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这是个百年难遇的案子。”她说。

“确实是。”我回答道。

“那我愿意留下来，为了你留下来，这样你就能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办这个案子了。你给他回电话吧，跟他说别找别人了，你跟他一起办。”于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

帕特和我花了几个月了解这个案子，学习黑帮的那些门道。我们向一个专家请教，他可以说是美国最了解西西里黑帮的人了。幸运的是，他的办公室离我们很近。他就是肯尼斯·麦凯布（kennethmccabe），纽约警察局前探员。肯尼后来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担任侦查员，参加了早期打击黑帮的斗争。肯尼是个大块头，身高1米9，体重超过110公斤，说话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纽约腔。他在纽约警察局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了20年，知道每个黑帮成员的样貌、名字和外号，因为他监视过数不清的黑帮成员的婚礼、葬礼，和几百名黑帮成员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很长时间以来，纽约的联邦调查局打击黑帮犯罪小组并不愿意将黑帮成员的葬礼和婚礼列入监视范围。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猜可能是探员们并不想大老远跑去做那些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的事儿，更别提婚礼和葬礼很多都是在周末或是晚上。但肯尼觉得婚礼和葬礼很重要，因为在这些典礼上，只要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很多信息。因此，他风雨无阻、夜以继日地观察并记录这些信息，持续了很多年。

与此同时，黑帮家族也知道肯尼斯·麦凯布的存在，并把他视作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肯尼能理解这些黑帮成员希望被人尊重，也确实以黑帮的礼仪尊重这些黑帮成员。肯尼从不在黑帮成员的家里传唤他们，也不在他们的妻子或儿女面前逮捕他们。因此，只要有哪个黑帮成员想弃暗投明，肯尼斯·麦凯布是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人。

肯尼带我们了解了黑帮生活的基本准则，然后带着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探员去拜访那些已经投诚的原黑帮成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正是他们为我们解决这个案子提供了基础。我们拜访的其中一个投诚者就是前文提及的“公牛萨米”——萨尔瓦多·格拉瓦诺，甘比诺犯罪团伙的前二把手。

1992年，我和帕特、肯尼一起到一个联邦监狱拜访格拉瓦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黑帮头目。我至今记得，在等待狱警去带格拉瓦诺出来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儿紧张的。这场会面会顺利吗？这个当年叱咤风云的黑帮人物会怎么看待面前这两个年轻的检察官？和一个自认杀了19个人的犯罪分子见面，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格拉瓦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囚服和一双没有鞋带的橡胶底鞋子走进了房间。他眼光锐利，扫视了一圈之后看向了大块头的肯尼。他并没有自我介绍，也不需要自我介绍。他一边对肯尼说“我很荣幸见到你”，一边跟肯尼握手。然后，他转头跟我和帕特打招呼。幸亏我们跟肯尼在一起，否则绝不可能这么顺利。

格拉瓦诺是位重要证人，他靠着谎言一步步爬上了黑帮高位。在被逮捕之后，又被联邦政府逼迫说出关于黑帮的真实信息，以便政府能有效摧毁西西里和美国内部的黑帮组织。他充满谎言和杀戮的生活成为寻找真相和正义的必要条件。在他与政府的合作结束之后，他被法庭开释，并加入了美国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头换面的他最终还是因犯罪被收监入狱了。

格拉瓦诺教会了我很多关于黑帮的知识，也让我知道黑帮的生活是如何“从一个谎言开始”的。同时，曾经的西西里黑帮杀手弗朗切斯科·马里诺·曼诺亚也给我讲了不少黑帮的故事。

像格拉瓦诺一样，曼诺亚也对美国的司法体系困惑不已。他很好奇，为什么帕特和我坚持要了解所有他曾参与过的犯罪活动，才能让他出庭做证。当然，这是出于美国法律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披露证人的所有相关信息来证实证人的可信度。尽管他并不明白这些法条，但因为意大利政府给他开出的豁免协议要求他必须与美国政府合作，因此他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亲身参与的25起谋杀案。

20世纪80年代，很多纽约的西西里黑帮成员都被卷入了一场清理门户的斗争中。只要他们找到了所谓的叛徒，他们就会把叛徒带到远离人烟的地方，然后将其勒死。曼诺亚给我们讲了他参与的一起案子。几个小时里，我们坐在那儿，听他用波澜不惊的语气给我们讲述了他如何通过精密的策划完成了一场残忍的谋杀。在他看来，勒死这种需要4个壮汉合力完成的杀人方法，与用枪在远距离射杀这种胆小鬼的做法相比，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

