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多夫在彼得堡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分裂派教徒的案子，他打算通过从前在团队的战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兑廖夫把此案的上诉书递交皇上。他一早去见鲍加兑廖夫，后者还在家，虽说他吃过早饭正要出门。鲍加兑廖夫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力气很大，能用手掰弯铁马掌，他善良诚实，性格直爽，甚至有点自由派的味道。他尽管品性如此，却是个接近宫廷的人，他热爱皇帝和皇帝一家人，他有一种惊人的本领，即身在这一至高无上的环境里，他的眼里只有好事，他也从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诚实的事。他从不指责任何人和任何事，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大胆地、像喊叫一般响亮地说出他该说的话，在说话的同时，他往往还要发出同样响亮的笑声。
他这样行事并非是在耍手腕，而是因为他天性如此。
“哟，你来了，太好了。要不要吃点早餐？坐吧。牛排很棒。我每顿饭开头和结尾都要来点实在的。哈哈哈！那你就喝点酒吧，”他指着一瓶葡萄酒，高声喊道，“我正想着你呢。诉状我一定转交。交到他手上，一定，不过我也在想，你最好还是先去见一见托波罗夫。”
听到托波罗夫的名字，聂赫留多夫皱了皱眉头。
“此事全归他管。反正要征求他的意见。也许他能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这么建议，我就去一趟。”
“太好了。喂，彼得堡怎么样，你印象如何，”鲍加兑廖夫高喊道，“说一说吧，啊？”
“我觉得我被催眠了。”聂赫留多夫说。
“催眠？”鲍加兑廖夫重复一遍，响亮地笑了起来，“早饭你不想吃，那就随你。”他用餐巾擦了擦唇须。“那你就过去一趟？啊？如果他不愿办事，你就把材料给我，我明天就递上去。”他喊道，然后从桌旁站起身来，幅度很大地画了一个十字，这个动作显然是无意识的，就像擦嘴一样，然后开始佩戴军刀，“现在我们告别吧，我要走了。”
“我们一起走吧。”聂赫留多夫说着，很高兴地握了握鲍加兑廖夫那只结实、宽厚的手掌，在门口的台阶上与他告别，心情愉快，像往常遇见什么健康、淳朴和新鲜的东西时那样。
尽管觉得拜访托波罗夫并不会带来很好结果，聂赫留多夫仍遵循鲍加兑廖夫的建议去见托波罗夫，即那位负责分裂派教徒案件的人。
托波罗夫的职务就其使命而言构成一种内在矛盾，只有一个愚蠢迟钝且无道德感的人才会对这样的矛盾视而不见。托波罗夫便具有这两种负面品质。他所任职务的矛盾性就在于，他的职务要求他运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外在手段来支持和保护教会，而教会就其自身所下的定义而言是上帝创建的，无论地狱之门还是人类的行为都无法撼动教会。这个神性的、无法被任何东西所撼动的上帝的机构，却要由托波罗夫及其同僚所领导的人间机构来提供支持和保护。托波罗夫看不见这个矛盾，或是不愿看见，因此他便殚精竭虑，生怕哪个天主教徒、耶稣会教徒或分裂派教徒摧毁了这个连地狱之门都无法摧毁的教会。托波罗夫也像所有缺乏基本宗教情感和平等博爱意识的人一样，坚信人民是与他本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物，人民必须具备的东西他却可以没有，即便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他在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信仰，他发现没有信仰十分舒服，轻松愉快，可是他却担心人民也落入这一状态。他认为，如他自己所言，他的神圣职责就是拯救人民，使人民摆脱无信仰的状态。
有一本烹饪书上说，大虾喜欢被活着蒸煮，托波罗夫坚信，人民也喜欢成为信徒，他不像烹饪书上那样用的是转义，他想的和说的都是本义。
他对他所支持的宗教所持的态度，恰如养鸡的人对于他用来喂鸡的那些腐烂食物，腐烂的食物让人恶心，可是鸡爱吃，因此就该喂给它们。
当然，所有这些伊维尔圣像、喀山圣像和斯摩棱斯克圣像都是很愚蠢的偶像崇拜，但是人民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因此便要对这些迷信提供支持。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他并未对自己的印象多加思索，他不知道，人民之所以喜欢迷信，就是因为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存在着像托波罗夫这样的残忍之人。这些人接受了教育，却不愿把自己的教育成果用于该用的地方，即帮助人民步出愚昧的黑暗，反而要把人民禁锢在黑暗之中。
聂赫留多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时，托波罗夫正在办公室与一位女修院院长谈话。女修院院长是个精干活跃的贵族，她在西部边区那些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教徒中推广、维护东正教。
一名在接待室值班的特勤官员问聂赫留多夫有什么事要办，听闻聂赫留多夫打算将一份分裂派教徒的诉状转呈皇上，他便问可否先看一眼诉状。聂赫留多夫递上诉状，那官员拿着诉状走进办公室。女修院院长走出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她头戴修女帽，蒙着飘动的面纱，黑色长裙的裙摆拖曳在身后，一双白皙的、指甲干净的手交叉在胸前，手里拿着一串黄色玉石念珠。一直没人来请聂赫留多夫去办公室。托波罗夫在读那份诉状，他不时地摇头。读着这份写得简单明了而又有理有据的诉状，他感到吃惊，感觉不爽。
“如果这份诉状递到皇上手里，就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和误解。”读完诉状后他想道。随后，他把诉状放在桌上，按一下铃，吩咐请聂赫留多夫进来。
他记得这桩分裂派教徒案件，他接到过他们的诉状。案情是这样的：这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受到多次规劝，后被告上法庭，法院却判他们无罪。于是主教和省长便决定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由，将丈夫、妻子和孩子分别流放到不同地方。这些父亲、这些妻子便要求别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想起他第一次面对此案时的情形。他当时曾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中止那种做法。不过，肯定之前的做法，即把这些农民家庭的成员分别流放至不同地方，这并无任何害处；如果让他们留在原地，则可能对其他居民造成很坏影响，使后者脱离东正教。再说，此案也展示出了主教的热忱。于是，他决定维持原先的处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