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你不能要他。”海伦说。
“不好意系，海伦。”爱丽丝说。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说了一串海伦听不懂的话。海伦把电话交给盖普。
盖普和爱丽丝谈话，听她倾诉，弄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人去找“哈里深”。海伦觉得，她让一切照旧的那六个月，自己控制得挺好的。她只希望，他们所有人能有足够的自控力，既然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哈里森在外面搞学生，我就真要跟他断交，”海伦说，“那个浑蛋！如果爱丽丝自认是个作家，她为什么不写作呢？如果她有那么多要说的，为什么要浪费在讲电话上呢？”
盖普知道，时间会平息所有事。时间会证明他对爱丽丝作品的观感是错的。她的文字也许真的有优美的声音，但她无法完成任何作品，她从未完成她的第二本小说，在盖普和弗莱彻一家来往的这些年里都没有写完，之后也没有。她可以把样样事情都写得很美，但，正如盖普终于被爱丽丝惹恼之后，他对海伦评论道，她无法给任何事画上句点。她无法结束。
哈里森也同样打得一手烂牌。大学拒绝颁给他终身教授头衔，对海伦来说是很难过的损失，因为她真心喜欢哈里森当她的朋友。但哈里森为了海伦抛弃的那个学生可没那么容易放下，她像泼妇骂街那样捅出了勾引她的事，尽管，当然是因为被甩了，她才变成泼妇。这让哈里森的同事一片哗然。而且，当然，没人认真听海伦为哈里森·弗莱彻拿终身教授说的好话，她和哈里森的关系，也让那个被甩了的学生昭告天下了。
哪怕是盖普的母亲，那么热衷于站出来为女性说话的珍妮·菲尔兹，也和盖普一样觉得，海伦比可怜的哈利年轻，之所以能那么容易得到大学终身教授头衔，是因为英语系象征性要作姿态。有人一定提出过他们系上需要一个副教授级别的女性，而海伦适时出现了。尽管海伦毫不怀疑自己够资格，但她也知道并非因为自己的能力才获得终身教授的。
不过海伦从未和任何学生上过床，暂时还没。而哈里森·弗莱彻则不可原谅地将性生活排到了工作前面。不管怎么说，他另外找了份工作。也许因为弗莱彻一家不得不搬走，盖普一家和他们仅剩的交情才复苏过来。就这样，这两对夫妻大约一年会见两次面，距离缓和了曾经的不愉快。爱丽丝可以给盖普大写词句无可挑剔的信。他们不再想要触碰对方，连互撞购物车也不想了，他们都习惯地成为了那种老朋友：也就是说，他们联络时还是朋友，或者，偶尔碰面的时候是朋友。但没有联系时，也不会想起对方。
盖普扔了他的第二本小说，另起炉灶写起第二本小说。不像爱丽丝，盖普是真正的作家，并非由于他比她写得更美，而是因为，用盖普的话来说，他知道每个艺术家都应该知晓的宗旨。“只有完成一样事，并且开始做另一样事，才会成长。”即便这些所谓的完成和开始只是假象。盖普并不比别人写得更快，或更多，他只不过一直带着要完成的念头在写着。
他知道，他的第二本书被吞噬了，被爱丽丝残存在他身上的能量吞噬了。
这书充满了伤人的对话和让对方疼痛的性爱，这书里的性爱也让双方惭愧，他们还总是想要更多性。一些评论者指出了这个矛盾，有说“聪明”的，也有说“愚蠢”的。一个评论者说这小说“痛苦地真实”，但他很快指出这种痛苦让这小说注定沦为“次等经典”。如果能“精巧地处理掉”更多痛苦，这位评论者推测道，“更纯粹的真相就会浮现”。
更多关于这小说“立意”的胡说八道被罗织出来。一个评论者拼命说，这小说似乎说的是只有性关系才能让人们深刻地暴露自己，然而在性关系中，人们看起来又会丢失他们的深刻。盖普说他从没想过立意，而且他拉着脸对一个采访者说他写了“一本严肃的关于婚姻的喜剧，不过是性闹剧”。其后他写道：“人类的性欲，让我们最严肃的意愿，都变成了闹剧一场。”
但无论盖普说什么，或者评论者说什么，这书还是销量不好。小说叫作《戴绿帽者的第二春》，每个人几乎都不太懂，连相关评论都难读。它比《拖延》少卖了几千本，但尽管约翰·沃尔夫让盖普放心，说第二本小说通常遭到冷遇，但盖普还是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失败了。
