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那场席卷欧洲大地的灾难，1914年的夏天也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很少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丽、繁盛，我几乎想说，更是夏天。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的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林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至今，当我一说出“夏天”这个词，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灿烂七月天。那些日子，我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小城巴登（baden）度过的。贝多芬就喜欢将这里选为夏居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这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就是想将这一整月全身心投入工作中。这个夏天余下的时间，我打算去那位尊敬的朋友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乡下别墅。在巴登，不必离开小城就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那美丽的、起伏的森林，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毕得迈雅”风格的低矮房屋之间，这些房子还保留着贝多芬时代的简朴和优雅。人们到处都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和餐厅，与那些兴高采烈的疗养客待在一起，在疗养公园里参加花车庆典，或者去寻幽于寂寞的小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乐兴趣。

6月29日是圣人“彼得和保罗纪念日”，这一天在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从来都是节假日。在头一天晚上，已经有很多游客从维也纳来到巴登。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高兴地、无忧无虑地聚集在疗养公园来听音乐。那天真是让人感到舒适愉快，栗树上方的天空一片辽阔，了无云朵，真是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日子。大人和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们已经觉得这首个仲夏节日已经为整个夏天做出了预言：舒适的空气，满眼绿色，让人能够忘掉平日所有的忧虑。我坐在疗养公园中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地方读书，今天我还知道当时自己读的是什么书：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schkowskij）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专注入神。不过，树间的风、鸟的鸣啾和疗养公园里的音乐还是能同时进入我的意识当中。我能清楚地听到旋律，同时还能一点儿也不受打扰，因为我们耳朵的适应能力如此之强，一种持续的声音，一条轰鸣的大街，一条潺潺水流的小溪在几分钟以后就完全融入我们的意识当中。反倒是只有出其不意的节奏上的停顿，才会让我们竖起耳朵来。

当演奏当中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停住了阅读。当时乐队演奏的是什么曲目，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感觉音乐一下子就停住了，我本能地将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人群原本差不多如一个流动的浅色块在树间徜徉，现在似乎也有所改变。他们也都突然之间停在自己的动作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演出场地音乐亭子。这也很奇怪，因为这里的音乐会一般都有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一定有什么原因。我走近一些才注意到，人们在音乐亭子前面东一伙儿、西一伙儿地聚在一起，个个神色紧张，挤着看一条刚刚贴出来的告示。几分钟以后我知道了，那是一份急电：弗朗茨·斐迪南王储陛下及其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队的途中，遭遇政治谋杀殒命。

知道这一刺杀消息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传递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请允许我诚实地说出真实情形：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到特别的震惊或者痛苦，因为王储一点儿也不招人待见。我还记得在我很小时，当皇帝唯一的儿子、皇太子鲁道夫（rudolf）某一天在马耶尔林宫（mayerling）被发现遭到枪杀时的情形。当时全城人都悲恸万分，大街上人多得不可思议，人们蜂拥着争相看一眼灵柩，竞相表达对皇帝的同情，对这桩不幸所感到的震骇。这是皇帝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人们把他看成哈布斯堡皇室里最进步的人，在为人方面最招人喜欢，最值得期待，却不幸英年离去。弗朗茨·斐迪南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正好缺少那种要想在奥地利真正讨人喜欢所需要的无比重要的特质：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以及待人处事的方式。我经常在剧院里观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身躯魁梧，目光冰冷而僵硬，一次也不向观众投出友好的一瞥，或者用真心的掌声来给演员以鼓励。人们从来也看不到他笑，没有哪张照片上能看到他有放松的姿势。他不懂音乐，不懂幽默，他的王妃看人的目光也同样那么不友好。在他们两个人的周围，空气像铁一样生冷。人们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人们也知道，老皇帝从心里恨他，因为他有王储想上位的那种急不可耐，又不知道策略地将其掩盖起来。我几乎都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粗脖子，有着冰冷而僵硬目光的人，早晚会出什么事。有这种预感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的人遍及全国。因此，他被谋杀的消息没有带来很深的同情。两个小时以后，在人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有深重悲哀的迹象了。人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到晚上餐馆里又开始演奏音乐了。在这一天，很多奥地利人会静静地松一口气：皇位继承人这个位置终于给备受人们喜爱的年轻的卡尔公爵让出来了。

