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一次我感到战争的阴影如鲠骨在喉。碰巧第二天我遇见了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avonsuttner），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勇气的、了不起的卡珊德拉。她是出身社会最高层的贵族，早年在波希米亚的家族宅邸附近看见过1866年战争带来的惨状。她带着像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一样的激情，认为自己终其一生只有一个使命：要阻止第二次战争，阻止任何战争。她写作了长篇小说《放下武器》，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她组织了无数次的和平集会；她人生中的最大胜利是，唤醒了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为了对他的炸药造成的灾难进行补偿，设立了旨在推进和平及国际理解的诺贝尔奖。她情绪激动地向我走来，平时说话那么平静，那么祥和的她在大街上就大声地喊：“人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这已经是战争，他们又一次把什么都在我们面前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什么也不做，你们这些年轻人？这跟你们尤其有关！你们要反抗，你们要团结起来！别总是让我们几个老太太做这些，没有人听我们说什么。”我告诉她自己要去巴黎，也许真的可以尝试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为什么只是‘也许’？”她催促着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机器已经开动了。”我自己也感到不安，颇费周折才让她平静下来。

恰好是在法国，我经历的第二个个人插曲让我想到，这位在维也纳没有太被人当一回事儿的老太太是多么有远见地看到了未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插曲，但是对我来说尤其印象深刻。我在1914年的春天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图兰（touraine）几天，凭吊达·芬奇的墓地。我们沿着风和日丽的卢瓦河岸漫步，到了晚上真心感到疲乏，于是我们决定到没有太多热闹的城市图尔（tours）——以前我去那里瞻仰过巴尔扎克的故居——去看电影。

那是一家小小的郊区电影院，与那些由铬和闪光玻璃装潢起来的新时代豪华设施不可同日而语。那里只有一个改建的大厅，里面都是小人物，有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小贩，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老百姓，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尽管电影院里禁止吸烟，他们还是向污浊的空气里再吐出斯卡费拉蒂（scaferlati）牌和卡波拉尔（caporal）牌散装烟的蓝色烟雾。银幕上首先放映的是“世界新闻”：英国的划船比赛，人们在说说笑笑；然后是法国的军队检阅，这时人们仍然没有太在意；然后是第三个画面：德国威廉皇帝在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我一下子就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相当熟悉的丑陋的维也纳西站的站台，上面站着几个警察，正在等待一辆列车。然后是一个信号：年迈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沿着仪仗队走过，去迎接他的客人。银幕上出现的老皇帝，已经有些驼背，沿着仪仗行列走过时步伐也有些不稳，图尔人对这位白胡子老先生还是发出了不无善意的笑声。接下来画面上有一辆火车开进来。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车厢。包厢的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走出来：八字胡高高地上翘，身着奥地利的将军制服。

就在威廉二世在画面中出现的这一时刻，这个昏暗的空间中突然临时爆发出一片疯狂的口哨声、跺脚声。大家都在大喊、吹口哨，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在咒骂，好像有人侮辱了他们本人似的。这些性情愉悦的图尔人，对政治和世界的了解超不出当地报纸上写的内容，但是在那一秒钟却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感到不寒而栗，直到心底，因为我能感觉到，通过这么多年的仇恨宣传，这种毒害已经多么深地进入人们的内心：甚至在一座外省的小城市，并非恶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经被鼓噪得那么仇恨皇帝、仇恨德国，哪怕一个在银幕上快速闪过的画面都能引起这样的爆发。那不过是一秒钟，就一秒钟。当另外的画面出现时，一切都被忘记了。人们现在看着喜剧电影开怀大笑，高兴地用手拍打着膝盖，发出声响。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但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严肃的危机四伏的时刻要想煽动起民众有多么容易，哪怕有那么多致力于民族理解的尝试，哪怕我们自己也在为此努力。

整个晚上我心情沉重。我无法入睡。如果这发生在巴黎，我也同样会感到不安，但是不会这么震撼。仇恨已经传播到外省，侵蚀到善良而天真的百姓，这让我感到战栗。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这个插曲讲述给朋友们。他们大多没有太当一回事儿：“我们法国人当初多么嘲笑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盟。你不了解法国人，他们对政治不深入考虑。”只有罗曼·罗兰不这么看。“民众越天真，就越容易去左右他们。自从庞加莱当选以来，情况就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关于那个夏天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我们也谈了好长时间，罗曼·罗兰对此的态度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怀疑。“一旦部队动员令贴出来，还能有多少人抗得住，谁知道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敏感、大众歇斯底里的时代，这在战争中产生的暴力是无法预见的。”

