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朋友们给我写了好多介绍信让我带来，但是我一封也没有拿出手。我之所以来异地，本义就在于逃脱那种市民社会的安逸氛围，从那里解脱出来，完全靠自己来生活。我只想认识那些在我自己的文学努力之路上找到的人，最好是那些有意思的人。毕竟，我也没有白白读那些“波希米亚”艺术家的作品，一位二十岁的人也必须希望自己能够去经历那样的浪漫。
没用多久，我就找到了这样放荡不羁、兼容并蓄地凑在一起的圈子。我早在维也纳时就已经给柏林“现代派”的主要杂志供稿，这份杂志几乎是带有讽刺意味地给自己命名为《社会》，其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各博夫斯基（ludwigjacobowski）。这位年轻诗人在英年早逝之前成立了一个协会，协会的名字是对年轻人颇富诱惑力的“后起之秀”（diekommenden），协会成员每星期在诺伦多夫广场（nollendorfplatz）的一家咖啡馆的二楼聚会一次。在这个模仿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的地方，各色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当中有诗人和建筑师，装腔作势的吹牛大王和新闻记者，有打扮成艺术工作者或者雕塑家的年轻姑娘，有想让自己的德语水平变得完美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色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姑娘。这里也不乏来自德国本土各地的代表：骨骼健壮的威斯特法伦人、装模作样的巴伐利亚人、西里西亚的犹太人，所有这一大群人在一起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完全不受任何约束。不时有人朗读诗歌和戏剧，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互相结识。在这些有意摆出“波希米亚”派头的年轻人当中，坐着一位令人动容的，像圣诞老人一般年长而且长着灰色胡子的老人。所有人都敬重他、爱戴他，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位真正的“波希米亚”艺术家：彼得·希勒（peterhiller）。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用他那蓝色的眼睛，愉快而不带任何恶意地看着这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他总是裹着一件灰色的风衣，用来遮盖那套已经破损的西装和肮脏的衬衣。每次他都很愿意应我们的要求，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揉得皱巴巴的手稿，给大家朗读他的诗歌。那都是些别具一格的诗歌，原本是一位天才抒情诗人的即兴作品，只是诗歌的形式过于松散、过于随意。他在咖啡馆或者在电车里用铅笔写下来，随后就忘掉了，在朗读时总得费力地辨认那被涂抹或者弄脏了的纸条上的字。他从来没不曾有过钱，也从来不在乎钱。他有时在这个人，有时在那个人那里过夜。他的遗世独立，他那彻底的淡泊功利，是一种令人动容的真。谁也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山野樵人是何时，是怎样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的，以及他想在这里做什么。但是，他什么都不要：不要成名，不要被人欢呼赞叹。由于他有着诗人的梦幻感，他比我后来见到过的任何人都更了无忧愁，更自由自在。围在他周围的，是那些争强好胜的讨论者在高声大嗓、声嘶力竭地争论。他温和地听着，不与任何人争吵，有时候举起酒杯向人表示友好的问候，但是他几乎不卷入任何谈话。他给人的感觉是，在这一片的喧嚣混乱之中，在他那乱蓬蓬的、有些昏昏沉沉的脑袋中好像在诗句和词语在穿梭着，但是并没有被找到、被发现。
今天，这位天真的诗人即便在德国他也几乎被忘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真实与稚气也许在感觉上让我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位被选出来的“后起之秀”的主席身上转移开。后来，据说那个人以他的理念和言辞对无数人的生活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位鲁道夫·施泰纳（rudolfsteiner）后来成为人智学的创始人，他的追随者建立了最为豪华的学校和研究院来传播他的学说。继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在这位鲁道夫·施泰纳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一个被赋予使命去成为数百万人的指路人的形象。就个人魅力而言，他不像赫尔茨尔那样具有领袖气质，但是他更有诱惑力。他那棕色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如果我不去看他，听他讲的内容会更专心，更具有批判性态度。他那带着苦修者式的清癯、充满精神上激情的脸庞，让人感到舒服，并非只对女人才显得有说服力。鲁道夫·施泰纳当时离创建自己的学说还远着呢，他自己还是一个寻找者、学习者。他偶尔给我们讲他对歌德的颜色学所做的评议，在他的描述中，歌德的形象越来越像浮士德或者帕拉采尔苏斯。听他谈话是令人激动的，因为他所受的教育让人吃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学识仅限于文学方面的人来说，他的知识非常广博。每次听完他的报告或者与他有过很好的私人交谈之后，我总是带着一种既兴奋又压抑的感觉回到家里。尽管如此，如果我今天问自己，当初是否已经从这位年轻人身上预见到他将在哲学与伦理方面带来那么广泛的大众效应，我必须惭愧地给出否定的回答。从他的那种寻求精神中，我预想他在科学上会有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听说他那富于直觉的精神成功地取得了一个重大生物学发现，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吃惊。但是，当很多年以后我在多纳赫（dornach）看到那座雄伟的“歌德楼”时——那座“智慧学校”，是他的学生捐赠给他的“人智学”的柏拉图学院——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失望，他的影响如此严重地走向了宽泛，在某些地方甚至陷入凡庸。我不想让自己对“人智学”做任何评判，因为我到今天也不完全清楚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所指的是什么。我甚至以为，在本质上这个学科的诱惑性效果不是来自它的理念，而是与鲁道夫·施泰纳这个令人着迷的人连在一起。不管怎样，对于这样一位有魔力的人物，能够在他早年与他相遇相识，在他还能够友好地、不那么教条地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时结识他，这对我来说是不可低估的收获。从他那既引人入胜又十分深奥的学问中我认识到：我们读了高中就曾经觉得自己已经学识渊博了，而真正的渊博，绝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依靠泛泛阅读和讨论就可以获得，那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刻苦努力才能获得。