第二天，各家报纸理所当然都刊登了详细的讣告，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刺杀事件的愤怒。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事件会引发针对塞尔维亚的政治行动。让皇室感到头疼的是这一死亡带来另外一种忧虑，那便是葬礼仪式。以弗兰茨·斐迪南的王储身份，尤其是他在为皇室履行公务之时遇害身亡，按理说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皇室墓地（kapuzinergruft），也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历代葬所获得一席之地。但是，弗朗茨·斐迪南生前与皇室进行过长时间愤怒的抗争之后终于与一位肖台克女伯爵（gräfinchotek）结婚。她也出身于高级贵族之门，但是按照哈布斯堡家族几百年的秘密家法，她与王储并不门户相当。在重大仪式场合，其他大公王妃都要求自己的待遇要优于这位其子女没有皇位继承权的皇储妃。即便面对死者，宫廷的傲慢也不会有丝毫退让的。怎么？一位肖台克女伯爵入葬哈布斯堡皇室墓地？不可以，这绝对不可以发生！于是，大肆的计谋活动开始了。女大公们川流不息地去老皇帝那里说项。一方面普通百姓被要求公开地表示深切的悲痛；另一方面，宫廷里却在上演一场激烈的敌意较量。像通常的情况一样，死人反正是没处去说理的。典礼官编造出一种说法：死者生前曾经表达的愿望是，让自己在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阿尔茨台腾（artstetten）入土为安。以这样一个假装尊重死者遗愿的借口，公开的遗体告别、出殡等一切仪式以及所有相关的尊卑之争也就都悄悄地压下来了。两位谋杀遇害者的灵柩被静静地运往阿尔茨台腾，并在那里得到安葬。永远爱看热闹的维也纳原本把这也当成一个大好机会，现在已经开始忘记这个悲剧性的事件。毕竟，维也纳人经历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夫皇太子的暴力惨死，以及皇室成员各种丑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老皇帝会孤独而不可撼动地经受住发生在家庭中的种种磨难。再过几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这个名字和形象就将会永远从历史中消失。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突然开始争论起来。与此同时，争论的调门越来越高，让人感到这一切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被指责曾默许谋杀行为，而且这种指责差不多也算明确表示：奥地利不能对刺杀如此深受爱戴的皇储伉俪的事件就此善罢甘休。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某个公众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但是没有人想到战争。无论银行、商店，还是私人生活，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轨道。这种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说到底争吵的就是几个由塞尔维亚生猪出口而牵出来的贸易合同。我准备出发去比利时的维尔哈伦那里，箱子已经装好，我的工作进展顺利，躺在棺材里的皇储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还从来没有过这么美的夏天，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更美：我们全都无忧无虑地张望着世界。我还记得，在巴登的最后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葡萄园散步，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这样的夏天，我们很久没有过了。要是一直这样，我们的葡萄酒可要好过任何年份。人们会记住这个夏天的！”

可是，这位穿蓝色酒窖工装的老头不知道，他说出来的是多么残酷的千真万确之语。

在奥斯坦德（ostende）附近的海滨小浴场勒科（lecoq）这里，也到处都是那种无忧无虑的气氛。每年夏天，我在去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以前，都在这里待上两个星期。享受度假乐趣的人们有的躺在沙滩上的彩色凉篷下，有的在海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平台上跳舞。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这里和平相处，能听到很多人在讲德语，毗邻的德国莱茵兰地区的游客每年夏天都到比利时海滩来度假。打扰人们休闲的唯一因素是报童：为了更好地兜售报纸，他们大声喊着巴黎报纸上吓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在准备战争动员》。我们可以看到，买报纸时人们脸上的表情怏怏不乐，但总是持续不了几分钟。多年来我们都知道，这些外交上的冲突总是在局势变得严峻前的最后一分钟还能够幸运地得到解决。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呢？半个小时以后，就能看到这些一度心情沉重的人又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水里扑腾了。风筝在空中飘升，海鸥在天上盘旋，太阳仿佛在含笑，给这和平的大地送来光明和温暖。