好编辑约翰·沃尔夫一直不让盖普看某篇评论，直到他怕盖普会不巧自己发现，于是沃尔夫老大不愿意地寄给他这份西岸报纸上的剪报，附上便条说他听说这评论者为荷尔蒙不平衡所苦。这篇简短的评论说，t.s.盖普身为“著名女权主义者珍妮·菲尔兹毫无才华的儿子，写了一本沉溺于性描写的性别歧视小说，性描写还没什么指导意义，实在龌龊又可悲。”如此云云。
被珍妮·菲尔兹带大的盖普不那么容易被其他人的意见左右，但连海伦也不喜欢《戴绿帽者的第二春》。甚至连爱丽丝·弗莱彻，在她所有爱意满满的信中一次也没提过这本小说。
《戴绿帽者的第二春》写的是两对已婚夫妇的外遇。
海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内容时说：“啊，老天。”
“写的不是我们，”盖普说，“和那个一点儿没关系。只是利用了那个。”
“你总是这么对我说的，”海伦说，“自传性的小说最差了。”
“这不是自传性的，”盖普说，“你看了就知道。”
她看了也不知道。尽管这小说不是关于海伦、盖普、哈里森和爱丽丝，它讲的也是四个人之间最终不平等又岌岌可危的性爱关系流产了。
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点儿生理残疾。一个男的是盲人。另一个男人，口吃严重到他说的话在书里写出来让人看不懂以至于感到愤怒。珍妮批评盖普廉价地向作古的廷池老师开了一枪，但盖普难过地知道，作家都只是观察者，是人类行为尽职又冷漠的模仿者。盖普无意冒犯廷池，他只是利用了廷池的一个习惯。
“我不懂你怎么能对爱丽丝做这种事。”海伦绝望了。
海伦指的是残疾，特别是女性的残疾。两个女性角色中一个右手臂肌肉痉挛，她的手总是猛打出去，打中酒杯、花瓶、孩子们的脸，还有一次差点儿（不小心）用一柄修枝钩把她丈夫给阉割了。只有她的爱人，也就是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才能纾解这可怕又无法控制的痉挛，因此这女人也人生第一回拥有了无瑕的身体，完全活动自如，真正能控制管住自己了。
另一个女人为不可预测、停不下来的胀气所苦。老放屁的女人嫁给了那个口吃，盲人和有着危险右手的女人是夫妻。
多亏了盖普，四人中没有一个是作家。（“我们还应该感激你略施小惠咯？”海伦问。）两对中有一对没有孩子，也情愿这样。另一对努力想生孩子，女人怀孕了，但她的高兴劲被大家对孩子父亲是谁的担心浇熄。到底是谁的呢？这两对夫妻观察着新生儿的习惯找线索。是口吃呢，老放屁呢，手会乱打呢，还是看不见？（盖普将此视作他本人且代表他母亲对基因这个问题的终极评论。）
如果仅从这两对夫妻为了友谊斩断奸情这点来看的话，这还算是本乐观的小说。无子的那对夫妻后来分开了，他们对彼此失望透顶，倒不一定是这项情感实验的结果。而有孩子的那对继续在一起，这孩子没有任何明显问题地成长。小说的最后一幕是两个女人的巧遇，圣诞期间她们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扶手电梯和对方面对面交错而过，老放屁的那个正在上行，右手危险的女人正在下行。两人都背着大包小包。就在她们交错的时刻，那个因胀气不受控制的女人，放出了一记响亮锐利的屁。另一个手痉挛的，伸直了右手，把站在她前面的老头从行动中的电梯上推了下去，一大群人都因此站立不稳。但这可是圣诞，扶手电梯上针插不入、吵吵嚷嚷，反正也没人受伤，正值节日，这是可以被原谅的。这两个女人在各自的机械运送装置上渐行渐远，似乎都很安宁地对各自的负担表示了理解，她们朝对方肃穆地笑了一下。
“这是喜剧！”盖普一次又一次叫出来，“就是没人懂。应该是非常搞笑的。拍成电影该多好看！”
但连这书的平装本版权都无人问津。
就像那个只能用手走路的人的命运一样，盖普对扶手电梯有种情结。
海伦说没有一个英语系的人和她谈起过《戴绿帽者的第二春》，《拖延》出版的时候，她很多同事起码还出于好意试着讨论过。海伦说这书侵犯她的隐私，她希望这件事很快把盖普踢出文坛。
