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纳粹德国来说，天昏地暗的一天就这么降临了：一部歌剧将要上演，在所有的节目单上都赫然印着被纳粹蔑视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我自然不会去参加首演，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会满是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本人也会亲临某一场演出。这部歌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必须在此向音乐评论家们表达敬意，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还兴奋地再次利用这个机会，最后的机会来表示他们内心对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想得到的最好的词语来评论我创作的歌词。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全德国的剧院都马上宣布，接下来要上演这部歌剧。

在第二场演出之后，突然之间晴空霹雳。一切都取消了，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都被禁止上演这部歌剧。更有甚者，让人吃惊的是，人们在报纸上读到：理查德·施特劳斯已经递交了辞呈，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我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其全部的真相。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封信，敦促我马上要开始写第二部歌剧的歌词脚本，他也在信里毫无顾忌地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中。这封信被摆到施特劳斯的面前，他必须马上提出辞呈，歌剧遭到禁演。在德语范围内，这部歌剧只能在自由的瑞士以及布拉格上演，后来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许，还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当时的墨索里尼还没有完全屈从于种族论。德国人却再没有被允许听到出自当世最伟大的音乐家所完成的一出颇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

当这件事闹得沸反盈天之时我正好在国外，因为我感觉到，奥地利的动荡不安让我无法静心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房子离边境线那么近，用肉眼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山，那里就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那是一位令人不那么愉快和非常不安的邻居。离德国边境这么近，也让我对奥地利局势之险恶比那些居住在维也纳的朋友有更好的判断。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人，有些甚至是在政府中的高层人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那边”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碰不到奥地利。有着严密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不是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追随者吗？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非难基督教文化，公开声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伟大”之后，奥地利跟教会相关的党派不是已经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了吗？法国和英国不还是奥地利民族联盟的支持者吗？墨索里尼不是明确接手了奥地利保护者的责任，甚至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甚至犹太人也毫不忧心，好像犹太人被剥夺担任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权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距离自己三个小时车程，同样讲德语的地区。他们舒适地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开着车行驶在路上。此外，每个人都会说这样的安慰话：“这不可能持续时间太长。”我还能回忆起在那次短暂的俄国之行当中，在列宁格勒与我的著作出版人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一个多么富有的人，他拥有很多非常美的绘画艺术作品。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在革命爆发之初像许多人那样走掉。“唉，”他回答我说：“当时谁会相信，那么一个委员会和士兵的共和国闹的事情会超过十四天？”正是出于同样的生活意愿，人们才出现同样的错觉，也进行自我欺骗。

在紧邻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窄窄的界河上不断地有人过来过去，年轻人夜里渡河过去接受训练，煽动者开车而来，带着登山的手杖，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各个阶层当中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的成员，也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以后就会为此付出代价。这让警察和国家公职人员感到被震慑住了。我感觉到某种不安全感在出现，人们开始动摇。生活中一些小小的个人经历总是最有说服力的。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位青年时期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三十年来我和他有着最密切、最诚挚的交往。我们互相以“你”相称，彼此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对方，每个星期都要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注意到他马上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橱窗前站住，将后背转向我，似乎在给那位陌生的先生看特别有趣的东西。奇怪，我在想：他肯定是看到我了。也许是赶巧了。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午是否可以到我这里来聊天。我同意了，有些吃惊，因为平常我们总是在咖啡馆见面。虽然是紧急来访，他却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时我就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要与我保持友谊，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为是我青年时期的朋友而受到怀疑，不想让这座小城里的人看到他与我关系密切。这件事让我警觉起来。我很快就注意到，过去经常来我这里的好多熟人都不来了。我的处境岌岌可危。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是，我比往常更乐于在国外度过这个冬天，以便逃脱所有这些小小的紧张气氛。不过我没有想到，当我于1933年10月离开我那美丽的家时，不久之后就与之诀别。