可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危险性越来越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下来是塞尔维亚方面支吾搪塞的答复；奥地利皇帝和德国皇帝之间电报频仍，此后便是几乎无法掩盖的军事动员。我差不多没法还待在这个狭小偏僻的地方，我每天乘有轨电车去奥斯坦德，以便得到更多的消息。消息越来越糟糕。人们还能在海里游泳，旅馆仍然是满的，为消暑而来的客人们仍然在海滨平台上散步、说说笑笑。但是，突然之间有新东西加入其中。比利时的士兵突然出现了，平时他们是从来不到沙滩上来的。机枪放在狗拉的小车上——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正和几位比利时朋友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有一位年轻的画家，还有诗人费尔南·克罗默林克（fernandcrommelynck，1886—1970）。我们下午去拜访了詹姆斯·恩索尔（jamesensor，1860—1949），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特殊、离群索居、内向的人。他为自己给军乐队写的几个糟糕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短舞曲产生的骄傲感，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油画作品——那些作品有着了不起的构想和斑斓的色彩。他让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原本是他不太情愿的。一想到有人会买下他的画，就让他感到别扭而压抑。这些朋友告诉我说，他的梦想是能将这些画高价卖出去，同时他又可以保留它们，因为他对于钱和对于自己的每一幅作品的贪恋程度相同。每次当他不得不交出一幅画时，总会有那么几天陷入绝望当中。这位天才的贪财鬼的种种乖僻举动，让我们感到开心愉快。这时有一队士兵带着用狗拉着的机枪从我们前面走过，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去抚摸狗，这让陪行的军官特别生气，他担心允许人们对一件作战物品表示出喜爱之情会损害军事机构的尊严。“这样愚蠢地走来走去是要干什么？”我们当中的一位小声嘀咕。但是，另外一位马上激动地回答说：“必须未雨绸缪。就是说，在战争情况下，如果德国人从我们这里突破的话。”“绝不可能！”我带着真诚的信心说，因为在那个旧世界人们还相信条约的神圣性。“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打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你们也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朋友也不让步。他说，如果在比利时有这样的军事安排，那就一定事出有因。早在几年以前，就有传闻说截获了德国参谋总部的一份秘密计划：尽管有各种承诺条约，一旦进攻法国的话，德国就会从比利时突破。但是，我也没有让步。我觉得这简直荒谬透顶，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悠闲愉快地享受着这个小小的中立国的地主之谊，另一方面却要在边境上驻扎严阵以待的军队。“无稽之谈！”我说。“如果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的话，你们可以把我吊在这个路灯杆上！”我今天还得感谢这些朋友，他们没有真按照我的话去做。

但是，形势危急的7月最后几天接踵而至，每小时都会有一个跟其他消息相矛盾的新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谋杀。人们能感觉到，情势变得严重起来了。一道恐惧的冷风一下子就把海滩扫得空空荡荡。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涌向火车站，甚至连最不相信坏事会发生的人也开始加速收拾旅行箱。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就马上买了一张离开这里的火车票。那真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因为那列从奥斯坦德开出的快车已经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了。我们站在过道里，非常紧张不安，大家都在互相说话。没有人愿意安静地坐下或者读书，每到一站都有人冲出车厢去打听新消息，心存一份秘密的希望：总会有那么一只决绝的手，还能将这已经脱缰的命运再拽回来。人们还不相信会有战争，也不相信比利时会被入侵。人们无法相信，因为他们不想相信这种发了疯的笑话。火车渐渐离边境线近了，我们进入了韦尔维耶（verviers）车站，比利时的边境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应该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境内第一站赫尔倍施塔尔（herbesthal）的中途，突然在没有车站的地方停住了。我们挤入车厢过道处，到窗口边。发生了什么事？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一列火车迎面开过来，敞篷的车厢，上面盖着帆布，我觉得我认出了帆布下面吓人的大炮形状。我的心脏都停止跳动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向前线开拔。但是，也许这只是一种保护措施，无非是以战争动员做恐吓手段，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在身处危险的时刻，意志还会再生出希望，巨大的希望。终于有了“通行”的信号，车轮又向前滚动，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门的台阶，打算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最新消息。但是，火车站被军队接管了。我正准备进入候车室，一位白胡子铁路职员站在关着的门前神情严厉地说：谁也不许进入火车站。但是，从那被小心遮挡起来的门玻璃之后，我已经听到了军刀轻微的碰击声，以及枪托触在地上的声音。毫无疑问，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德国违背所有国际法，进攻比利时。我浑身战栗地登上了列车，火车继续行驶，开往奥地利。现在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在驶向战争。

