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她嫁给了他，答应了他的请求。海伦觉得这故事对一个新人来说算不错了。老廷池也喜欢。“充满了疯……疯……疯狂和哀伤。”廷池对盖普说。廷池建议盖普把《格里尔帕策民宿》投给廷池最爱的杂志。盖普等了三个月才有回音：
这个故事只是略有趣味，而且从语言和形式来说都无创新处。仍然感谢您不吝赐稿。
盖普不解，便把这封拒信拿给廷池看。廷池也不解。
“我猜他们感兴趣的是新……新……新小说。”廷池说。
“什么是新小说？”盖普问。
廷池承认他也不大清楚。“新小说讲究语言和形……形……形式的创新，我猜。”廷池说，“但我不明白新小说究竟写的是什么。有时新小说写的是关于它……它……它本身，我想。”
“关于它本身？”盖普说。
“有点儿像关于小……小……小说的小说。”廷池对他说。
盖普还是不明白，但盖普在意的是海伦喜欢这个故事。
差不多15年之后，盖普发表了第三本小说。同一个廷池最爱的杂志编辑写信给盖普，信中对盖普和他的作品极尽吹捧之能事，并请盖普将任何新写的稿子投给这家廷池最爱的杂志。但盖普记忆力持久，并有着獾一般的愤怒。他挖出说格里尔帕策故事“略有趣味”的旧拒稿信，这信因为沾上了咖啡渍而变硬，而且被折叠太多次，折缝处已经破了，但盖普把它和回信一起寄给廷池最爱的杂志编辑。盖普的信这么写的：
我对贵刊只是略感兴趣，而且我对语言和形式仍无创新。仍然感谢您不吝索稿。
盖普有着可笑的自尊，过分牢记对他作品的攻击和拒绝。幸运的是海伦自己极度自尊，因为如果她没有高度的自尊，最终就会恨他。就这样，他们很幸运。很多伴侣住在一起以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一些伴侣从来没发现这一点。另外的人结了婚，不爱对方的觉悟总是在他们生命中尴尬的时刻到来。而盖普和海伦的婚姻呢，他们几乎不算了解对方，但他们有直觉，而且在他们结婚后就固执地下定决心爱上对方。
也许因为他们都太忙于追逐各自的事业，这让他们没空对两人的关系详加考察。海伦念了两年大学就毕了业，她才23岁就获得了英语文学的博士头衔，24岁时开始她的第一份工作，在一间女子学院里任助理教授。盖普花了五年工夫才写完第一本长篇小说，但那是本不错的小说，会给他挣得年轻作家的尊敬和声誉，尽管没让他赚到多少钱。到那时为止，都是海伦在赚钱。海伦上学和盖普写作期间，珍妮养活他们。
第一次读珍妮的书时，海伦比盖普更吃惊，盖普毕竟和他母亲一起生活，对她的古怪毫不惊讶，根本视若平常。然而盖普倒是对这书的畅销大为吃惊。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公众人物，成为别人书里的主人公，他还没写出自己的书呢。
这书的编辑，约翰·沃尔夫，不会忘记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珍妮·菲尔兹的那个早晨。
“有一个护士找你。”他的秘书翻着白眼说，就好像她老板身上有一桩亲子认定关系官司缠身似的。约翰·沃尔夫和他的秘书怎么也想不到，珍妮的公文包那么沉是因为里面装着1158页手稿打印件。
“这书写的是我自己，”她告诉约翰·沃尔夫，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大摞手稿放在他桌上，“你什么时候能读一下？”约翰·沃尔夫觉得这架势好像这个女人要待在他办公室里等他读完似的。他瞟了一眼第一句话（在这个思想肮脏的世界上，你要么是妻子，要么是情妇，要么就很快会成为两者之一……）然后想到：啊老天，我如何才能摆脱这人啊？
后来，他当然因为找不到她的电话而焦虑至极，因为他想告诉她：“好！这书我们出定了！”他不知道珍妮·菲尔兹是史第林的厄尼·霍尔姆家中的座上宾，珍妮和厄尼彻夜长谈，夜夜谈（出于通常的那种父母发现自己19岁的孩子要结婚的担心）。
“他们每晚能去哪里？”珍妮说，“他们不到两三点不回家，昨天晚上还下雨了。下了一整夜，他们连辆车都没有。”
他们去了摔跤室。海伦当然有钥匙。而且摔跤室的垫子对他们来说比什么床都舒服熟悉不过。还更大。
“他们说他们想要孩子，”厄尼抱怨道，“海伦得先念完书。”
“有了孩子，盖普永远写不完一本书。”珍妮说。毕竟，她想着自己可是等了18年才开始写她的书。
“他们都很用功。”厄尼说，安慰自己和珍妮。