可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担忧的时刻飞快过去，就如同蜘蛛网在风中消失一样快速。我们虽然时不时地想到战争，但是并不比想到死亡的时候多——二者都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也许会在很遥远的将来。在那些日子，巴黎太美，我们自己太年轻，太幸福。我今天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迷人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人王子”（princedepoetes）这一称号，我们故意推举出一位“思想者王子”（princedespenseurs），一位老实巴交、头脑有些简单的男人，他让大学生隆重地将自己领到“先贤祠”中罗丹的那幅雕像作品前。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一样在诙谐讽刺的宴会上大吵大闹。那正是树上花开的季节，轻盈的空气中有甜甜的味道。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谁还愿意去想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朋友间的友谊比以往更加深厚，而且是在异国——在一个“敌对的”国家——赢得了新朋友；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忧无虑；人们因为自己的无忧无虑而热爱这座城市的无忧无虑。我在最后的几天里陪同维尔哈伦去了鲁昂，他在那里有一场演讲。我们夜里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着迷人的闪光：这样纤柔的奇迹，应该属于某一个“祖国”吗？它难道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就在那同样的地方，两年以后他被自己歌颂过的机器碾得粉身碎骨。他拥抱我。“8月1号，在我的卡佑基比克见！”我答应他，因为我每年都去他的这个庄园拜访他，和他一起一字一句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今年就不这样做呢？我不带任何忧虑地与其他朋友告别，与巴黎告别，那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伤感的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那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计划很明确。现在要回到奥地利，避居在乡下什么地方，让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有所进展（五年以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这样我就完成了《三大师传》，我要通过这本书让读者看到三个伟大国度里各自最伟大的小说家。然后，去维尔哈伦那里。也许，冬天我就可以完成那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去组建一个致力于思想沟通的小组。三十二岁这一年，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坦和光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天，世界显得如此美丽而又富有意义，正如一枚珍贵的果实。我热爱这个世界，因为它的当下，因为它更出彩的未来。

可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发出了一声枪响。在这枪声中，那个我们曾经在其中受教育、成长和栖身的充满安全感和创造理性的世界，正如一只空陶罐一样，被击得碎成千片。

注释

齐柏林飞艇为一种硬式飞艇，以其发明者德国人斐迪南·冯·齐柏林（ferdinandgrafvonzepplin）而命名。在1900—1940年间，齐柏林飞艇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技术成就，被应用在人力和物品运输方面。

路易·布莱里奥（louisbleriot,1871—1936），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家，他是在1909年7月25日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人。

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一个比较大的省份。

阿加迪尔（德语写为agadir）位于今天摩洛哥南部，是一座靠大西洋的港口城市。

让·饶勒斯（jeanjaure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是活跃的反战主义者，1914年7月31日遭到暗杀。

这里描述的茨威格与罗曼·罗兰的相识是在1913年。罗曼·罗兰于1910年10月在巴黎遭遇车祸，身体受伤，导致几个月无法工作。出于这一部分原因，他于1912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授的职位，成为自由职业作家。二人初次见面之时，应该是罗曼·罗兰身体状况非常不佳的时候，所以茨威格“带着一点儿恐惧的心情”去打量他是可以理解的。

察贝恩（德语zabern，法语saverne）是今天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一座小城。普法战争以后，普鲁士在此地驻军。1913年，普鲁士士兵与当地一个法国民众发生争执，引发当地人大规模抗议，普鲁士军方采取了过激的军事手段引发冲突。

雷蒙·庞加莱（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2—1913年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和总理，1913—1920年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他在1914年前往俄国访问。著名的数学家、法兰西院士昂利·庞加莱是其堂兄。

罗丹的经典性雕塑名作《思想者》自1906年起进入“先贤祠”。

1916年11月，维尔哈伦在鲁昂火车站遭遇交通事故，他在试图登上一辆已经开动的火车时，不幸跌落，被火车碾压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