第二天早晨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贴着告示，宣布了全面的战争动员。火车上挤满了刚入伍的新兵，彩旗飞舞，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整座城市陷入一种沉醉状态。最初对这场战争的惊骇，转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这是一场没有人想要的战争，民众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们本来在以此玩弄手段、虚张声势，却没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组成了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彩旗、彩带和音乐。年轻的新兵在志得意满地行进着，他们面容灿烂，因为人群在向他们欢呼致意，这群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时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欢呼致意的。

实话实说，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大众最初的情绪爆发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诱惑力的东西，这是一些很不容易摆脱的东西。尽管我痛恨和厌恶战争，但还是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对那一天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人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到他们是属于一起的，这种感觉在和平时期他们原本能更好地感觉到的。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一时刻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正在共同经历一个再不会重现的时刻，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召唤，将渺小的“我”融入沸腾的大众当中，清除一切自私杂念。在这短暂的时刻，奔涌的兄弟般感觉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宗教而造成的差异。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多年来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面孔。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在经历一种“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个孤立的个人，他被融入大众当中，他变成了“人民”，他作为个人，平时根本不被看重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一位邮局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写员、鞋匠在他们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为英雄，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位穿上军装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经提前用“英雄”这个浪漫的名字充满敬意地向他们致意。他们认可那自己并不了解的权力，而这权力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拎出来。在这过于兴奋的最初时刻，纵然是母亲的悲伤、妻子的恐惧都羞于有自然感觉的流露。也许在这种狂热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种惊涛骇浪如此凶猛、如此突然地向人类袭来，它表面上泛着泡沫，它将人形动物身上那些昏暗的、无意识的原驱动和本能推到上面来。这种诉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称为“对文明之厌恶”的大发作：人们要有那么一次契机，去冲破市民社会的法律法条，让最原始的嗜血本能尽情放纵。与这种狂热掺和到一起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献祭的欢娱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然轻信，旗帜与爱国主义言辞的巫术魅力。有那么短短的一刻，这种无法想象的，几乎用言词无法描述的千百万人的如醉如痴，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种狂野的，几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动力。

今天这些只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轻一代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形？为什么1939年的大众没有和1914年那样的兴奋？为什么他们只是严肃而决绝、沉默而听天由命地听从指使？这次的战争和上次的不是一样吗，按说在我们现在的这场战争还是为了更神圣，更高级的目标，这是一场争夺理念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境线或者殖民地？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我们1939年的世界上，已经不像1914年那样有那么多幼稚天真的轻信。当时的民众还不假思索地相信他们尊奉的权威，在奥地利没有人会想到：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受尊崇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会在自己八十四岁的高龄向他的子民发出战斗号召；在没有邪恶、狡猾、凶残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之时，他还会要求子民做出流血牺牲。德国人也都读到了皇帝写给俄国沙皇尽力争取和平的电报。人们对“上层人物”、对部长们、外交官们，对他们的判断和诚实怀有极大尊敬，这一想法还占据着普通人的头脑。如果有战争发生，那一定是违背了本国政治首脑的意愿的；他们自己不可能有责任，整个国家没有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责任。肯定是在敌对方的国家里，这些犯罪之人，这些战争的推动者。人们拿起武器，这是自卫，针对那些有坏蛋行径的卑鄙敌人，因为他们无端地侵入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1939年，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人们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对本国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本国政府能力的信任已经消失了。自从看到他们在凡尔赛如何出卖了长久和平的可能性，人们开始鄙视外交手段。各民族还都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客在解除军备、废止秘密外交方面是怎样无耻地欺骗了自己。从根本上说，在1939年，人们不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存有尊重，不会满怀信任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的手中。一位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会讥诮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会议——“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以来，人们就完全不再相信张伯伦的深谋远虑；在意大利、德国，民众满是恐惧地看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们驱赶到哪里去？当然，人们不能抗拒，这关涉到祖国，于是士兵们拿起了武器，于是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征。但是，从前那种不可撼动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没有了。人们服从，但是不再欢呼；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再梦想成为英雄。整个民族以及单个的个体都已经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牺牲品而已，坑害他们的要么是人世的、政治上的愚蠢，要么是难以理喻的、险恶的命运之力。

