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还在讲电话，电线那边的王新莲已经被我的回忆变成了数年前的形象。虽然她一再地说：“我变了，我变了，完全变了……”

闭上眼睛，又是四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浮现。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中南部旅行，是——“今天不回家”的一种日子。

我们四个：阿潘——越云、齐豫、王新莲——莲莲，加上我。为着一张叫做“回声”的合作唱片，离开了台北市，在中南部许多电台“做功课”。

我喜欢把工作叫做“功课”，用字不同，其中童年心理的诗化，仍然有助工作时强大的游戏感觉。

其实，功课百分之九十九都做好了，以那张唱片而言。我们的情绪或多或少不再感染那最初空无一物而又必须实践的压力，都能再笑了。

就是那一天，在一家旅馆里，莲莲突然讲起一部她认为很好而我没有看过的电影。起初，她坐在地上讲、讲、讲，双手已经舞动，后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我身旁绕圈子，最后讲到精彩结束时，砰一下倒在床上，两只瘦腿一搁给搁在墙上，整个上半身悬吊在床外，双手一摊，脸上的表情突然放松——停止了。

当时，我不能进入莲莲讲的电影里去，一直张大了眼睛，观察她本人的出神入化。也悄悄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前半年的日子，我居然被这个儿童给整到失去记忆？”两度冷眼看看莲莲，她还是装死在床上，脸上充满了幸福光辉，微微含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儿童。

“嗳，我不想读你。”我对自己说。

在房间里梳头，发夹还没有别上，她那间里面传来惨叫——不——要——我伸头去看看，齐豫手里拿着一把毛蓬蓬的大刷子，说道：“一点点，一点点嘛！你看，都不红，看不出来吔！”那个抵死反抗的莲莲，脸上肯定没有一丝胭脂影，手里抓了面镜子，另一只手开始急速动作擦脸颊。

我看着这两个快乐儿童，没有什么想加入的冲动，还是不明白她们目前这副样子，怎么可能将我记忆中一百八十个电话号码都给炸光——包括自己家中的。还有地址。

王新莲和齐豫，是我的“制作人”，她们“制”我的歌词。

或说，当这两个妹妹承担下《回声》这张唱片的全部制作时，我以为，在音乐部分她们是在行的，至于文字部分的观念，她们管不到我。

还是没法忘记那歌词部分本身所遭受到的小劫。我看见自己一次一次灯下涂写，第二三四日的整个下午，莲莲和齐豫跟我再度讨论更改。不然全部打回票——很无情的。

我看到自己在九个月后已然趴在地板上，莲莲蹲在我身畔，微笑的，说：“那你再想想，好，休息一下再想想，我们不逼你。”我生平第一次想得想逃到宇宙之外去——她们怎么不逼人？那时已经不能提笔了，都是用讲的。莲莲又再讲：“那你要把星星摆在哪里呢？”在她和齐豫问了一百五十次不同的摆法又不满意时，我说：“四——面——八——方。”她们一拍手，我知道这一句答得好的一刹那，脑子就炸掉了，住了十七天医院。

也因为那次的共同工作之后，使得莲莲和齐豫突然在南部变成小孩子的情况，令我不想去再读她们。

九个月的时光里，等于差不多一年了。莲莲和齐豫工作起来那份不要命的狠劲，并不能吓倒我，在另一个角度上分析，我也有这种性情。可是小看了她们在文字上的极度敏锐和坚持，是我个人对她们掉了轻心。

她们表面上有一种伪装，使人觉得糊糊涂涂，散散漫漫，其实不是的。她们以歌唱著名也只是一部分事实，正如我的文字一样。其实我们的“余力”还可以活得相当多元化——包括做做家事、旅行、数钱、记住约会的时间、别忘了偶尔变成小孩子……当然，她们不会忘记音乐，正如我难以完全放下这枝笔相同。

在《回声》这张唱片中，莲莲挑去了我的一首歌词《远方》，由她担任配乐。我将那卷音乐带寄到维也纳去，给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回信很快地来了，追问《远方》的编曲者是谁，说她好。

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想打个电话给莲莲的，后来匆匆离国，就此把自己变成了不再拥有回声的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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