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心里，我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不容易。尽管我才三十二岁，不过暂时还没有服兵役的责任，因为我在所有的服役检查中都被认为不合格，当时我已经为此感到真心高兴。首先，这种被拒绝让我节省了一年愚蠢的服兵役时间；再说，在20世纪还去学如何使用杀人武器，我认为那是与时代相背离的事情。带着我这般信念的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这在奥地利（与在英国不同）会面临着最严重的惩罚，这的确要求一个人在灵魂上有受难者的坚定。可是，在我的天性中缺少这种英雄因素，我一点儿也不羞于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的本性态度总是去回避一切危险情境，而且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受到责备也不光是在这次——这次我受到指责也许是对的。在另外一个世纪里，当时的人们对一位我高度敬仰的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也经常做这样的指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作为一个还相对年轻的人一直等下去，等到自己被人从昏暗角落中挖出来扔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那也是无法忍受的。于是，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具有煽动性的事去做。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任职的高级军官，能让我受雇于那个机构。我的工作跟图书馆有关系，我的外语能力对工作有用，或者给某些要向公众发布的消息做些语言上的修改。当然，我也愿意承认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工作，但是，这似乎是很适合我个人特点的工作，远胜于去拿刺刀扎进俄国农民的肚肠。不过，对我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在这个不很紧张的工作之后，还有时间从事另外一个工作。对我来说那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致力于未来的相互理解。

比对官方保持一种合适态度更难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种合适的态度。我们作家大多没怎么受过欧洲的教育，完全在德意志视野中生活，他们认为自己能做的最佳之举，便是去加强民众的兴奋，用诗歌形式的呼吁或者学术性理念去给所谓的战争之美奠定基础。几乎所有的德国作家，尤其是豪普特曼和戴默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如同古代日耳曼的说唱诗人一样，用诗歌和鲁内文符号来激发那些冲锋陷阵的斗士对死亡的兴奋之情。令人震惊的是，在铺天盖地的诗歌中到处用“战争”（krieg）与“胜利”（sieg）、“困境”（not）与“死亡”（tod）来构成韵脚。作家们隆重地发誓，再也不愿意跟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有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在一夜之内就否认英国文化或者法国文化曾经存在过。面对德意志的本质，德意志的艺术和德意志的生活方式，英法都变得微不足道或者毫无价值。学者们的鼓动更为登峰造极。突然之间，好像哲学家们除了将战争解释为一场“百炼成钢”，能有效地让民众的力量免于变得僵硬以外，就没有其他智慧可谈了。和学者站在一起的还有医生，他们把假肢吹嘘得天花乱坠，让人恨不得都有兴趣把自己的一条腿截下来，以便用这种人造的支架来代替自己健康的腿。各教派的牧师也不甘落后，一起加入这场大合唱当中。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是在听一群走火入魔的人群魔乱舞。同样是这伙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以前，还让你敬仰他们身上的理性、建设性的力量、人性的态度。

但是，这种疯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大多数人，由于岁数太大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加军队的活动，诚恳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东西，让他们愧对这一语言，因而也愧对“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人民”效力，让他们能听到想听到的内容：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只在他们这边，非正义完全在敌人那一边；德国会取得胜利，敌人会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在背叛诗人的真正使命：诗人是人类普遍人性的守护者、保卫者。当最初的兴奋烟消火灭之后，他们有些人肯定能在舌尖上感觉到自己言辞里那恶心的苦味。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评价哪个人鼓噪得最狂野，他们就这样在疯狂大合唱中唱着、喊着。

在这种真诚而荒唐的狂热中，我觉得最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事例，无过于恩斯特·利骚（ernstlissauer，1882—1937）。我跟他很熟悉。他创作一些短小精练、有棱有角的诗歌，是我能想起来的性情最愉快的人。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时，我不得不紧闭双唇，才能藏住笑。在读了他那些洗练的德语诗歌，那些特别追求简洁的诗歌以后，我不由得将这位年轻的抒情诗人想象成一个身材细长、瘦骨嶙峋的形象。可是，走进我房间的是一个摇摇晃晃、身材像桶一样粗的人，双下颌上是一张愉快的脸，一位胖乎乎的矮个子，因为兴奋和自我感觉良好而滔滔不绝，说话磕磕绊绊，完全沉湎在诗歌当中，没有什么力量能让他停住，他总是一次一次地重复引用自己的诗歌。尽管有这一切的可笑之处，人们还是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热心，对同伴讲义气、诚实，对艺术有一种几乎魔鬼般的献身热情。

