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我们的房间是个很大的顶楼：一半算是顶楼，一半算是房间。邻近的住宅都有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顶楼却是用天窗来透光的。顶楼的门擦着地板，怎么关也关不严实。每天晚上我们上去时，都得用手挡着烛火，免得给大房间的各路穿堂风吹熄。我们每次试图关好这扇门，每次都只能半途而废。整个夜里，我们总感到周围三间谷仓间的静穆之气一直逼进我们的房内。

同一冬日的晚上，奥古斯丁和我又重聚在这里。

我一弯手就把衣服全部脱了下来，团成一堆扔到一把靠近我床头的椅子上；我的伙伴则一声不响，开始慢吞吞地松衣解扣。我已经躺下，从挂着印花帐子的铁床上看着他脱衣服；他一会儿坐在他的那张没有帐帘的矮床上，一会儿站起来，边脱衣边来回踱步。他把蜡烛放在一张吉普赛人编织的柳条桌上，烛光把徘徊不停的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墙上。

他和我的做法截然相反：他漫不经心，神情恍惚，但又极为仔细地折叠和整理他的学生装。我现在还能回忆起，他当时把他的粗皮带平放在一把椅子上，把又皱又脏的外套折放在椅背上，脱下穿在外套里面的一件粗蓝上衣，背朝着我弯下身去把它铺平在床脚……但是，等到他直起身子，转身向我时，我发现他上衣里面穿的不是铜扣小坎肩，而是一件绸背心，领口很大，领子下边扣着一排密密麻麻的珍珠纽。

这真是件别出心裁的漂亮服装，大概在三十年代的(1830年）舞会上，当时的年轻人邀请我们今天的老奶奶们跳舞时所穿的就是这类衣衫。

我记得那时他这个农村来的高级班学生光着脑袋—因为他此刻已经把制服帽小心翼翼地放在其他衣服上面了—面庞是那么年轻，那么勇敢，可又已经是那么坚定了。当他开始解下这件原来不属于他的、神秘的衣衫的纽扣时，他又在房间里踱开步子了。他上身穿着衬衣，下边的衣裤显得太短，靴子上沾满泥土，一只手摸着他的侯爵背心：看到他的这等模样，确实让人感到特别。

当他的手一触及这件背心，他便猛然摆脱了梦境。他回过头来，用焦虑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真有点想笑。他和我同时露出微笑，他的愁容舒展开了。

我壮起胆子，低声地问：“啊！告诉我这是什么？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但是他的笑容立即收敛不见了。他用粗壮的手在平头上捋了两下；突然，仿佛一个人无法抗拒自己的欲望，他又在花边衬衣外边穿上上衣，牢牢地系好纽子，再穿上满是褶皱的外套，然后他从侧面看着我，犹豫了一会儿……末了，他坐在床沿，靴子脱落下来重重地掉在地板上。于是他吹灭烛火，像个处于战备状态的兵士和衣躺下。

半夜里我突然醒了过来。莫纳站在房间中央，制服帽已经戴在头上。他正在大衣架上寻找一样东西—一件披风，把它披在肩上……房间里非常暗，甚至连平时映雪的光亮都没有。冰冷彻骨的阴森森的大风在死气沉沉的花园里和屋顶上呼呼地劲吹。我把身子直起来一点，低声地唤他：

“莫纳！你要走？”

他不回答。我真急了，说：

“那好！我跟你一起走。你得带上我。”

我跳下了床。

他走近我，抓住我的胳膊，强把我按在床沿上，跟我说：

“我不能带你走，弗朗索瓦。要是我认识路，你可以跟我去。我先得在图上找到路线，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那你也没法去啰？”

“是的，去了也是白搭……”他泄气地说，“得了，你睡吧！我答应你不带上你我绝对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