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到1933年的这十年，在那个人搅翻世界之前，是欧洲相对宁静的时期。每念及此，我总是心中充满感激。正因为它如此严重地遭受混乱不安，我们这一代人才将这相对的和平当成意想不到的礼物。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必须得弥补上在战争和战后生活中被偷走的幸福、自由以及全力以赴的思想发展。人们工作得更多，但是更为轻松；人们漫游、人们尝试、人们再度发现欧洲和世界。从来没有像在这十年里，有那么多人加入旅游的行列。那是年轻人的急不可耐，要迅速弥补在互相禁绝的状态下所错失的东西？或者，那也许是人们一种阴暗的预感，必须及时地赶在禁锢重新开始之前，冲破狭隘的小天地？
我在这期间也旅行很多，只是与我年轻时代的旅行有所不同，因为我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是一个陌生人了。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出版人、读者，所到之处我是我的书的作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位匿名的好奇者。这也有各种好处：我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更广泛的效果来推行一个理念——多年以来这已经成为我真正的生活理念：欧洲在精神上的统一。为了这样的目标，我在瑞士、在荷兰发表演讲，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殿堂”演讲，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历史性的韦其奥宫的十三世纪艺术大厅（saladiedugento）——那曾经是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经滞留的地方——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进行巡回演讲。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旅行，到处都能见到那个国家里与我同道的最优秀的人物，不必到处去寻找他们。那些我在年轻时满心崇拜，本来从来也不敢给他们写一行信的人，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能进入那些平时高傲地将外来者拒之门外的圈子，我能看到巴黎圣日耳曼区高级贵族的宅邸，意大利的各种宫殿和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里，我不必站在外借窗口等候借书，而是馆长亲自带我看他们珍藏的宝贝；我能够成为某些身家百万美元的古董商，比如费城的罗森巴克博士（dr.rosenbach）的座上客，而小收藏者只能带着羞窘的目光从他的店面前快速走过。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这所谓的“上层”世界，见识到这里的豪华和舒适，而我不必向任何人请求允许我进入其中，这一切都是向我找上门来。但是，这样我就把世界了解得更好了吗？我总是不自主地怀念青年时代的旅行：没有人在等着我，由于只身行动，一切都显得更神秘。因此，我也不愿意完全放弃旧有的漫游方式。每次我到巴黎，都会避免在到达的当天告诉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如罗歇·马丹·杜加尔（rogermartindugard）、儒勒·罗曼（julesromains）、杜阿梅尔（duhamel）、马塞雷尔（masereel）。我首先要不受干扰、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一番，就如同当年作为大学生一样，再去从前的咖啡馆和小酒馆，再让自己找回青年时代的感觉。如果我想写作的话，也会到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去偏僻的小地方如布洛涅（boulogne）、蒂拉诺（tirano），或者去第戎（dijon）。不为人知，在住过奢华得不可思议的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是很美妙的事情；有时走上前台，有时退下，让多少光和影子打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后来，希特勒夺走了我那么多东西；但是，就算他也既不能没收也不能毁掉我的这一明确的意识：十年之久，按照自己的意愿，带着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自由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过。
在这些旅行当中，令我最为激动也所学最多的便是前往新俄国的旅行。1914年，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在写作那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时，我已经开始准备这次旅行了。可是，血腥的战争将这个计划给中断了，从此我就有所顾虑。对于思想界的人士来说，俄国因为其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验成为战后最引人入胜的国家，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其详情，要么马上兴奋地赞叹它，要么极端地与之为敌。由于宣传以及同等力度的反宣传，谁也不确切地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一些会决定我们未来世界构成的东西。萧伯纳、威尔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纪德都去过那里，回来时他们有的成了热衷者，有的成了失望者。假如我不是那种在思想上乐于了解一切新事物的人，也许不会马上有愿望要靠自己的眼睛来形成一番图景。我的书在那里流传甚广，不光有马克西姆·高尔基撰写了序言的全集，还有若干只卖几个戈比的价廉版本，它们进入了最广大的民众当中。可以肯定，我会很受欢迎的。但是，妨碍我成行的因素是：当时任何去俄国的旅行，从一开始就是意味着一种表态，强制性的公开认可或者公开否定。我这个人对政治性和教条性的因素最深恶痛绝，不想受人强迫在几个星期以后就对一个我无法获得总体概观的国家，一个尚有很多问题待解决的国家形成一种评判。所以，尽管我的好奇心炙热如火，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去苏联。