“他们非得用功不可。”珍妮说。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先一起住住看，”厄尼说，“如果住在一起没问题，那么就让他们结婚吧，然后让他们生孩子吧。”
“我不懂为什么有人会想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珍妮·菲尔兹说。厄尼看着有点儿受伤。
“可是，你喜欢和盖普住在一起，”他提醒她，“我喜欢海伦和我住一起。她在学校的时候我真想她。”
“是欲望，”珍妮不祥地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病态的欲望。”
厄尼担心她，他不知道她马上就会从此变得有钱有名。“来罐啤酒吗？”他问珍妮。
“不了，谢谢。”珍妮说。
“他们是好孩子。”厄尼提醒她。
“但最终还是都屈从于欲望了。”珍妮闷闷不乐地说，厄尼·霍尔姆小心翼翼走到厨房给自己又开了罐啤酒。
珍妮的自传中关于“欲望”的章节让盖普特别尴尬。成为一个有名的非婚生子是一回事，而成为有名的青春期欲望的病例，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他私人的性冲动变成了受欢迎的故事。海伦觉得写得很好笑，尽管她承认无法理解他为何会被妓女吸引。
“欲望让举止最得体的人表现得丧失本性。”珍妮·菲尔兹写道，这句话特别惹盖普生气。
“他妈的，她懂个屁？”他尖叫着，“她从没感受过性欲，一次也没有。她是权威！那就跟听一棵植物描绘哺乳动物的动机一样。”
但其他人对珍妮的评价比较客气，尽管较严肃的期刊偶尔会指摘她实际的写作水准，但媒体总的来说对这书都很有好感。有人这么写道：“第一本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自传，充满了对一种活法的赞颂，以及对另一种活法的奚落。”另一个人写：“这本勇敢的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主张，女人无需任何性牵绊也可以拥有完整的人生。”
“现如今，”约翰·沃尔夫给珍妮的书写的序言这样说，“你要么在一个对的时间被当成对的声音，要么你就被贬为一无是处。”她在一个对的时间被当成了对的声音，但当珍妮·菲尔兹穿着白色护士服坐在约翰·沃尔夫只带最喜欢的作家去的餐厅里时，她却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很不舒服。她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词让她想起女性生理卫生和华伦泰疗法。毕竟她是护理专业出身。她不好意思地说，她想她只不过对如何生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因为她的选择不热门，她感到非得说些什么来自辩不可。讽刺的是，大批塔拉哈希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年轻女性觉得珍妮的选择非常热门，她们因为自己计划怀孕引发了小小争议。有那么一段时间，纽约特立独行的女性被称为“珍妮·菲尔兹实践者”。但盖普总是叫那“格里尔帕策实践者”。而珍妮只是觉得女性和男性一样，起码应该可以有意识地决定自己的人生，如果这样她就成了女权主义者，她说，那么她想她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约翰·沃尔夫非常喜欢珍妮·菲尔兹，他尽可能给珍妮打预防针，说她可能无法理解她的书招致的攻击和赞誉。但珍妮从来没能完全理解这书的“政治性”，或者说不理解这书如何被人当成政治性很强的书来利用。
“我受的是护理训练，”她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坦诚地说，“护理工作是我喜欢的第一件事，也是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对我这个健康的人来说，护理工作很实用，我一直很健康，做护士能帮助那些不健康的人或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我想我只是抱着这种心态自己也想写一本书。”
在盖普看来，他母亲一生都是护士。她护理儿子念完了史第林学校，她不厌其烦地催生了自己奇怪的人生故事，最后，她成了有难处的女性的某种护士。她变成有名有力量的人物，女人们向她寻求建议。随着自传爆红，珍妮·菲尔兹发现了一整个国家面临人生选择难题的女性，这些女性从不走寻常路的珍妮那里得到了鼓励。