我当时的想法是，1月和2月在法国工作。我热爱这个美丽的思想之国，把它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这些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在那里的读者几乎与在德国同样多，没有人会把我当成外国作家、异乡人。我热爱这个民族，热爱那片土地，热爱巴黎这座城市，我感觉到自己在那里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每当火车开进巴黎北站，我就有了那种“回来了”的感觉。但是，这次由于特殊情况我提早就出发了，并且想在圣诞节之后再到达巴黎。这期间我去了哪里？自从大学时代以来，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去过英国了。为什么总要去巴黎，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在伦敦待上十天或者十四天，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用另外一种眼光重新去看那些博物馆，看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于是，我登上的不是前往巴黎而是开往加莱的特快车，在一个11月不可或缺的大雾天中到达了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让我自己也吃惊的是，自己不像当初那样乘出租马车，而是乘坐出租汽车去了旅馆。这种雾，一种又冷又柔软的灰色，一如从前。我还没有去看这座城市，但是我的嗅觉已经越过三十年的时间距离，闻到这种涩滞、浑浊、潮湿的气味，从周围的空气中我又认出了这座城市。

我带来的行李很少，我的期望也同样不多。在伦敦我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在文学上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与英国作家接触也很少。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有自己边界的生活，在他们圈子内的影响范围，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进入的传统：我想不起来，在我房间的书桌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当中，能找到哪一本是由一位英国作家出于同行之谊寄来的。萧伯纳，我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赫勒劳（hellerau）与他相遇过一次；威尔斯，曾来过我在萨尔茨堡的家一次。我自己的书，虽然都已经被翻译出版，但不是很有名，英国仍然是我的书影响最小的国家。我与我的书在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的出版人都建立了私人友谊，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在英国出版我的书那家公司的某位先生。我也做好了准备，在那里会有陌生的感觉，一如三十年前。

但是，情况大大不同。几天以后，我感觉自己在伦敦有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因为伦敦有根本上的改变，是因为我自己改变了。我年长了三十岁，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岁月的各种紧张和挣扎，我彻底渴望能过上宁静的生活，不去听任何政治性议论。当然，在英国也有不同的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还有一个工人党，但是他们之间的讨论与我不相干。毫无疑问，在文学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开的争论和隐蔽的敌意，可是我在这里完全置身事外。不过，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终于又能感觉到一种文雅、礼貌，没有激动、没有仇恨的氛围。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过于那种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市里都感觉到的憎恨和紧张，我总得保护自己不要卷入这些争论当中。这里的居民还没有惊惶失措到那等份儿上，这里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规矩和体面要多于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的欺骗而变得道德沦丧的国家。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为安详，更为心满意足，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花园，自己喜爱的小玩意儿，而不是他们的邻居如何。在这里一个人能呼吸、思想和考虑问题。不过，真正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是一部新的创作。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出版，我正在读那本关于伊拉斯谟的书的校样。我在这本书里尝试着去描绘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尽管他比任何专门致力于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时代的荒谬，可悲的是他无力做到带着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动。在完成这部暗含着自我描绘的作品之后，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计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已经够多了。但是，在我到了伦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计划。出于收集手迹的旧有激情，我来到大英博物馆浏览那些向公众展出的藏品，在里面看到一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手写报告。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真的参与谋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还是根本没有？因为晚上没有什么书可读，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本颂扬她的书，将她当成圣人一样为她辩护，一本肤浅而愚蠢的书。由于无可救药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里所主张的，几乎和前一本书完全相反。现在我开始对这个个案感兴趣。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书。没有人能说出一本来，于是我在寻找和了解中不由得进入了比较当中，在不自觉当中已经开始了准备一本关于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书，这个工作让我在图书馆待了好几个星期。当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奥地利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再回到我已经喜欢上了的伦敦，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来完成这本书。