“老天啊，他们觉得写的是你们吗？”盖普问她，“你那帮蠢货同事到底他妈的怎么回事？你在学校大堂里放屁吗？系里开会的时候你的胳膊脱臼了吗？可怜的哈利在教室里结巴了？”盖普嚷嚷着，“我是瞎子吗？”
“对，你就是瞎子，”海伦说，“你自有一套什么是虚构小说，什么是事实的想法，但是你以为别人懂你那套吗？这些都是你的经历，不管怎么说，不管你编造了多少，哪怕这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经历。大家都觉得写的是我，他们觉得写的是你。而且有时候我也这么想。”
小说里的盲人男子是地质学家。“你看到过我玩石头吗？”盖普大喊。
那个胀气的女人在医院做志愿者，她是护士助理。“你看到我妈抱怨了吗？”盖普问，“她有没有写信给我指出她从来没在医院放过屁，说她只在家放，总是控制好了才放的？”
不过珍妮·菲尔兹的确对他儿子抱怨过《戴绿帽者的第二春》。她对他说他选了一个让人失望的狭隘主题，对大众没多少价值。“她指的是性，”盖普说，“这是经典的主题。一个从来没性欲的女人来教训我什么是大众化的主题。而且发誓当童男子的教皇在决定几百万人的避孕问题。这个世界真疯了！”盖普叫道。
珍妮最新的同僚，是六英尺四英寸高、名叫萝贝塔·马尔登的变性人。她原名为罗伯特·马尔登，以前是费城老鹰队表现抢眼的近端锋，自从接受了变性手术，萝贝塔的体重从235磅跌到了180磅。雌激素药物削弱了她原来强大的力量，耐力也磨损了些。盖普猜罗伯特·马尔登原来著名的“快手”也没那么快了，但萝贝塔·马尔登是珍妮·菲尔兹强有力的陪伴者。是珍妮的自传给了罗伯特·马尔登变性的勇气，一年冬天，他躺在费城一家医院里养膝伤的时候读了这本书。
珍妮·菲尔兹现在为了支持萝贝塔和电视台闹，萝贝塔称这些电视台私底下合谋不让她担任橄榄球赛季的体育播报员。珍妮争辩道，萝贝塔对橄榄球的知识并未因服用雌激素药物减少一分一毫，来自全国大学校园的声援，让六英尺四英寸高的萝贝塔·马尔登成了焦点争议人物。萝贝塔聪慧又口齿伶俐，而且当然很懂橄榄球，她比通常评球的那帮蠢货好多了。
盖普喜欢她。他们一起聊橄榄球，一起打壁球。萝贝塔开始几回合总能赢盖普，她比他有力气，而且更有运动细胞，但她没有他的后劲，而且她比壁球场上的人高大得多，耗体力。萝贝塔也厌倦了和电视台的拉锯战，但她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发挥出极强的耐力。
“萝贝塔，你实在比艾伦·詹姆斯协会的人强多了。”盖普对她说。珍妮和萝贝塔一起来的话，他就很欢迎母亲的来访了。而且萝贝塔会和邓肯玩几小时扔橄榄球。萝贝塔保证过要带邓肯去看老鹰队比赛，但盖普有点儿担心。萝贝塔是众矢之的，她让有些人很生气。盖普想象着各种攻击和炸弹威胁冲着萝贝塔而来，然后邓肯就消失在了人声鼎沸的费城橄榄球场，他会在那里被一个猥亵儿童犯玷污。
盖普的想象来自于萝贝塔·马尔登收到的一些狂热的恶意信件，但珍妮给他看她自己收到的恶意信件之后，他也对她紧张起来。他没有考虑过他母亲的公众形象这一面：有些人真心恨她。他们写信给珍妮说希望她患癌症。他们写信给萝贝塔·马尔登说他们希望他或她的父母双亡。一对夫妻写信给珍妮·菲尔兹说他们要用大象的精子给她人工授精，把她从体内爆破。这封信的署名是“合法夫妻”。
一名男子写信给萝贝塔·马尔登说，他本来打小就是老鹰的球迷，甚至他祖父母都生在费城，但现在他要转而支持巨人队或红皮队了，要开车去纽约或华盛顿看球，“或者甚至去巴尔的摩，如果必要的话”，因为萝贝塔的娘娘腔让整个老鹰队的进攻线堕落。
一名女子写信给萝贝塔·马尔登说，她希望萝贝塔被奥克兰突袭者队群奸。这女人觉得突袭者队是最恶心的橄榄球队，也许他们可以让萝贝塔知道做女人有多开心。
一名怀俄明州的高中生近端锋写信给萝贝塔·马尔登，说她让他对近端锋这个位置感到羞耻，他要换位置，换成线卫。目前为止，还没有变性线卫。
一名密歇根州的大学生哨锋写信给萝贝塔说，如果她哪天来伊普西兰蒂的话，他要戴着肩垫干她。
“这不算什么，”萝贝塔对盖普说，“你母亲被骂得更凶，恨她的人更多。”