他出身德国一个殷实的家庭，在柏林著名的腓特烈——威廉人文中学受过教育，他也许是我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式的犹太人，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程度最强的犹太人。除了德语以外，他不会讲任何一种活语言，也从来没有去过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德国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对他来说，什么东西越是德国的，便越能让他兴奋。约克、马丁·路德、施泰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意志自由战争是他最喜欢的题目，巴赫是他的音乐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粗，像海绵一样，却能将巴赫的曲子弹得出神入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的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更迷恋德语。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的，但是，他比任何一个最虔诚的德国人更相信德国。

战争一爆发，他是第一个急急赶往兵营，报名去当志愿兵的。我能想到，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发笑的。他们立刻把他打发走了。利骚感到沮丧。正如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力。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陆军报告中的一切都是最可靠的真实。他相信自己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最坏的罪犯就是那个狡诈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lordgrey），就如同柏林的“威廉大街”刻意展示的那样。他在诗歌《憎恨英国之歌》中找到了表达“英国是反对德国、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感觉的方式，这首诗——我手头没有它的文本——以坚硬、简洁，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挑拨成永久的誓言：再也不会原谅英国人的“罪行”。很快，这首诗就以其灾难性的方式表明，要想通过煽动仇恨来达到某种目的是多么容易（这个肥胖的、昏了头的矮个子犹太人还走在了希特勒的前面）。这首诗就如同一枚炸弹落进了弹药库。还从来没有一首诗，甚至《守卫莱茵河》，能如这首臭名昭著的《憎恨英国之歌》一样如此广泛地传播开来。德国皇帝非常高兴，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所有报纸都转载这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读给孩子们听；军官们出现在前线，将这首诗朗读给士兵们，直到每个士兵都能把这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这还不算完呢。这首小诗被配上音乐，扩展成合唱，在剧院上演。不久，全德国七千万人口当中就再没有一个人不能从头到尾背诵这首《憎恨英国之歌》。再往后，全世界都知道这首诗，当然，人们的热情要小得多。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得到了一位诗人在这次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当然，这种烈焰般的荣誉，后来也如同涅索斯的衬衣在他身上烧起来。战争刚一结束，商人又开始打算做生意，政治家开始真诚地希望达成理解。人们尽一切努力，否认这首诗，人们不要与英国形成永久性的敌对关系。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人们将那位可怜的“憎恨者利骚”指斥为唯一的罪人，要他一个人对这疯狂的歇斯底里憎恨大发作负责，而1914年的真实情况是，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参与了。那些在1914年对他欢呼的人，1919年都有意不再理睬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在伙伴们当中他一露面，就会出现难堪的沉默。这位被遗弃的人，后来被希特勒从他全心牵挂的国家德国赶出，在被人遗忘中死去。他是那首诗悲剧性的牺牲者：那首诗将他高高捧起，以便将他更重地摔下。

他们当时都和利骚一样。我并不否认，这些当时突然变成了爱国者的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的感觉是真诚的，他们也在真诚地做事。但是，过了非常短的时间，人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战争的赞美之词和散播的仇恨带来了何等可怕的恶果。在1914年，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反正都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传闻立刻被信以为真，最荒谬的无稽之谈也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好几十人向人们发誓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几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装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三天之后就会出现的那些关于挖眼、剁手的童话，现在也登在报纸上。唉，这些毫不知情的、传播这些谎言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将一切想得出来的暴行都加在敌对国士兵身上这种加罪于人的手段，同样也是战争消耗材料，正如子弹和飞机一样，在每场战争里，这些材料也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从仓库里取出来的。战争无法与理性和公正的感觉协作。战争需要提升过的感觉，为达到目的它需要过度的兴奋，为针对敌对者它需要仇恨。

不过，出于人的本性，强烈的感觉不能无限延长，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个民族身上。军事组织对此也了如指掌。它需要人为的煽风点火，需要不断地给群情激奋以“兴奋剂”，这种快马加鞭的刺激工作应该由诗人、作家、记者这些知识分子来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满腔真诚，或者出于专业的例行公事。他们已经敲响了仇恨之鼓，如此卖力，直到每一个尚未被说服的人耳朵轰鸣，心脏打战。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听话地为“战争宣传”效力，从而去助长而不是去消灭大众狂热和大众仇恨。