1928年的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的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夫·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并在晚会上向他敬献贺词。我没有理由避开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超越党派的活动让我的访问失去了任何政治色彩。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主张非暴力的先知人物，不能被认为是一位布尔什维主义者。我也有足够的资格，关于作为诗人的他来说些什么，因为我写的关于他的书已经销售出去几万册。在欧洲的意义上，我也觉得这种活动——所有国家的作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员致敬——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表达。我接受了邀请，也没有后悔这快速的决定。列车行经波兰时，对我已经是一种难忘的经历。我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能多么快速地让自己切开的伤痕愈合起来。我在1915年所看到的加利西亚的城市废墟，现在都已经焕然一新。我再一次认识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是很长的一段，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只是眨眼的瞬间。在华沙已经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这里曾经有过两次、三次、四次胜负双方军队交战。咖啡馆里坐着衣着典雅的女人，耀人眼目；行走在大街上衣装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更像是演技高超的宫廷剧院演员在扮演士兵。到处都能让人感觉到活力、信任和一种有充分理由的自豪，这让新兴的波兰共和国从世纪的废墟中抬起头来。从华沙继续开往俄国的边界。这里的土地广袤平坦，沙质也越来越强。在每一个车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花花绿绿的乡村服饰站着，因为全天只有一辆客车经过这片被禁止入内、被封闭的土地，因此能看到一辆整洁光鲜的快车，一辆将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连接在一起的快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终于到了边境站涅戈洛尔耶（njegorolje）。在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血红的横幅，上面的俄文字母我不认识。有人给我翻译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人从这燃烧般的红色横幅下穿过，就踏入了一个劳工者的国度，苏维埃共和国，一个新世界。当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劳工者的，那是沙皇时代的卧铺列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因为车厢要宽敞些，行驶的速度也慢一些。我第一次行驶在俄国的大地上，很奇怪，我不觉得陌生。一切都让我觉得出乎意料地熟悉：那平坦空旷的草原带着淡淡的忧伤，低矮的小茅舍以及有着洋葱头的小城镇，那些长着长胡子的男人，他们半是农民半是先知，快乐而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致意；那些戴着彩色头巾、穿着白色裙子的妇女出售格瓦斯、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只是通过俄国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曾经真实而卓越地描写过“人民”的生活。我相信，尽管我不会这门语言，这些人说的话我也能懂。这些令人感到朴实的男人站在那里，穿着宽松的上衣，有着魁梧的身材；那些车厢里的年轻工人，或者下棋，或者读书，或者讨论，那种年轻人身上的不安定、不受羁绊的精神力量，它们还会因为对一切力量的呼唤而经历一种特殊的复活。那是留在我的记忆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的爱在发生作用：不管怎样，还在火车上我已经对这些单纯的、动人的、聪明的、蒙昧未开的人产生了好感。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这十四天一直都神经绷紧。去看、去听，去赞叹，被恶心、感到兴奋、感到生气，总是在冷与热的激流变换中。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那里有带着围墙和洋葱塔顶的雄伟的红场，有一些鞑靼人的、近东的、拜占庭的精彩因素在里面，因而也有最初的俄罗斯的风格，但是紧挨着这些还有一群如美国巨人一样的现代的、超现代的高楼建筑。什么都显得格格不入。教堂里被烟熏黑了的古旧圣像和嵌有宝石的圣坛影影绰绰可见，百步之外放着的一口水晶棺材中躺着列宁的遗体，刚刚整过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穿着黑色的西服。在几辆闪亮的汽车旁边，是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马车夫在含混不清地吆喝着，用鞭子驱赶他们那瘦弱的马匹。在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展现在无产阶级听众面前，而在城郊，无人照管的肮脏老人站在朽坏的老房子前，只能互相依靠着以免跌倒在地。