“妈，”盖普说，“你为什么不避一避风头呢？度个假。再写一本书。”他从没想过会建议她做这种事，但他忽然发现珍妮可能成为受害者，通过其他受害者让她自己暴露在这满是憎恨、残酷和暴力的世界面前。
被记者采访的时候，珍妮总是说她在写下一本书，只有盖普、海伦和约翰·沃尔夫知道她在撒谎。珍妮·菲尔兹一个字也没动。
“我已经做了所有我想为自己做的，”珍妮对她儿子说，“现在我关心的是别人。你只知道担心你自己。”她语气沉重，好像在她看来，儿子的内向，他沉迷想象的生活，才是更危险的生活方式。
海伦也真心害怕，特别是当盖普在《戴绿帽者的第二春》之后停笔的一年多里。然后他写了一年又全部推翻。他给编辑写信，这些信是约翰·沃尔夫不得不读的信里最难以卒读的，更别说非得回信了，有一些有10到12页长，大部分都在抱怨约翰·沃尔夫没有尽力“推”《戴绿帽者的第二春》。
“人人都恨这书，”约翰·沃尔夫提醒盖普，“我们怎么推？”
“你从没支持过这书。”盖普写道。
海伦写信给约翰·沃尔夫，请他对盖普耐心担待，但约翰·沃尔夫太了解作家了，而且他已经尽最大努力表现得和气、耐心了。
到后来，盖普开始写信给其他人。他回了一些他母亲收到的恶意信件，罕有的几个留下回邮地址的人。他写长信想说服这些人不要恨他母亲。“你要变成社工了。”海伦对他说。但盖普甚至还主动要回信给几个恨萝贝塔·马尔登的人，然而萝贝塔有了新欢，恶意信对她来说水过无痕。
“老天，”盖普对她抱怨道，“先是变性，这会儿你又恋爱了。萝贝塔，作为一个有胸部的近端锋，你太无聊了。”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萝贝塔和珍妮一进城他们就猛打壁球，但这不足以填满盖普坐不住的时光。他和邓肯玩好几个小时游戏，期待沃特长大到也能一起玩。他没日没夜地做饭。
“第三本小说会是本重要的书。”约翰·沃尔夫对海伦说，因为他看出她很烦坐立不安的盖普，她需要鼓励。“给他时间，会写出来的。”
“他怎么知道第三本小说会重要？”盖普生气了，“我的第三本小说还没什么头绪呢。而且因为他们这种出版法，我的第二本小说还不如不出呢。编辑都是满嘴谎言又自满的预言家！如果他那么懂第三本小说，他怎么不写他自己的第三本小说？怎么不写第一本小说？”
但海伦笑了笑，吻了他，并开始和他去看电影，哪怕她恨电影。她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孩子也都幸福快乐。盖普是个好父亲，好厨子，而且比起他埋头书稿的时候，他不写作的时候做爱更精心。会写出来的，海伦想。
她父亲，老好人厄尼·霍尔姆，有了些早期心脏问题的迹象，但她父亲在史第林过得挺开心。他和盖普每年冬天都一起旅行一趟，去艾奥瓦看一场大型摔跤比赛。海伦肯定盖普的写作瓶颈只是可以忍过去的小事。
“会写出来的，”爱丽丝·弗莱彻在电话里对盖普说，“你不可以翔迫的。”
“我没有想翔迫什么东西，”他让她放心，“只不过空空如也。”但他想这可爱的爱丽丝，无法给任何事画上句号，连对他的爱都不行，听了他这话该多难过。
然后盖普也收到一些写给他自己的恶意信件。有人被他的《戴绿帽者的第二春》冒犯了，给他写了封措辞活泼的信。这人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眼睛看不见、口吃、肌肉痉挛或老放屁，而是刚好盖普需要的那种能把他从萎靡不振里拎起来的人。
【被冒犯的一方写道】
亲爱的脑残：
我读了你的小说，你似乎觉得别人的毛病很好笑。我见过你的照片，你头发很厚，所以我猜你就可以笑话秃子了。而且在这本残忍的书里，你笑话了无法高潮的人、婚姻不幸的人，还有另一半对自己不忠的人。你必须知道有这些问题的人不觉得好笑。睁眼看看世界吧，脑残，世界充满了痛苦，人人都在受苦，没人相信上帝，也没人好好管教下一代。你这个混账脑残，你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可以笑话有问题的可怜人！
此致
敬礼
i.b.普尔（太太)
俄亥俄州，芬德利市