她本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开设建议专栏，但珍妮·菲尔兹现在觉得写够了，就如她当年决定不再念书了一样，也像她决定不再待在欧洲了一样。某种程度上，她从未不想再护理别人。她的父亲，那位受惊的鞋王，在珍妮的自传出版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离世，尽管珍妮的母亲从未责怪过是珍妮的书导致了这场悲剧，珍妮也从没怪过自己，但珍妮知道她母亲无法独自生活。不像珍妮·菲尔兹，珍妮的母亲习惯和别人一起住，她现在老了，珍妮想到她在犬首湾的大房间之间晃晃颠颠地走来走去，毫无人生目的，没了伴侣之后完全丢失了仅余的神志。
珍妮便跑去看护她，也就是在犬首湾的大宅里，珍妮开始充当女性顾问，用她那直截了当的本事帮她们作决定。
“哪怕是变态的决定！”盖普哀号道，但他很高兴有珍妮负责他的开销。他和海伦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叫邓肯的男孩儿。盖普常常开玩笑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分成那么多短小的章节就是因为邓肯。盖普在喂奶、哄睡觉和换纸尿裤的间歇写作。“这是短镜头组成的长篇，”他后来宣称，“全亏了邓肯。”海伦每天都要去学校，是因为盖普答应带孩子她才肯生的。盖普喜欢从来不用出门这一点。他边写作边照顾邓肯，他煮饭写作然后再照顾邓肯。海伦回家来，等着她的总是个挺幸福的家庭主夫，只要盖普的小说进展顺利，无论多机械的家务他都甘之如饴。实际上，越不用动脑子的家务还越好。每天有两个小时他把邓肯交给楼下公寓的女人，自己去健身房锻炼。他后来成了海伦任教的这所女子学院的一道奇景，他绕着曲棍球场一圈圈不停地跑，或者在体操选手专用的健身房一角连续跳半小时绳。他怀念摔跤，他怪海伦，说她应该去有摔跤队的地方上班。海伦抱怨说女校的英语系太小了，而且她不喜欢班上一个男生也没有，但这份工作还不错，她会继续干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机会出现为止。
新英格兰的任何地方都挨得很近。他们能常常去看望住在海边的珍妮和住在史第林的厄尼。盖普会带邓肯去摔跤室，把他像球那样滚。“这里就是你爸摔跤的地方。”他告诉儿子邓肯。
“这里是你爸做所有事的地方。”海伦告诉邓肯，指的当然是邓肯自己的孕育，还有她和盖普被关在空无一人的西布鲁克体育馆的第一个雨夜，在这地上铺着深红垫子的房间。
“哎，你到底还是逮着我了。”海伦当时含泪小声对他说，但盖普背靠摔跤垫摊开四肢，想着究竟是谁逮着谁了。
珍妮的母亲去世后，珍妮更常来看海伦和盖普，尽管盖普讨厌他母亲所谓的“随从”。珍妮·菲尔兹和一小撮她的核心粉丝一起来，偶尔也有其他自觉身处一场号称女性运动中的人跟着，她们常常向珍妮寻求支持和背书。总是有什么诉讼或社运需要穿着纯白护士服的珍妮站台讲话，哪怕珍妮很少演讲，也讲不长。
通常是在其他人的演讲之后，她们便介绍珍妮。穿着护士服的她一下就被认了出来。50多岁的珍妮·菲尔兹是个健美有魅力的女人，爽快又实在。她会站起来说“这很对”，或者有时候说“这不对”，视情况而定。因为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作出了困难的抉择，因此人们相信她也能在女性问题上站对边。
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让盖普气闷了好几天。有一次，一个妇女杂志的记者问可否来采访一下他，身为著名女权主义者的儿子是什么滋味？记者挖出了盖普选择的生活方式，她愉悦地称之为“家庭主夫角色”，盖普就冲她发火了。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要乱编名字。我不过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妈一直以来也不过如此。只做她想做的。”
记者紧逼不放，她说他口气有点儿酸。当然了，一定很不容易，她提示道，身为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却有个享誉全球的作家母亲。盖普说主要是被误解让他难过，他并不嫉妒他母亲的成功，他只是偶尔会不喜欢她的新随从。“那群寄身在她身上的跟屁虫。”他说。
