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顾伯伯，当那天，电视新闻中播报出您逝世消息的当时，我正在厨房中帮忙母亲洗碗。父亲高声叫我快去客厅，我冲到电视机前，正好听见新闻的尾声；证实您已走了。

证实了您的远行，我将双手清洗干净，回到自己的房中，将门轻轻关上，在暗室里静坐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在心中反覆为您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顾伯伯，知道您府上虔信佛教，而我却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在这个时刻——您的灵魂还不远的时刻，我唯有将全心全意的念力，以这四个佛家的字，反覆诵念，只愿在这不断的梵音里，使您这条路走得更安稳更安详。

念了几千句“阿弥陀佛”之后，想到此时顾伯母的心情，还有您孩子的心情，我跪在地上，将脸埋在手中，唯有向沉默不语的上天哀哀祈求，请他在这最艰难的一刻，安慰顾伯母、安慰这一群从此失父的孩子，也安慰跟随了您——顾伯伯一辈子的那些老部下忧伤的心灵。

那一个晚上，想念着您们全家，彻夜不能阖眼——那个朴素而有着深厚教养的可敬之家。

不，我不要在那时候立即打电话过去。这种时候，是属于你们最亲密的全家人，绝对不能打扰。而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悲伤，不停地把今生对您的敬和爱，在诵念中传递给已经上路的您。顾伯伯，也许，您已经不记得我了，可是让我——一个渺小的小辈，也悄悄伴送您一程吧。

过了十天左右，这才打电话到您府上去，接电话的是八妹的女儿，我跟她说：“请妈妈来听电话。”八妹接听的当时，我们在电话中哽咽不能成声。问她：“顾伯母怎么样？”八妹哭说：“妈妈很伤心。”又问：“那我的老师呢？什么时候回来？”妹妹说：“就是这几天，哥哥会赶回来。”

“八妹，请你告诉我，我可以做什么？”问出来这句话时，内心是那么地感到无力，明知做什么也取代不了丧夫、失父的剧痛，这明明是白问的，虽然出于一片至情。

挂上了电话，想到我的恩师顾福生，想到他乘飞机赶回来向父亲告别的心情，我又疼又惜。只恨自己受恩一辈子，对于这家人，却完全不能报答于万一。

想起小时候的情形，那些日子和长长的岁月，就如电影一般地在眼前再次流过。

自闭症，我的，经过了多少心理医生都治不好，是我的老师——顾福生，在每周一次的画室里用耐心和爱心，经过了一年整的时间慢慢开启了我对外面世界的窗、门，还有路。

当时，总是在星期五去学画画，有时，心理障碍又来，就走不出去，老师也没有逼过我。也是在一个星期五的黄昏，那天，我一个人在画室中画一堆静物，天暗了，已近黄昏。老师平日并不守在我背后一笔一笔地钉住我，那会使我紧张，老师总是到其他的房中去，每隔几十分钟，才来看一下我的作品。

那个黄昏，在一幢日式房子后院搭出来的画室中，顾伯伯，我第一次看见了您。

画室的光线暗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是您，顾伯伯，推开了纱门，进来，含笑着对我点点头。当时，我见来的是老师的父亲，立即站了起来，向您轻轻弯了一下身。不知要说什么，心里吓得不得了，而我面对的却是一个如此可亲的长者。

“为什么不开灯呢？画完了吗？”您问我。

我想告诉您，顾伯伯，如果一开灯，那堆静物的光影会改变，可是我不敢说。您又对我笑一笑，把画室的灯，替我点亮，然后走了。

四颗星星的上将，为着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点亮了一盏灯——那生命中第一盏引路的灯。

一年之后，恩师去了法国，本以为这一来又要长门深锁，再也不出门去。没有想到，老师的妹妹：一对双胞胎——七妹八妹，主动地伸出友爱的手，在我没有一个朋友和同学的闭塞日子里，做了我少年时代的好友。

再见到顾伯伯您的一次，已是七妹八妹高中毕业的时候了。那天，我也被邀请去参加那场毕业典礼。当我打扮好自己，坐三轮车赶去您府上的时候，正听见顾伯伯您说：“可以去了吧？”而顾伯母在回答：“还有陈平没有来呢，再等一等。”那时，我走进门，看见顾伯伯您穿上了神气万分的军装，七妹，站在父亲面前为您轻轻做最后的整装。那一次，我好似是您们全家活动中唯一的外人，而我所受到的爱护和照拂却是极友爱又亲切的。

七妹、八妹高中毕业之后进了辅仁大学，虽然我们三个非常渴望一起去做同学，结果命运却将我安排去了文化大学——当年的文化学院。从那时开始，我的心理障碍慢慢地减退，没到两年半，我离开了台湾，由一朵温室中的花朵，彻底改变成为一个克勤、克俭、刻苦的青年。

许多年住在国外，心中常常想念顾伯伯您们全家。这份想念，与其说是思念，倒不如说是今生今世心中默默的感恩，因为这份感恩无以回报于万一，常使我在异国的深夜里怅然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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