可是在1914年，在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大众对战争哪里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了解战争，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那是一个传说，正因为战争的遥远，这又让它变成英雄的、浪漫的。他们仍然透过教科书或者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来看待战争：军服光鲜的骑兵进攻令人眼花缭乱，致命一枪打中了勇敢者的心脏，整个军队开拔就是一场无往不胜的凯歌进军。“圣诞节我们就回来了！”1914年8月的入伍新兵笑着对他们的母亲喊道。谁在乡村和城市里还能回忆起“真正的”战争？最多还有那么几位老人参加过1866年反对普鲁士的战争，而当初的敌人这次成了同盟者。那是一个多么速战速决，不那么血腥，年代久远的战争！整个出击就三个星期，没有很多牺牲就结束了，也就是喘口气的功夫！一次踏入浪漫之地的快速郊游，一次充满阳刚之气的狂野冒险：在一些头脑简单的男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就被描绘成这样的画面，年轻人甚至诚心诚意地不愿意错过生活中这令人激动的美好场景。他们因此激动不已地挤向募兵站的旗帜，在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往战壕的火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血管里都涌动着这狂野的、燃烧的血流。1939年的这一代已经知道什么是战争。他们不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的，而是野蛮的；他们知道，战争会一年年持续下去，那是一段任何代价都无法补偿的生活；他们知道，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会佩戴橡叶勋章，身披彩色绶带，而是在战壕或者营地里度过几个星期，身上长满虱子，渴得半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时，就可能被远处发射的枪炮打得碎尸万段。人们从报纸上、电影里提前知道那些新型魔鬼技术的灭绝手段：巨型坦克会将所到之处的伤员碾成肉酱，飞机会将尚在床上的妇女儿童炸得血肉横飞。人们知道，1939年的一场世界战争由于那没有灵魂的机械化，会比人类历史上此前的任何战争更邪恶，更野蛮，更无人性。1939年的这一代人当中，没有人会相信战争有上帝所愿的正义性；更为糟糕的是，人们也不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长久性。人们还能很清楚地记起上次战争带来的一切失望：战争带来的是悲苦，而不是富裕；是怨艾，而不是满足；是饥馑、通货膨胀、革命、公民自由的丧失、个人成为国家的奴隶；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崩溃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信任全无。

这带来了区别。在1939年的战争中参加战斗，有一种精神上的意义：这关乎自由，关乎去保存一种道德财富。为一种意义而抗争，这让人们变得坚强，变得矢志不移。在1914年的战争中，人们对战争的真实还一无所知，战争还服务于人们的痴心妄想，人们还梦想着一个更美好、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仅仅是妄想，而不是有所知，才让人们感到幸福。因此，当时的牺牲者们才沉醉着、欢呼着走向战壕，他们身上带着花环，钢盔上带有橡叶徽记，大街上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如同过节一般。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陷入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狂热当中，绝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能明察秋毫，那完全是因为我到那时为止的生活方式。两天以前我还在“敌对国”，因此我完全确信无疑，比利时的大多数民众与我们自己的国人同样热爱和平，同样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在世界主义的理念当中生活了太长时间，无法在一夜之间突然开始憎恨另外那个世界，那也是我的世界，就如同我的祖国一样。我多年以来就对政治有着不信任，而且正好是最近几年在与我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可能发生战争是多么非理性的事情。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注射过不信任疫苗来预防爱国主义狂热。我对这场战争之初的高烧发作有所准备，但仍然下定决心：不要让自己“欧洲有必要统一”这一信念因为一场兄弟间的争端发生动摇，而导致这场争端的是拙劣的外交官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