这篇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文章指出，盖普也“寄生”在他母亲身上，还过得很舒服，而且他没有权利敌视女权运动。这是盖普第一次听说“女权运动”。
没过几天珍妮来看他。和一个打手一起来，这是盖普给她起的名字：她是个高大、沉默、阴郁的女人，躲在盖普公寓的门口并且不肯脱下大衣。她谨慎地看着邓肯，好像带着极端不快在等着孩子可能触碰她的时刻到来。
“海伦在图书馆。”盖普对珍妮说，“我要带邓肯出去走走。你来吗？”珍妮带着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和她一起来的高大女人，那女人耸了耸肩。盖普觉得他母亲自从成名以来最大的弱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容易被所有老弱病残的女人利用，这些人希望能写出珍妮的自传那样成功的东西来”。
盖普讨厌在自家公寓里被母亲这个不言不语的同伴震慑，这女人高大到足以做他母亲的保镖了。也许她就是保镖，他想。母亲带着这个强壮的男人婆护卫的不愉快的画面掠过盖普心头，这个凶猛的女杀手会挡开所有想要摸珍妮白制服的男人的手。
“妈，这女人的舌头有什么问题吗？”盖普小声问珍妮。这个女人高高在上的沉默惹恼了他，邓肯想要和她说话，但这女人只是飞过来一个叫他安静的眼神。珍妮静悄悄地告诉盖普这女人不说话是因为没有舌头。真的没有。
“是被割下来的。”珍妮说。
“天哪，”盖普轻声说，“怎么会这样？”
珍妮白了他一眼，这习惯是从她儿子那学来的。“你真的不读书看报的，是吗？”珍妮问他，“你总是懒得关心时事。”“时事”对盖普来说永远没有他正在编造的东西重要，也就是他在写的东西。他对他母亲的诸多不满之一（自从她参与女性政治运动以来）就是她总是讨论新闻。
“你是说这是新闻？”盖普说，“我错过了什么众所周知的舌头意外伤害事件啊？”
“哦上帝，”珍妮不耐烦地说，“不是众所周知的意外。是故意的。”
“母亲大人，有人把她的舌头割掉了？”
“完全正确。”珍妮说。
“老天。”盖普说。
“你没听说过艾伦·詹姆斯吧？”珍妮问。
“没有。”盖普承认。
“这个嘛，现在有一个女性协会，”珍妮告诉他，“就是因为艾伦·詹姆斯的事而成立的。”
“她发生了什么事？”盖普问。
“她11岁那年被两个男人强奸了，”珍妮说，“然后他们把她舌头割掉，这样她就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是谁、长什么样了。他们太蠢了，不知道11岁的人会写字。艾伦·詹姆斯把男人的情况详细描写了出来，他们被抓了，然后他们受审被定罪。监狱里有个人杀了他们。”
“哇，”盖普说，“所以那位就是艾伦·詹姆斯？”他轻声地开始用尊敬的口吻讲到那个高大的沉默女人。
珍妮又白了他一眼。“不是啦，”她说，“那是艾伦·詹姆斯协会的成员。艾伦·詹姆斯还是个孩子，她是个金发的瘦弱小女孩儿。”
“你是说艾伦·詹姆斯协会的人到哪里都不讲话？”盖普说，“就好像她们没了舌头一样？”
“不是，我是说她们真没有舌头，”珍妮说，“艾伦·詹姆斯协会的人都找人给自己割掉了舌头，来抗议艾伦·詹姆斯的遭遇。”
“哦，天哪。”盖普说，重新以一种厌恶的眼神打量那个大个子女人。
“她们叫自己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珍妮说。
“我不想再听这恶心事了，妈妈。”盖普说。
“嗯，站在那里的女人，就是一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珍妮说，“是你自己想听的。”
“艾伦·詹姆斯现在几岁了？”盖普问。
“她12岁，”珍妮说，“这事是一年前发生的。”
“那么这些艾伦·詹姆斯主义者，”盖普问，“她们开会吗？选主席和财务主管什么的吗？”
“你怎么不自己问她？”珍妮说，她指站在门口的呆瓜，“你不是说不想再听了吗？”
“她没有舌头拿什么来回答我的问题？”盖普压低嗓音说。
“她会用写的，”珍妮说，“所有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都随身带着一本小本子，她们会写给你看她们要说的话。你知道写是什么，不是吗？”
还好，这时海伦回来了。