一切都太老旧、衰颓、锈迹斑斑，但是一切又都想一蹴而就变得现代、超级现代，变得在技术上有顶尖水平。正是由于这种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混乱不堪。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在商店里，在剧场门前，人们到处都得等待。一切都管理过度，因而不能真正有效运转。应该带来秩序的新官僚体系，还在享受着批条子和派发许可证的乐趣，一切都在拖延。那个重要的晚上，本来要在晚上六点钟开始的，一直拖延到九点半才开始；等到我凌晨三点筋疲力尽地离开大歌剧院时，讲话者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每个招待会、每次赴约，欧洲人总是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时间就这样在手中流过，但是又因为观望、观察和讨论显得满满的。一切都蕴含着一种热度，它让人感觉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俘获，还会引发出来俄罗斯那种神秘的精神导火索，让人迸发出无法抑制的快活、感觉和想法。一个人在这里会容易情绪激昂，尽管不知道原因何在，也不知道是为了怎样的目标。这是周围环境导致的结果，也许一种俄罗斯灵魂已经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来。
许多事情的确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圣彼得堡，这座由具有胆识的王侯天才们设计的城市，有着恢宏的布局和宏伟的宫殿。不过，它同时也是《白夜》中让人感到压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w）的彼得堡。冬宫非常雄伟，令人难忘的是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农民成群地穿着沉重的鞋子走进从前沙皇的大厅，他们充满敬畏地将帽子拿在手里，就如同从前站在圣像前面一样，他们怀揣说不出的自豪来观赏这些绘画：这些现在属于我们了，我们得学着去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带着脸蛋圆圆的孩子穿过大厅，艺术管理员们在向那些有些拘谨的、认真倾听的农民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每当讲到细节，他们总是胆怯地将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抬起。在这里也如同到处都有的那种情况一样，在这种纯洁的、认真的努力后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处：想要在一夜之间让那些大字不识的“人民”马上能理解贝多芬或者维米尔的作品。这种努力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一方要立竿见影地让艺术变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但是，这让双方都变得毫无耐心。在学校里，他们让孩子们画最野性、最先锋的东西，十二岁的小姑娘的课桌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索雷尔（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人）的书；连根本不认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只是因为那是书，“书”就意味着教育，也是新型无产者的尊严和责任。有多少次他们让我们参观一个中型工厂并期待着我们的惊讶时，我们得露出那样的微笑，好像我们在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东西似的。有一次，一位充满自豪的工人指着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他满是期待地向我看过来，我应该大力赞扬才对。这些民众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和托洛茨基设想出来、发明出来这一切。人们在赞叹中微笑着，暗地里却觉得好玩。这个俄国，是一个有着怎样了不起的天才，性情愉快的大孩子啊！人们不由得总是这样想、这样问自己：这个国家真的能像它打算的那样，快速地学会那门庞大的课程吗？这个伟大的计划还能更加了不起地发展下去，抑或搁浅在旧式的奥勃洛摩夫的怠惰中？在某个钟头，我们对此有信心；在另外一个钟头里，我们又失去了信任。我看得越多，心里就越发不清楚。
可是，难道这种矛盾只在我身上才有？难道它不是更多地源于俄罗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于托尔斯泰——这位我们前来纪念的伟人——的灵魂当中吗？在去往亚斯纳亚·波尔亚纳（jasnajapoljana）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者？”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自己对此有所知吗？作为一个俄国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上千年来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间就改变。差不多和我们一样。”他微笑着加上一句：“要按照一个独此一家的公式来做，完全和我们一样。要是有人说我们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错了我们，我们俄国人。在身体上，甚至在灵魂上，我们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我们想要一切真理，总是要马上知晓真谛。他，那位伟大的老人，为此受了多少折磨。”的确，当我走进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时，总是能感觉到“那位伟大的老人，为此受了多少折磨”这句话。