这封信有如扇了盖普一记耳光，他很少觉得这样严重地被误解了。为什么人们坚持认为不可以在“好笑”的同时“严肃”呢？盖普觉得大部分人都把深沉和不苟言笑搞混了，把端庄理解成深刻。很显然，如果你讲的话严肃，你这人就严肃。其他动物想必不会自嘲，盖普相信人类的笑和同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需要更多的笑和同情。他小时候毕竟是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也从来没有信仰，因此也许他现在把喜剧感看得比别人重。
但盖普看着自己的理想被解读成嘲笑他人，这让他痛苦，而意识到自己的艺术让他显得残酷，这让盖普强烈感到失败了。盖普给这位在俄亥俄州芬德利市的读者小心翼翼地写了回信，小心翼翼得好像在劝一个站在国外陌生旅馆楼顶企图自杀的人。
亲爱的普尔太太：
这世界充满了痛苦，人们都受着很大的苦，我们很少人相信上帝或好好带大孩子，你是对的。而且有问题的人一定不会觉得他们的问题好笑，你也是对的。
作家霍勒斯·沃波尔曾经说过，这世界对思考者来说是喜剧，对感受者来说是悲剧。我希望你也同意霍勒斯·沃波尔这么说有点儿简化了这个世界。我们两个肯定同时思考又感受，至于什么是喜剧什么是悲剧，普尔太太，这个世界是悲喜交织的。因此我从来不懂为什么“严肃”和“好笑”被认为是对立的。我觉得这只是真实的矛盾，人们的问题常是好笑的，但人们也常常仍旧是悲哀的。
然而你觉得我在嘲笑他人或开他们玩笑，这让我脸红。我对人很看重，实际上我只看重人。因此，我对人的行为只有同情，唯有笑声能安慰他们。
普尔太太，笑是我的信仰。在大部分宗教习惯里，我承认我的笑很要命。我想给你讲个小故事来说明我的意思。这故事发生在印度孟买，那里每天有很多人饿死，但并不是每个在孟买的人都挨饿。
在印度孟买不挨饿的人口中，有人办了场婚礼，还为新郎新娘办了宴会。有些婚礼客人带大象来参加宴会。他们并无意炫富，大象不过是交通工具。虽然我们会觉得这样来去也太大阵仗了，但我觉得这些参加婚礼的客人自己可不这么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并不是造成周围广大印度同胞挨饿的罪魁祸首：大多数人都只是对自己的麻烦和世界的麻烦喊声“暂停”，来庆祝一个朋友的婚礼而已。但如果你是挨饿的印度人之一，而且你刚好蹒跚路过这场喜宴，看见所有这些等在外面的大象，你一定会多少不太高兴。
再加上，有些婚礼宾客喝得酩酊大醉，开始喂他们的大象啤酒。他们倒空了一个冰桶用它装满啤酒，然后傻笑着走到停车场喂给闷热的大象一整桶酒。大象喜欢喝。于是寻欢作乐的人又多给了他几桶。
谁知道啤酒会给大象造成什么影响？这些人并没坏心，他们只是在寻开心，而且很有可能他们平常的生活可不是百分之百开心。他们一定需要来场宴会，但这些人也太蠢太不负责了。
如果那么多饥饿的印度人中有一个人拖着步子穿过停车场，目睹了宾客给大象灌酒，我打赌他会感到愤怒。但我希望你明白我并不是在开谁的玩笑。
接着这些喝醉的宾客被要求离场，因为他们给大象灌酒的行为惹到了其他客人。不能怪其他客人会觉得烦，他们当中一些人真觉得他们在防止事情“失控”，尽管人们对防止失控从来不在行。
这些宾客酒壮怒胆，挣扎着翻身上了大象，掉头离开停车场，想必是欢乐的大型展览，他们撞到其他一些大象和东西，因为他们的大象醉醺醺左摇右晃地费力走着，视线蒙眬，肚子里装着几桶啤酒。它的四肢前后摆动，好像随便装起来的义肢。它硕大的胸脯晃得太厉害，撞上了一根电线杆，将它连根拔起，把它的大头顶上的大片通电的电线扯了下来，它因此丧命，骑着它的婚宴宾客也立马一命呜呼。
普尔太太，请相信我，我不觉得这“好笑”。但走来了一个饿着肚子的印度人，他眼看着所有婚礼客人都在哀悼他们死去的朋友，和朋友的大象，人们号啕大哭，互相撕扯着华服，呕吐着好酒好菜。他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趁客人分神时溜进喜宴，给他挨饿的家人偷些好吃好喝的。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对那些宾客干掉自己和大象的方式大笑特笑。在营养不良的印度人看来，在有人饿死的时候，这种大型的死法一定非常可笑，起码很迅速。但婚宴的客人可不这么看。这已然是场悲剧，他们已经在说着“这悲剧事件”，而且尽管他们或许可以原谅出现在宴会上的那个“臭要饭的”，甚至容忍他偷吃的，但他们无法容忍他嘲笑他们死去的朋友和死去朋友的大象。
