歹徒对皮特吼道：“小畜生！你不是说家里没别人了吗！”

然后他放开了皮特，命令我躺在皮特旁边。他站在我俩脚边，逼我们说出家里的钱藏在哪儿。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皮特的牛仔裤口袋里有一点儿钱，但他始终没有松口。而我当时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他了。我告诉他所有我能想到的可能有钱的地方——储钱罐里、钱包里、放奶奶给的一点儿零用钱的地方，所有可能藏钱的地方，我无一隐瞒。听完我的话，歹徒把我们丢在床上，自己找钱去了。

过了一小会儿，他回来了，用枪指着我们。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害怕极了，真的觉得我就要死了。绝望、恐慌和惧怕席卷而来，我开始默默地祷告。然而，就在下一秒，一阵寒意席卷而来，我的恐惧随之消失了。我开始分析，假如他先把皮特打死，我就要滚下床，抓住他的腿。然后，我开口说话，更准确地说，我开始撒谎，谎言一个接一个。我开始对这个男人说，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有多么疏离，我们有多么恨他们。我并不在乎他从我父母那拿走什么东西，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他的行踪。我的谎话滔滔不绝。

随后，歹徒让我闭嘴，让我们站起来。他押着我们走过主卧门口狭长的走廊，时不时停下来翻一翻他看到的房间或者壁橱。直到这时，我才开始相信，至少暂时相信，我会活下去。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脸，这样我就能跟警察描绘出他的样貌。他用枪筒从后背顶了我好几次，警告我不要看他的脸。

我又开始跟他说，一遍又一遍地跟他说，他应该把我们关在某个地方，我们会老老实实地待着，绝不会出来添乱，这样他就可以顺利逃脱。我开始苦思冥想，家里有什么地方能把我们关在里面。绞尽脑汁之后，我建议他把我们锁在地下室的卫生间里。我告诉他卫生间的小窗户打不开，因为父亲为了防寒把窗户封死了。但这并不属实，父亲确实在窗框上钉了塑料布，但只要轻推窗户的下框，就可以打开窗户。

他把我们带到地下室的卫生间，勒令我们待在这里不许动：“告诉你父母你们一直在这儿！”他又拿了个什么东西把卫生间的门顶住，以防我们逃跑，之后他便离开了。

歹徒离开后，我们听到了车库门开合的声音。在肾上腺素消耗殆尽后，我开始后怕，吓得浑身哆嗦。我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突然，那个歹徒的脸出现了！他正在从外面检查窗户是否能被打开。我感到毛骨悚然。待他的脸消失后，我对皮特说，我们得在这儿待着，等父母回来。皮特不同意：“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会再去伤害其他人的。我们得出去告诉别人。”我已经无法思考了，并没理解皮特的意思，也不敢想如果我19岁的姐姐崔茜真的在家，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拒绝了皮特的建议，我太害怕了。皮特和我争论了几句，然后说他要自己走。皮特把塑料布从窗上掀开，打开窗闩，把窗户推开，爬了出去。

在我的记忆里，我在窗边站了几秒，思考到底应不应该爬出去。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窗外的花园里了。双脚落地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了枪声。我四肢着地，一咕噜滚到了屋后花园中密实的灌木丛里。歹徒已经抓住了皮特，正在向我大喊：“小子！要么滚出来，要么就等着给你弟弟收尸吧！”我走了出来，歹徒破口大骂，骂我骗了他。一瞬间，另一个谎言从我脑海中冒了出来：“我们这就回地下室里去，这次一定会好好待着。”然后我向推开的窗户那儿走去。

“太晚了，小子！背对篱笆站好！”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觉得自己要死了。就在这一刹那，邻居家的狗森丹斯跳了过来，那是一只大型西伯利亚雪橇犬。紧跟着它的是我们的邻居史蒂夫·默里，他是一名高中地理老师兼橄榄球教练。

接下来的几秒钟，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记得我和皮特、默里教练一起跑进我家的房子，紧紧关上了门，把歹徒隔在外面。我们锁上了门，但歹徒还在外面，他手里有枪，很可能会去袭击教练的妻子和母亲，因为她们刚刚跟教练一起目睹了我家门口的这场骚乱。我竟然丢下她们自己跑了进来！我至今想起这一幕仍旧羞愧难当。