就是在那张写字台上，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但是他离开它，到旁边的一个贫穷不堪的小房子里去做鞋，很糟糕的鞋。那扇门、那个楼梯，他就是从那里逃离了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离自身存在的矛盾。那里有一杆长枪，在战争中他用它杀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在这座低矮的白色庄园建筑里，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问题如此强烈而直观地矗立在我的眼前。当我走向他的最后安息地时，这种悲哀的感觉被奇妙地平复了。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没有什么比托尔斯泰的墓地更了不起、更令人动容的了。这个广为人知的朝圣之地偏僻孤寂地躺在一片树林之中。一条窄窄的步行小路通往这座土丘：那不过是一个四方形的土堆而已，没有人来守卫它，没有人来保护它，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在墓前，他的孙女告诉我说，这些参天耸立的树，是列夫·托尔斯泰自己栽下的。他和哥哥尼古拉小时候曾经在某个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的传说：人们栽下树的地方，就会成为幸运之地。他们半是游戏似的栽下一些小树苗。很久以后，老人才想起来这个美好的预言，马上就表达了要葬在自己栽种的树下面这一愿望。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愿望。因为它那征服人心的简朴，它也是世界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坟墓。在树林中间，为树木所笼罩的一个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碑文。这位比任何人都因为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倍感痛苦的伟大人物，被不题名地埋葬在这里，就如同一个被人偶然发现的流浪汉，如同一位无名的士兵。谁也不会被挡在他的长眠之地以外，围起墓地的那单薄的栅栏没有上锁。没有什么能比人们的敬畏更好地保护这位永无止息之人的最后安息。平常情况下，好奇者会因为一座墓地的奢华蜂拥而至，而在这里，令人无法抵抗的简单俘获了所有参观者。风，像上帝的言辞一样沙沙地掠过无名者的坟墓，此外便了无音声。从这里走过的人，也许只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葬着某一位俄国人。无论是巴黎荣军大教堂大理石拱门下拿破仑的墓室，公爵陵寝中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墓碑，让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这沉默无言、令人动容的无名坟墓：它在树林中的某个地方，只有风儿同它喃喃细语，哪怕不传递任何讯息和言辞。
我在俄国度过了十四天，还一直感觉到这种内心的好奇，这种轻微的思想上的痴迷迷雾。让我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快我就认识到了：是人和从他们身上涌动出来的诚挚。所有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坚信他们在参与一项了不起的、关乎全人类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他们不得不接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从前他们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沉醉般的骄傲：他们超前了，走在一切人的前面。“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才能拯救世界。他们真诚、坚定地这么以为。“这个”真理，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被给予机会，去实现其他民族只能梦想的事情。当他们把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人看时，也会两眼放光：“这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我们”贯穿在整个民族当中。送人赶路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座新房子，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说：“我们建造了它。”大学教室里的鞑靼人、蒙古人走过来，带着骄傲给人看他们的书。“达尔文！”一个大学生说，另外一个说：“马克思！”他们带着的那种自豪，就好像书是他们自己写出来的一样。他们不断地拥挤前来，要给我们看、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参观他们的“事业”。每个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对欧洲人都有着无边的信任，他们用忠诚的眼睛看着人，像兄弟一般用力与人握手。但是，也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同时也表现出来，他们也许热爱一个人，但是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尊敬”可言：大家都是兄弟，是同志。在作家当中也不例外。我们坐在亚历山大·赫尔岑从前的宅邸里，不光有欧洲人和俄罗斯人，还有通古斯人、格鲁吉亚人、高加索人，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托尔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与他们大部分人之间语言不同，但是能互相明白。有时候一个人站起来，朝某人走过去，说出该人一部作品的名字，指了指自己的心脏，意思是说“我非常喜欢它”，然后抓起这人的手热烈地摇晃，好像出于喜爱而要将他的全部关节给弄断一样。