盖普以后还会见到更多的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尽管艾伦·詹姆斯的遭遇，给他的触动很大，但他对那些恶心的成人模仿者只有厌恶，她们的习惯是递给别人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类似这样的话：
“你好，我是玛莎。我是一名艾伦·詹姆斯主义者。你知道什么是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吗？”
如果人家不知道，她们就会递过来另一张卡片。
艾伦·詹姆斯主义者，对盖普来说，代表了那种吹捧她母亲的女人，她们利用她帮助推进自己粗浅的社会诉求。
“我来告诉你那些女人的真相吧，妈妈，”他有一次对珍妮说，“她们肯定本来讲话能力就很差，她们一生当中从来没什么值得一说的，所以她们切掉舌头不算什么伟大牺牲，而且事实上还能为她们避免许多尴尬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就缺那么点儿同情心。”珍妮说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对艾伦·詹姆斯。”盖普说。
“那群女人自己一定也在别的方面受过苦的，”珍妮说，“这就是为什么她们想团结起来。”
“然后给自己施加更多痛苦吗，妈妈？”
“强奸是每个女人的问题。”珍妮说。盖普顶讨厌他母亲这种“每个人”都如何如何的说法。他觉得这是把民主推往愚蠢极端的例子。
“也是每个男人的问题，妈妈。下次再有强奸案，我猜我也应该把我那家伙割下来挂在脖子上。你也会尊重这种行为咯？”
“我们说的是真心的表态。”珍妮说。
“我们说的是真蠢的表态。”盖普说。
但他会一直记得他所见的第一个艾伦·詹姆斯主义者，那个和他母亲来他家的大个子女人，她离开时写了张字条塞在盖普手里好像给他小费那样。
“妈搞了个新保镖。”她们挥手说再见的时候盖普小声对海伦说。然后他读了保镖的便条。
“你母亲有两个你那么值钱。”
便条写道。
但他实在无法说他母亲什么不好，因为盖普和海伦结婚的前五年，珍妮都在养活他们。
盖普开玩笑说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叫作《拖延》是因为他写了太久，但他持续认真地写着，盖普很少犯拖延症。
这部小说被说成是“历史小说”。背景是战争年代的维也纳，从1938年到1945年，一直写到苏联占领期间。主人公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德奥合并之后他得小心隐藏行踪，只待一个袭击纳粹的合适时机。他等了太久。重点是，他应该在纳粹占领前就袭击，但当时他尚无法确定任何情况，他还太年轻无法看清局势。而且，他母亲，一个寡妇，珍爱自己的私生活，不关心政治，她藏着她死去丈夫的财产。
战争年代，这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泉宫当动物园管理员。维也纳人民闹起了严重的饥荒，夜袭动物园便成了普遍的偷食方式，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决定放走剩下的动物，它们当然无须对国家自身的拖延和纳粹的默许负责。不过那时这些动物自己也在挨着饿，无政府主义者一放它们，它们就把他给吃了。“这不过是天性使然。”盖普写道。这些动物，反过来，也很轻易地遭到了游荡在维也纳觅食的暴民的屠宰，就在苏联军队进城以前。那依然是“天性使然”。
无政府主义者的母亲活了下来，住在苏占地区（盖普把她安排在他和母亲住过的施温德路上的公寓里），她现在一次又一次见到苏联人的暴行，他们强奸，军官都不例外，这可怜的寡妇终于无法容忍。她眼见这座城市重现中庸和自满，这让她想到纳粹势力抬头期间自己的不作为，对此悔恨非常。终于，苏联人走了，1956年，维也纳再次重获主权。但这女人哀悼着儿子和她被毁坏的国家。每个周末她都在部分得到重建的美泉宫动物园逛逛，动物园又重现健康。忆起打仗时她偷偷来这里看儿子。是匈牙利革命的爆发促使这位老妇采取了最后的行动。成千上万的新难民涌入维也纳。