没用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能看出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局势正在向糟糕的方向发展。从英国那宁静、安稳的氛围一下子回到这个到处充斥着狂热和争斗的奥地利，就如同人们在纽约酷热的7月，从一个空气凉爽，带有空调的房间突然来到火炉般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高压开始慢慢摧毁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经济上的压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国要闹腾得天翻地覆的压力。多尔富斯政府要保持奥地利的独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无望地寻找最后的支柱。法国和英国距离太远，内心上也对奥地利持无所谓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还充满了对维也纳的宿怨和敌意，这样就只剩下了意大利：它当时力争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以便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对于这种保护，墨索里尼也提出了代价不菲的要求。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议会制和民主就要结束了。如果不对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强大、组织性最好的政党——进行铲除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话，奥地利就无法满足墨索里尼的条件。要摧毁社会民主党，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别无他法。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经为实行这种恐怖行动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所谓的“家乡护卫队”。从外表上看，那是一个人们能想出来的最为落魄的组织，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无正当职业的人、失业的工程师等人组成，每个人都是心怀失望的庸常之辈，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最终他们找到一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ernstrüdigervon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为自己的首领。这位公爵曾经坐在希特勒的脚下，煽动反对共和与民主；现在他带着雇佣而来的士兵，成了希特勒的敌手，放言“要让人头滚落”。这些“家乡护卫队”的人要做什么积极的事情，还不十分清楚。事实上，“家乡护卫队”的目标无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们的全部力量都在于墨索里尼的拳头，正是这拳头将他们推向前去。这些号称爱国的奥地利人，用意大利人交给他们的刀锯，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树枝，竟然还浑然不觉。

社会民主党更为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哪里。按说他们用不着畏惧公开的斗争。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过总罢工可以让铁路交通、供水、供电等瘫痪。但是，他们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这样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个借口，作为“拯救者”挺入奥地利。于是，他们宁可牺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权利和议会，以便达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妥协。鉴于当时迫不得已的情势——奥地利处于希特勒主义威胁的阴影当中，所有理性人当时都赞同这种折中方案。甚至多尔富斯本人——他是一个多谋善变、野心勃勃，同时也是一个有现实感的人——也倾向于奥地利国内达成一致意见。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emilfey，1886—1938）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奇特的角色——却要求，“保卫同盟”（schutzbund）要交出武器，任何民主性的、公民的自由痕迹都要被消灭掉。针对这个要求，社会民主党做了抵抗，两个阵营接连不断地向对方发出威胁。人们能感觉到，一场分出胜负的对决迫在眉睫。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紧张中，我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浑浊的天空，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我只在萨尔茨堡待了几天，接着就马上去了维也纳。就在这2月的最初几天里，风暴爆发了。“家乡护卫队”在林茨（linz）袭击了工人组织的驻地，他们认为那里有武器库，要将那里的武器储备拿走。工人们以总罢工作为回应，多尔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将这人为的强行造成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对准了维也纳的工人住宅区。三天艰苦的巷战。这是在西班牙内战之前最后一次民主与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坚持了三天，后来由于对方技术上的优势而遭镇压。

那三天我在维也纳，因而也是这决定性的战斗，是对奥地利独立采取自杀行为的见证人。可是，我既然想当一位诚实的见证人，就必须承认一些首先显得矛盾的事实，那就是我自己一点儿也没有看到革命的景象。一个人若要挺身而出，给出那个时代尽可能真实而清楚的画面，也必须有勇气揭开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对我来说，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点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它上演在一个现代大城市巨大空间中少有的几个地方，因此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完全看不到的。这显得有些特别：我在1934年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几天里就待在维也纳，根本没有看到这些发生在维也纳的决定性事件当中的任何一件，在它们发生之时，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也毫无所知。有炮击发生，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可是我一具也没看到。任何一位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都超过我们这些似乎应该是见证人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离一个事件发生地十条街远的人对该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里之外的人所知还少，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以后一直不断地被证实。几个月后，多尔富斯中午时分在维也纳被谋杀之时，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在伦敦大街上看到了这个头条新闻。我马上尝试着跟维也纳通电话。让我吃惊的是，电话马上就接通了；而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身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隔着五条街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位身在伦敦街角的人少得多。我也只能以自己经历维也纳革命的情况来从反面说明：今天的人如果没有碰巧站在一个关键位置上，他对于那些让世界的面孔和自身生活发生改变的事件见到的会少很多。我所经历的全部情况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与歌剧院的一位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margaretewallmann）相约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步行去环城大道，正漫不经心地想准备穿过马路，这时突然有几个身着七拼八凑的破旧制服的人向我走过来，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向他们解释说，我要去j咖啡馆，他们就让我过去了。我既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士兵突然站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区的枪战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而在城里大家都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当我晚上回到旅馆结账时——因为我打算明天回到萨尔茨堡——看门人才对我说，明天不大有可能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而且城郊在发生什么事呢。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登载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暴动的消息，相当含混其词，声称暴动已经差不多被镇压下去。实际上，在这一天战斗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决定除了机枪以外也要用大炮来对付工人的住宅。大炮声我也没有听到。如果当时奥地利被占领了，不管是被社会党、纳粹党或者共产党，我对此都会毫无所知，正如当时那些在慕尼黑的人早晨醒来后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知道，他们的城市已经在希特勒手中。在市中心，一切都和平常一样那么安静，那么有条不紊；在郊区，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们愚蠢地相信官方的通报，以为一切都已经解决，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因为要查阅一些东西去了国家图书馆，大学生们坐在那里像平时一样读书、学习，所有的商店都在营业，人们根本没有惊慌。一直到了第三天，整个事情都过去了以后，人们才一点一点知道了真相。第四天交通一恢复，我一大早就赶回了萨尔茨堡。在那里我在街上遇到了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一股脑地向我询问维也纳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我，按说曾经是革命的“见证人”，必须诚实地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最好买一份外国报纸。”