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准备了些什么，以便留作纪念。一幅没有价值的旧版画，一本读不懂的书，一幅农民的剪纸。对我来说，这当然要容易得多，因为我可以用一些若干年来在苏联已经见不到的贵重物品来回赠他们：一个吉利牌刮脸刀片，一支钢笔，几本上好的白色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于是我回来时行李已经少得不能再少。正因为这种诚挚是无言而带有冲击力的，它才那么有震撼力。在这里人们所感受到的效果之广泛、温暖，于我们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我们那里从来不能接触到“人民”。每次与这些人在一起，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诱惑，有些外国作家也确实在对苏联的访问过程中被俘获了。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欢呼，为真正的大众所热爱，所以他们相信当政者一定推崇他们的作品，所以人们才会读他们的作品，热爱他们的作品。以德报德，以大度回报大度，这也是人性的常情。我也必须承认，在俄国的某些时刻，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开始唱赞歌了，因为所看到的兴奋之情而感到兴奋。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被这种魔术般的迷狂所附体，与其说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更应该感谢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无从知晓，永远也不会知晓。那是一个大学生的庆祝活动。他们环绕着我、拥抱我，和我握手。这种兴奋，让我浑身温暖，我看到他们充满活力的脸上满是喜悦。四五个人陪着我回到住地，一个小组，其中也有指派给我的女翻译，她也是一位大学生，一切都是她来替我翻译。直到我在旅馆里将房间门关上，我才真正是一个人，十二天以来真正独自一人，因为总是有人陪着，总是被包围着，总是被热情的波浪拥来荡去。我开始脱衣服，将外套脱下。这时我发觉有纸的声音。我把手伸进衣袋。是一封信。一封用法语写的信，但不是通过邮局送来的，一定是某个人在拥抱或者人群簇拥时巧妙地放到我的衣袋里的。
那是一封没有签名的信，一封非常聪明、非常人性通达的信，虽然不是出自所谓的“白俄”，但是对近年来日益强化的对自由的限制表示彻底愤慨。“人们对您所说的话，请您不要什么都相信，”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您也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东西时，他们也有很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要记住，那些跟您讲话的人，大多数没有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只是说了可以对您说的话。我们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一点儿也不少。您的翻译要报告您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受到控制。”这位陌生人给我列出一些例子和细节，可是我无法去核实这些。但是，我按照他/她的要求将信烧掉了：“不要光是将信撕碎，因为他们会从您的纸篓里找到每个碎片，把它们拼到一起。”然后，我开始考虑。我曾经身处这诚挚的热情当中，这种美好的同志式情谊当中，原本不止有一次机会可以和某人私下里无拘无束地谈话，难道这不是真正的事实？我不懂俄语，这让我无法对来自民众的人群有真正的感觉。况且，在这十四天里我所见的，是这个看不透的国家中那么微小的一块！如果我要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的话，就必须承认，某些细节给我印象令人如此激动、如此欢欣鼓舞，然而却没有客观上的可靠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之后，马上都写了一本书，带着兴奋的肯定，或者是言词尖刻的否定，而我只写了几篇文章。我的这种保留也不无益处：因为在三个月以后，很多事情与我所见到的已经有所不同；一年以后，由于迅速的改变，当时的每一个字都能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实被斥责为谎言。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俄国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其程度之强，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过。
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空空如也。能给出去的东西，我都分别送出去了；他们给我的东西，我只带回来两个圣像，好长时间它们装饰了我的房间。不过，我带回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是在莫斯科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一年或者两年以后，我们在索伦托（sorrent）再度相逢：他当时因为健康状况不好必须去那里休养，而我作为客人在他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我们的相聚共处原本有些特殊。高尔基什么外语都不会说，而我又不会俄语。按照所有的逻辑来说，我们只好无言地相对而坐，或者只能借助于我们尊敬的朋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mariabaroninbudberg）的翻译才得以交谈。不过，高尔基能成为世界文学当中最天才的叙事者，绝非偶然。讲述，对他来说不光是艺术性的表达形式，也是他整个人最有效的魅力所在。在叙述时，他将自己融入叙述对象当中，将自己置换到被叙述的事当中。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是能从他脸上的各种象形动作中已经提前知道他讲述的内容。