曼诺亚向我们解释道，黑帮成员绝对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美国黑帮内部，成员身份是绝对保密的。如果一个黑帮成员想认识另一个黑帮成员，那只能通过两个人都认识的另一个黑帮成员的介绍才行。这种防暴露的措施曾经促使曼诺亚杀了两个无辜的人。

根据曼诺亚的讲述，那次他和另一些黑帮成员被指派去调查他们所属的黑帮家族的地盘上发生的一些犯罪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未经家族许可。他们圈定了一些惯犯，然后把目标锁定在两个人身上。随后，他们把这两个人带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分别对两人进行讯问。不过，尽管他们用上了“囚徒困境”这种讯问手段，分别告诉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已经打算把他出卖了，让他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两组负责讯问的黑帮成员碰了头，商量之后认为这两个惯犯确实是无辜的。他们所调查的案子跟这两个人没有关系。

“然后呢？”我们问。

“我们把这两个人勒死了。”曼亚诺的语气没有一点儿起伏。

“为什么？！”帕特简直不能理解，“他们是无辜的啊！”

“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脸，知道了我们是西西里黑帮成员，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们活下去了。”

“那你们一开始还讯问他们干吗？”我说。

曼诺亚皱了皱眉，目光悲悯，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这是我们的义务。”

曼诺亚是我们在约翰·甘比诺这个案子中传唤的第一个黑帮杀手身份的联邦证人。随后，我们又传唤了另一名联邦证人加斯帕雷·穆托洛（gasparemutolo），他也是一个西西里黑帮杀手。我们意大利的同事曾把他藏在了意大利乡下一个空无一人的女修道院里。在他出庭做证前，帕特和我，还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起飞到罗马与他会面。到那之后，穆托洛亲手做意大利面招待我们。我们就一边享用这个绝顶杀手做的意大利面，一边听他讲他的黑帮传奇。

我原本以为自己在面对这个冷血杀手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点儿不同，但当他把咖啡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什么异样的感觉也没有。在电影里，这时候通常会有背景音乐响起，暗示些什么，或是灯光会变暗，但现实情况中什么都没有。恶魔也只不过长着一张普通人的脸。他会大笑，也会哭泣，有自己的偏好，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还能做出一盘美味的意大利面。这些杀手故意选择了和普通人不同的生活，之后便再也不能回头。他们用自己的逻辑，为自己的谋杀找一些正当的借口。这些人中，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对杀人这件事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第一次杀人确实极其困难，但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就没什么了。

穆托洛杀过多少人，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他能记住名字的有30多个，还有七八个连名字也记不住，剩下的就更不用提了。他记得自己杀过一个叫加拉塔罗的人，还想起来曾经用一把砍骨刀捅了另一个叫加拉塔罗的人，但那个人没死。在证人席上，他说自己还杀过一个叫加拉塔罗的人。那这样算起来，他一共杀了两个加拉塔罗，还用刀砍伤了另一个加拉塔罗。

那些日子里，白天我在法庭上，听穆托洛作为证人讲述黑帮里死亡和犯罪的秘密，晚上我就去美国法警署控制下的一个安全屋拜访格拉瓦诺。在此之前，格拉瓦诺已经在布鲁克林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庭上，指认了黑帮家族头目约翰·高蒂。在这次庭审上，辩方律师对陪审团讲述了格拉瓦诺的19次杀人经历。格拉瓦诺本人并不知道，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陪审团事先习惯听到黑帮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儿，这样当格拉瓦诺作为关键证人出庭做证的时候，至少让陪审团更愿接受他的证言。

然而，格拉瓦诺认为这是他黑帮生涯中的一大耻辱。一天晚上，我到安全屋去看他。他把一张纽约小报摔在我面前，一脸嫌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记录了每个出庭做证的黑帮成员杀了多少人，那些西西里黑帮杀手的杀人数量远远高于他。指着这份报纸，格拉瓦诺对我吼道：“吉姆！你这就是在让我难堪！”

多亏了数十位联邦探员和检察官的辛苦工作，西西里黑帮被成功摧毁。黑帮的头目被捕入狱，他们在大西洋两岸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奇怪的是，约翰·甘比诺在很多重要的指控上都得到了陪审团11∶1的票选结果，但他在重审之前招供，承认自己有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最终死在了监狱里。在他死后，依然有人打着意大利黑帮的旗号活动，但那不过是群小喽啰组成的乌合之众，与“幸运儿”卢西安诺等人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些小打小闹更像是在演《黑道家族》，只不过身边并没有红颜知己般的治疗师罢了。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阿尔·夏普顿是美国非裔美国人浸信会牧师、民权运动家、社会正义运动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