行家，还有这位不幸的丽达，她被关押只是因为要从她那里获取必要的情报，还有违反东正教教规的分裂派教徒，还有试图编纂宪法的古尔科维奇。于是，聂赫留多夫异常清晰地意识到，所有这些人遭到逮捕、关押和流放，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公正或触犯了法律，而仅仅因为他们妨碍了官吏和富人们占有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财富。

碍事的有贩卖私酒的农妇，有满城乱逛的小偷，有保管文件的丽达，有破坏信仰的分裂派教徒，有起草宪法的古尔科维奇。因此，聂赫留多夫看得一清二楚，所有这些官吏，从他的姨夫、那几位参政官和托波罗夫，到各部委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些衣着干净、彬彬有礼的小官员，全都不会因无辜者的受难而感觉不安，却只关心如何清除一切危险人物。

因此，他们不仅不遵循这一法规，即宁愿放过十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是相反，宁愿惩罚十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真正的危险人物，就像为了除去一个烂疮，不惜挖去一大块好肉。

对所见所闻做此解释，聂赫留多夫顿时觉得一清二楚，可正因为对这一切一清二楚，聂赫留多夫却很难承认它。关于如此复杂的现象不可能只有如此简单、如此可怕的解释，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良、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字眼不可能全都是空话，仅仅为了掩盖最无耻的自私和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