被乞丐的行为惹恼（被他的笑，不是偷窃或衣衫褴褛）的婚礼客人把他的头按进死去的宾客用来给大象解渴的啤酒桶里，淹死了他。他们将之理解为“正义”。我们将这个故事看成阶级间的矛盾，而且不用说是“严肃”的。但我想将它看成关于天灾的喜剧：他们只是愚蠢地想“掌控”状况的人，而事情的复杂性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这个状况由永恒的部分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组成。毕竟，像大象那么大的动物，可能会造成更坏的后果。
普尔太太，我希望我把我的意思解释得较为清楚了。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花时间写信给我，因为我对来自读者的意见心怀感激，哪怕是批评。
此致
敬礼
“脑残”
盖普是个用力过猛的人。他以巴洛克风格做每件事，他相信夸张，他的小说也走极端路线。盖普从未忘记他未能说服普尔太太，她的话常常让他担心，她对他那封浮华的信的回信一定让他更不好受了。
【普尔太太回复道】
亲爱的盖普先生：
我从来没想过您会受累给我回信。你一定是脑子有病。我可以从你的信中看出你有自信，我猜这很好。但我觉得你说的东西大多是废话和胡说，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向我解释什么了，因为这很无聊，而且对我的智商是种侮辱。
此致
艾琳·普尔
盖普就像他笃信的人性那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对其他人很大方，但又完全没耐心。他对每个人值得他花多少时间精力有自己的标准。他可以煞费苦心温柔待人，直到他决定他已经温柔够了。然后他就翻脸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叫嚣回去。
【盖普写信给普尔太太】
亲爱的艾琳：
你干脆别再读书了，或者干脆多读一些书。
【艾琳·普尔写道】
亲爱的脑残：
我丈夫说如果你再写来，他就要把你的脑袋揍出脑浆。
此致
非常敬礼
费滋·普尔太太
【盖普马上回击】
亲爱的费滋和艾琳：
操你大爷。
他就这样丧失了幽默感，同情也被世界没收。
在《格里尔帕策民宿》里，盖普多少还写出了那么些喜剧味道和同情。这小说没有贬低故事中人，没有刻意卖乖，也没有夸张化，并认为非夸张不足以点明主旨。这故事也没有把人物处理得过分感伤，没有让他们的悲哀显得廉价。
但盖普现在丢了这种说故事的力量平衡。在他看来，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拖延》不好的地方在于他并未亲历，而是矫揉造作出那种法西斯故事的历史重量。他的第二本小说不足在于他想象不足，意思是，他觉得他的想象没有超越他自己比较平凡的人生经历。他对《戴绿帽者的第二春》感情冷淡，似乎只是另一段“真实”但实在乏善可陈的经历。
实际上，盖普现在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太过幸运（有海伦和他们的孩子们）。他感到正面临通常限制作家能力的那种危险：主要围着自己的经历打转。然而当他看着远离自身的外部世界时，盖普只看到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他的想象力不行了，“知觉是迟钝的”。当有人问他写作进行得怎么样的时候，他只能说出短短一句话，残酷地模仿了爱丽丝·弗莱彻。
“我的写作生涯已经结素了。”盖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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