后果是严重的。在当时，由于宣传在和平时期还没有被利用得声名狼藉，人们对印刷出来的内容还是信以为真，尽管他们已经有成千上万次的失望。于是，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的、美好的、带有牺牲勇气的兴奋演变成最恶劣、最愚蠢感觉的扩散。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灭法国和英国，要比在战场上方便多了。商店里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消失，甚至有一个修道院“天使贞女”（zudenenglischen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须改，因为那些愤怒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这里的englisch的含义是“天使”（dieengle），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那些装腔作势的商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口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会讲一句法语。在德国的舞台上，莎士比亚被禁演；莫扎特和瓦格纳被从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中驱逐出来；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则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人们不假思索地将精神财富从敌国运来，就如同粮食和矿砂一样。每天在前线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残杀，但是这好像还不够似的。在战场的后方，他们还互相谩骂和中伤敌国中已经故去的、一言不发地躺在墓地里几百年的伟人们。这种精神错乱变得越来越荒唐。灶边的厨娘，哪怕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哪怕自从学校毕业后再没打开过地图，现在都相信，如果没有“桑沙可”（波斯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小边境区），奥地利就无法生存下去；街头的马车夫们在争论，应该向法国要多少战争赔款，是500亿还是1000亿，而他们根本不知道10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没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歇斯底里当中。牧师从祭坛上布道这样的内容，社会民主党在一个月前还谴责军国主义为最大的犯罪，现在却比谁都鼓噪得响亮，为的是不要成为那种用威廉皇帝的话说“没有祖国的家伙”。那是一代对战争毫不知情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正是民众还有尚未被消耗殆尽的对自身单方面正义性的相信，这成了最大的危险。

在1914年战争之初的几个星期里，想与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那些最和平、脾气最好的人也变得杀气腾腾，好像醉酒了一般。那些我一直以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在精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了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以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如“不会去恨的人，也就不会真正地去爱”或者某些无端怀疑而结束。多年来我都未同他们有过争吵的同伴们，很粗鲁地指责我说，我已经不再是一位奥地利人，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那边去。对，他们还审慎地暗示我，按说类似“战争是罪行”这样的观点是应该向当局报告的，因为“无望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汇是刚刚在法国发明出来的——是针对祖国的最严重的罪行。

于是，我只剩下一条出路：在别人发烧、狂躁之时，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这并不容易。即便是在流亡当中——我对此已经有足够的了解——的生活，也不如孤单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里那么糟糕。在维也纳，我的老朋友们都和我疏远了，那也不是找新朋友的时候。只有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候还有内心沟通的谈话。将他调到这个偏僻的战争档案馆的尝试办成了：由于他那过分敏感的神经，肮脏、气味、噪音都会引起他在身体上的恶心感觉，他肯定是一个最不适合当士兵的人。每次我想起他穿着军服的样子，就不由自主地发笑。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名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再看一眼，我吓坏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穿着军服！他看起来笨拙的样子令人心动，衣领紧紧的，因为一个念头被搅扰得心神不宁：对每个军官他都得将靴子的后跟并拢表示致敬。他有一种着魔般的强迫症，对规定中任何毫无意义的程式都要模范地执行，所以始终处于一种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从上军校时就开始憎恨军服。我还以为自己永远逃脱了它。现在又穿上了，快四十的时候！”幸运的是，有愿意帮忙的人伸手来保护他，不久以后因为一项医学检查的结果，他被解除了兵役。他又来我这里一次，是来告别的，这次已经是平民的打扮。他走进我的房间，我甚至想说是如风一样飘进来的（他走路时动作之轻，总是难以形容的）。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经通过罗曼·罗兰设法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给救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经显得不再年轻，好像想到那些残忍场景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去国外，”他说，“要是能去国外就好了！战争总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现在，我又完全孤独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决定移居到郊区乡下的一个地方，避开这种危险的大规模群体心理变态，为的是在战争期间开始我个人的战争：与现时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

注释

“毕得迈雅风格”（biedermeierstil）指的是在1815—1848年间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和艺术，其基本主旨是强调小市民的生活舒适，体现为对大自然的理想化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在文学、音乐、戏剧建筑以及家具、室内装饰、服饰等方面形成一套独特的风格。在民居建筑方面，以典雅和外形朴素为特征。维也纳附近的巴登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消夏之地，是“毕得迈雅风格”建筑的重镇。

约克（ludwiggrafyorckvonwartenburg，1759—1830），普鲁士陆军大元帅。在1813年抵抗拿破仑的自由战争中，他指挥的部队在易北河畔的瓦腾堡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1814年，普鲁士国王给他颁发了大十字勋章，并授予冯·瓦腾堡伯爵的贵族称号。

施泰因（heinrich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vomundzumstein，1757—1831），普鲁士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是柏林中心的一条街道，普鲁士的许多政府机构坐落在那条大街上，在修辞上被用作“帝国政府”的同义词，直到1945年。

“涅索斯衬衣”，意为带来灭顶之灾的礼物。故事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半人半马的涅索斯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他的血中还有死亡之毒。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出于嫉妒让他穿上浸满涅索斯血液的衬衣，他感到浑身剧痛，也无法脱掉衬衣，最后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利骚作为抒情诗人已经无法得到文学界的认可。他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尤其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戏剧，但是其成就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出于失望，他于1924年离开德国，移居维也纳。1936年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诗歌集《时代的转折》。1937年12月利骚去世，尚在维也纳于1938年落入希特勒之手之前。茨威格所谓的利骚“被希特勒从德国赶出”的这一说法，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