为了给这座沾沾自喜的城市敲响警钟，希望人们不要再作壁上观，任凭事态发展，这位母亲想要学她儿子：她放走了美泉宫里的动物。但动物们现在都被喂养得很好很满意，只有几只还能被赶出笼子，而那些走出去的轻而易举就被困在美泉宫的花园小径之间，最终它们还是走回了笼子，毫发无伤。一头老熊为剧烈的腹泻所苦。这位老妇的放生之举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实现。这位老妇被捕了，一名警方医生检查时发现她有癌症，已到了末期。
最终，讽刺的是，她藏着的钱还算有点儿用处。她死得倒风光，在维也纳唯一的私人医院鲁道芬纳豪斯里去世。死前她梦到有些动物逃出了动物园：是一对年轻的亚洲黑熊。她梦到它们活了下来并繁衍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它们成了多瑙河山谷中的一个新物种。
但这不过是她的想象。小说结束在这老妇死后，美泉宫动物园里的腹泻熊之死。“现代以来革命太多了。”一名书评人写道，他将《拖延》称为“一部非马克思主义小说”。
小说收获了史料确凿的赞誉，盖普对这一点并不太在意。也有人指出它的原创性，以及如此年轻的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能有如此独特的视角。约翰·沃尔夫是盖普的出版人，尽管他答应盖普不会在书衣折边上提到他是女权主义英雄珍妮·菲尔兹的儿子，但鲜有评论者不提这事的。
“现在珍妮·菲尔兹的儿子出了名，”一个评论者写道，“他真的得偿所愿成了作家，了不起。”这类评论，还有其他关于盖普和珍妮母子关系的可爱解读都和作品无关。盖普对人们无法就事论事阅读和讨论书的好坏大为生气，但约翰·沃尔夫向他解释说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大多数读者都对他本人比对他亲手写的书更感兴趣。
“年轻的盖普先生还是在写熊，”一个聪明人批评道，他够有精力的，还从不知名的杂志里挖出了那个格里尔帕策故事，“或许，等他真的长大，他才会写人的故事。”
不过总体来说，这本文学处女作引起的反响，还是比大部分更多的籍籍无名之作要大。当然，这书从未畅销，也没有让盖普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不会让他像他母亲那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商品”，用他说她的话来说。但这书不是那种书，他也不是那种作家，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作家，约翰·沃尔夫告诉他。
“你还想怎样？”约翰·沃尔夫写信给他，“如果你想变得有钱出名，你就排错了队。如果你是认真想搞创作，就不要叽叽歪歪。你认真写了本书，书也正式出版了。如果你想靠它吃香喝辣，你说的就是另一回事。而且给我记住：你才24岁。我想你会写出更多的书。”
约翰·沃尔夫是位值得尊敬有智慧的人，但盖普不确定，而且也不满足。他只小赚了一笔，而现在海伦也领薪水了，既然他不需要珍妮的钱了，他觉得她要是给他的话，也不妨拿一点儿。而且他感到自己至少取得了另一种回报：他问海伦可否再生个孩子。邓肯已经四岁，他已经够大了，该懂得喜欢弟弟或妹妹了。海伦同意了，因为有盖普带邓肯，她很轻松。如果他愿意在写作下一本书的章节之间换纸尿裤，那么就听他的吧。
不过盖普并不仅仅是为生而生。他知道他是个过分小心、担心过头的父亲，他感到如果有另一个孩子来吸收他多余的紧张，他对邓肯那种身为父亲的恐惧压力就能减轻。
“我非常幸福，”海伦对他说，“如果你想再要个孩子，我们就生。我只求你能放轻松些，我只求能让你更快乐。你写了本好书，现在要写下一本。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但他对《拖延》收到的评论发牢骚，抱怨销量。他对他母亲吹毛求疵，还大笑她的“马屁精朋友”。终于海伦对他说：“你要的太多了。太多名不副实的赞誉，或爱，或什么东西，反正都是名不副实的。你希望这个世界对你说：‘我爱你写的东西，我爱你！’这就要的太多了。实际上很病态。”
“这就是你对我说的话，”他提醒她，“‘我爱你写的东西，我爱你！’你说的一模一样。”
“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海伦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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