在事发的第二天，跟此事有所关联的一件事以奇特的方式让我做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决定。那天下午我从维也纳回到萨尔茨堡的家里，看到有很多校样和信件，于是一直工作到深夜来处理它们，以便把拖欠下来的工作都完成。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床上没有起身，有人敲门。如果不是特意说定某个时间的话，我们忠实的老仆人从来不会来叫醒我的，他一脸惊慌失措出现在门口，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局的先生们等在那里，希望跟我说话。我有些吃惊，穿上晨服走到楼下。那里有四位身着便装的警察，他们向我宣布，奉命来这里对我的房子进行搜查，我应该马上将藏在房子里的“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器交出来。

我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如何回答。我的房子里有“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器？这太荒谬了。我从来没有属于过某一个党派，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萨尔茨堡住了。再说，将武器库放置在位于城外山上的一座房子里，好让每个拿着武器下山的人都被人看到，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吗？我只是冷冷地回答说：“请便，您去找吧。”这四位秘密警察走遍房子，打开一些箱柜，敲打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的马虎方式上我马上就明白，这种查看无非是走形式而已，没有人真正相信在这座房子里会藏有武器。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离开了。

当时这出闹剧为什么令我如此愤慨，可惜这需要从历史上做一些解释性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欧洲和世界几乎都已经忘记，在从前私人权利和公民自由是多么神圣的事情。自从1933年以来，搜查、随便逮捕、财产没收、驱逐、遣送以及各种想得出来的摧残形式几乎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形式。我所认识的欧洲朋友们，几乎没有哪一位没有遭遇过这些。但是，在1934年初的奥地利，住宅遭到搜查还是一种奇耻大辱。一个像我这样完全远离任何政治，多年来都没有行使选举权的人遭到了搜查，这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奥地利做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不得不对纳粹分子出重拳，他们多次在夜里用炸弹和爆炸物让民众感到不安。监视纳粹分子是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勇敢行为，因为纳粹党当时已经在采用恐怖手段。警署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如果他们继续“迫害”纳粹党，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纳粹党在涉及复仇的事情上，是会百分之百地守住承诺的。希特勒刚一入侵奥地利，那些忠心耿耿的奥地利公务员就被送往集中营。所以我推测，对我的住房进行搜查只是一种表演式做法，意在表明他们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透过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小插曲，我能感觉到奥地利的形势已经变得多么严峻，来自德国方面的压力有多么大。自从警察来过以后，我不再喜欢这个家了。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小插曲只是一个带震慑作用的前戏而已，更多更深远的攻击还会接踵而至的。当天晚上，我开始将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决定从此一直生活在国外，而且这种放手意味着的不光是这座房子和这里的土地，因为我的家人将这座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她们热爱这个国家。对我来说，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没有把我的意图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两天以后返回伦敦。我到伦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萨尔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门我彻底放弃将萨尔茨堡作为我的居住地。那是我与家乡脱钩的第一步。我知道，有了维也纳的那几天，奥地利已经惨败了。当然，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会因此失去多少。

注释

1923/1924年前后成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