他本人的样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没法用别的说法。他脸上的线条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高高瘦瘦的，有着麦草般黄头发和宽宽颧骨的男人，可能会想到他是田野里的农民，出租马车的车夫，不起眼的鞋匠或颠簸无依的流浪汉。他完全是一个“老百姓”，是浓缩的俄罗斯人的原型。如果在大街上，一个人从他的身边走过，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等到在他的对面坐下来，等到他开始讲述时，人们才会认出他是谁。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他正在描绘的人。我还记得他如何描述一位他在某次漫游中遇见一位疲惫不堪的驼背老人——在他的句子被翻译出来之前，我已经明白了。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双肩下垂，他的眼睛在开始讲述时还是清澈的蓝色，熠熠发光，现在却变得黯淡而疲倦，声音也变得颤颤巍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嘴里会爆发出大笑，放松地将身体向后仰过去，额头上闪着光亮。当他用那不太准确，同时却非常有画面感的动作来展示风景和人物时，听他说话真是一件难以言表的乐趣。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简单、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倾听和愉悦。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贵族领主，横跨着一把长刀，眼神当中马上就有了尊贵之态。他像下达命令般地将眉毛舒展，在房间里有力地踱来踱去，好像他正在构思一道愤怒的谕旨。瞬间以后，当他脱下妆服以后，马上笑得那么天真，像个农家少年一样。他的生命力就是一个奇迹：他的肺坏了，他还能活着，这原本是违背任何医学规律的；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之意愿，一种钢铁般的责任感让他坚持下去。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体写作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上百个问题——那是来自家乡的年轻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来的。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经历俄国，不是那个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一个永恒的民族所具有的宽广、坚强和痛苦的灵魂。在那些年里，他的内心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作为一个老革命者，他曾经愿意改天换地，他与列宁也有私人友谊，但是他还在犹豫着是否要全身心地献给党，用他的话说是“成为神父或者教皇”。然而，在那些年里良心在压迫着他：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决定出台，而且与他这个人不相符合。
在那几天里我碰巧见证了一个典型的新俄国的场景，这很好地向我揭示了这个国家的矛盾之处。俄国的一艘战舰第一次在训练航行中驶进那不勒斯。那些年轻的水手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之都，他们穿着漂亮的海军服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viatoledo），睁着大大的、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的一小组人要来索伦托看望“他们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打招呼：在他们俄国人的兄弟理念中，“他们的”大作家理所当然随时有时间接待他们。突然之间，他们站在房子前面，而且他们的感觉也没有错：高尔基没有让他们久等，马上请他们进来。但是——高尔基自己第二天笑着讲述说——这些年轻人把“公事公办”看得高于一切，首先对他做出非常严厉的姿态。“你住在这里啊”，他们刚一踏进这座漂亮舒适的别墅就这样说。“你生活得就像个小资产阶级一样。你为什么不回到俄国？”高尔基尽其所能，给他们仔细地解释。不过，从本质上这些好小伙子也不是那么严格，他们只是想要显示一下，面对名人他们也没有“尊重”，每个人都得先经受思想观点的检验。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一个接一个与他拥抱告别。非常美妙，高尔基后来讲述说，他真心喜爱这年轻一代人那种随便、自由的方式，一点儿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大大咧咧而感到受了伤害。“我们和他们多么不同，”他一直重复，“要么畏首畏尾，要么太过分，但从来不能真正是自己原本的样子。”整个晚上，他的眼睛都放着光。我对他说：“我相信，您更愿意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去。”这时他猛地一怔，犀利地看着我：“您怎么知道这个？的确，我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考虑，是不是将这里的一切都放下，这些书、纸、工作，跟这些小伙子们在碧蓝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之后也许我就又知道，俄国是什么。在远方，一个人会丢掉最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还没有谁在流放中拿出好作品来。”