随后，我们爬上楼梯，关掉所有的灯，找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我找了一把大菜刀，拿在手里。那时候还没有911报警电话，我们只能给总机台打电话，要求转接警方。我跟一个调度警员通上了电话，他一个劲儿地告诉我要冷静。我说我冷静不了，一个持枪歹徒正在我家外面，还要再冲进来，我要求警察马上过来！一片黑暗中，我们在前门等候，争论着是否要去追那个歹徒。这时，一辆警车从门前经过，我们把门厅的灯闪了几下，警车停了下来。我们立刻把前门打开，径直跑向警官。我鞋也没穿，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菜刀。警官立刻从车上下来，掏出枪。我大叫：“别开枪！”然后指了指默里教练的房子：“他朝那儿跑了！他有枪！”歹徒从默里教练的房子里冲出来，跑向旁边的树林里。

各辖区的警车都涌向我们这条小街。我跳上自行车，光着脚，冲向不远处我爸妈正在上舞蹈课的教堂。我跳下车，把车扔在一边，猛地推开教堂的门，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爸！”大家都停下来，跑过来看我，我的父母冲在最前面。一看到我的脸，我母亲就哭了起来。

那天晚上，警察并没有找到那个“拉姆齐强奸犯”。几天后，一名嫌疑人被逮捕了，但并没有立案，随后嫌疑人也被释放了。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抢劫案和性侵案。

这段经历让我痛苦了许久。从那之后的5年里，我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想起他，不是时不时地想到他，而是每个晚上，他就像梦魇一样缠着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睡觉的时候，床边都会放上一把刀。那时，我并没意识到，实际上，这段令人恐惧的经历以其独有的方式让我从中受益。它让我一次次体会到从鬼门关走一遭的感觉，因此令我更加珍惜生命，相信奇迹。高三那年，我开始欣赏日落，开始观察树上的花蕊，开始领略世界的美。那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对于那些从未体验过死亡倒计时的幸运儿而言，我的这些举动未免显得有些奇怪。

正是因为“拉姆齐强奸犯”的出现，我从很早就意识到，我们生命中许多原以为珍贵无比的东西实际上一文不值。每当我跟年轻人传授经验的时候，我的建议看起来都会有些神经质。我会告诉他们：“闭上眼睛，坐一会儿，想象一下你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时候，你会对一切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房子、车子、墙上的奖状重要吗？谁在乎啊！你都要死了！你希望自己被怎样盖棺定论？”我告诉他们，我希望有人会愿意以己之力，相助他人，扶助弱小。我希望他们能坚守正义，发挥自身价值。这才是生命真正的财富。

这次经历并没有直接促使我走向成为一名执法人员的道路，至少没有让我立刻下定决心。我依然觉得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并且真的去威廉与玛丽学院念了化学专业，成为一名医学院预科生。有一天，我在去实验室的路上看到了布告栏里的一个词——死亡，我停了下来。这是一门宗教学院的课程，宗教学院与化学学院在同一栋楼，我去上了这门课。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一切。课堂上探讨的话题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兴趣，让我了解宗教世界中，人们如何面对死亡。于是，宗教学成为我的第二专业。

在宗教学院的课上，我认识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一位知名的哲学家与神学家。他的著作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尼布尔看得到世界的丑恶，了解人性的局限使我们不可能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但他依旧认为我们应该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寻找公平与正义。他从未听过乡村歌手比利·科灵顿（billycurrington）的歌“上帝很伟大，啤酒很香甜，而人类很疯狂”，但他应该会同意歌词里所写的，很可能还会添上一句“但你仍应该尽力，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寻找公平与正义”，尽管这并不会让这首歌一夜成名。尼布尔相信，政府公权力是寻找公平与正义的最佳工具。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不想做医生了。律师能够更加直接地参与寻找公正的路途。而这条路，应该是“给世界带来不同”的最佳方式。

lacosanostra是源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美国黑帮。——译者注

甘比诺家族是美国五大黑帮家族之一，是lacosanostra帮派的首领家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