不过，高尔基将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为流亡，那他是弄错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国，事实上他也回去过。他的人和书都没有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样被流放——我曾经在巴黎遇见过这位悲剧性的愤世嫉俗者——也不像今天的“我们”——用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美妙说法，“双份外籍人，无一处是家乡”，无法在熟悉的语言中安身，被风给吹来荡去。跟高尔基不一样的一个真正流亡者，特殊类别的流亡者，我几天以后在那不勒斯见到了：贝内德托·克罗齐。长达几十年，他是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曾经作为参议员和部长，在他的国家里获得了外在的各种荣誉，一直到他因为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产生冲突。他辞去所有职务，从各种事务中退出来。但是，对于那些强硬派来说，这还不够。他们要打破他的抵抗，必要时对他进行惩戒。那些大学生也和从前大不相同，他们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先锋队，冲击了他的房子，砸碎他的玻璃。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看起来更像一位愉快市民的矮胖人物，并没有被吓倒。他没有离开这个国家，尽管他接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大学的聘任，他留在自己的房子里，待在一排排书籍后面。他将《批评》这份杂志继续办下去，继续持同样的观点，继续出版著作和文章，他的威望如此之强，以至于连按照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起来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也对他网开一面，而他的学生，与他持有同样理念的人却一个个被检查所封杀。对于意大利人来说，甚至对外国人来说，要去看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当局非常清楚，他在自己堡垒中，在四壁是书的书房里，他的谈话不带任何面具和装饰。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却如同生活在真空瓶里一样。我觉得，在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将单独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同时也很了不得。我当时还无法知道，和后来加在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比起来，这种灭绝思想的做法还算是十分温和的形式。我无法不钦佩，这位当时已经称得上年迈的老人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的振奋和精神上的张力。但是，他笑了：“恰好是抵抗，才让人变得年轻。如果我继续当参议员，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的精神早就会变得懒散了，变得前后不一贯了。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缺少抵抗。只是到了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没有年轻人围在我身边时，我才感觉有必要再让自己变得年轻。”
好几年过去以后我才明白，检查是对一个人的考验，迫害让一个人强大，孤立让一个人得到提升，只要它们没有把一个人摧毁。就如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样，这些认识无法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它们总是得自自身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是因为我怯于接近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没有见过那些国家领导人，赛佩尔（seipel）、多尔富斯（dollfuß）、舒施尼克（schuschnigg）——能做到这样，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件艺术杰作了。去面见墨索里尼，亲自向他表示我个人对他满足了我提出的一项临时请求而表示感激，应该是我的分内责任。这也是我对一位国家首脑提出的首个请求。从那些既是我的，同时也是他的朋友的人当中，我得知他是我在意大利的第一批最忠诚的读者。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从巴黎发来的快信：一位意大利女士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在萨尔茨堡拜访我，我应该马上接待她。她第二天就来了，她给我讲的事，实在是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位出身穷人家庭的出色医生，是由马泰奥蒂（matteotti）出钱培养的。当这位社会主义党领袖马泰奥蒂被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时，已经疲惫的世界良心还针对这一罪行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整个欧洲都愤怒得血脉贲张。而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就是那敢于抬着遇害者灵柩公开走在罗马大街上的六位勇敢者当中的一员。不久以后，他受到了刁难和威胁而流亡在外。但是，马泰奥蒂的家人让他放心不下。为了报答当年的资助者，他要把恩主的孩子们悄悄地带到外国去。在做这个尝试时，他落入了间谍或者专事挑衅的密探手中，他被逮捕了。由于任何与马泰奥蒂有关的回忆都会让意大利感到难堪，所以，拿这个理由来审判对他不会有太坏的结果。但是，检察官很巧妙地将他推到另外一个正在同时审理的案子中，那是一个计划用炸弹暗杀墨索里尼的案子。于是，这位在一战战场上获得最高战争勋章的人，被判处十年的重犯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