那还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建立友谊还相对容易，社会或者政治上的差异还没有那么无法调和。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位年轻人从与自己一起努力的同道人那里会比从高于自己的人那里学到更为重要的东西。我又一次感觉到，集体性的热忱投入会带来怎样丰硕的成果——这次是在比中学更高的、国际性的层次上。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市民阶层，甚至百分之九十是犹太市民阶层，我们的兴趣大同小异，在朋友圈中无非让自己的兴趣得以加倍或者翻番地增长。但是，这个新世界里的年轻人却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公子，也有汉堡船主的儿子，而另外一个很可能来自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庭。我突然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圈子，这里也有身着衣衫褴褛的真正穷人，这个圈子是我在维也纳时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我与酒徒、同性恋、吸毒者同坐在一张桌子旁，不无骄傲地与一位有名的、被判过刑的诈骗犯握手（他从监狱出来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因此加入我们作家群里面）。所有那些我在现实主义小说中里读到过却几乎无法相信的东西，都堆挤在这样的小酒馆或者咖啡馆里。我被带进这样的地方，一个人的名声越差，我想去认识这个人的兴趣就会越强烈。这种对身处岌岌可危境遇者所持有的好感和好奇，伴随了我整个一生。即便后来到了本该慎重择友的年龄，我的朋友们还经常指责我在与一些如何缺乏道德感、不可靠、真正一无是处的人打交道。也许正是我出身的那个阶层所强调的团结感以及另外一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我感觉“太平无虞”这一情结是负担——才让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那么令人着迷：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名誉大手大脚，对待它们几乎可以说是带着某种蔑视，这是些为激情所驱使、生存没有任何目标的狂人。也许在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我对这种浓烈的、不受任何羁绊的自然本色的偏爱。此外，这里还有来自异域风情的外国因素所带来的刺激。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几乎都能给我的好奇心带来一份来自陌生世界的礼物。来自德罗霍毕茨（drohobycz）的画家埃·莫·利林（lilien）是一位贫穷的、信奉正统犹太教的旋木工的儿子，在他这里，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东部犹太人，从而也了解了犹太教。在那之前，我对这个宗教中所蕴含的力量、那种坚韧的狂热根本不了解；一个年轻的俄国人给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美的片段；一个漂亮的瑞典人让我第一次看到蒙克的画；我也在画家们（糟糕的画家）的画室里滞留，观察他们的绘画技术；一位信徒将我带到某个宗教圈子：这些活动让我感受到生活的千般形式和多样性，对此我感到津津有味。我带着自己在中学时将注意力投射到纯粹的形式、韵律、诗句、词汇上的力度，现在将注意力投射到人的身上。在柏林，从早到晚我总是在和各种新结识的人在一起，有兴奋也有失望，甚至也被他们所欺骗。我想，我十年里所收获的精神上的交往还不如在柏林短短一个学期那么多，这是彻底自由的第一步。
这种不可思议的多种启发，原本意味着我的创作兴趣也会有不同寻常的提升，似乎可以说理当如此，而实际上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在中学时代由于精神上的兴奋而陡然升起的自信，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在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出版四个月以后，我简直不能理解自己当初怎么有勇气把它拿出来。我仍然觉得那些诗句是很好的、很有技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令人瞩目的艺术工艺品，来自雄心勃勃的对于诗歌形式的游戏乐趣，但是那里面的感伤情绪不是真正的。同样，在与真实有了这样的接触以后，我也感觉自己第一个中篇小说中有种在稿纸上喷洒过香水的味道。这些作品都是在对现实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就的，用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二手技巧。我来柏林时，带来了一部只剩下一章还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本来是要让我的出版人高兴一下的，但是手稿很快就被我扔进火炉里，因为在看到真实生活之后，我对自己的中学生能力的信任遭到了沉重一击。对我来说，那就好像在学校里被留级一年一样。的确，在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以后，我过了六年才出版第二部诗集，再往后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诗人戴默尔的忠告，将时间用在翻译上。对这一忠告，我现在仍然心存感激。到今天我也仍然认为，对一位年轻诗人来说，翻译外文的文学作品是去更深地了解自身语言的精髓、去创造性地掌握这一语言的最好机会。我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歌，还有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一些诗歌，夏尔·范·莱尔贝尔赫（charlesvanlerberghe）的一个小剧本，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lemonnier）的小说《熟能生巧》。正因为每一种外语中那些最为独特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会抵抗任何模仿，这才对语言表达力构成了平时不会遇到的挑战。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地强行将外语变为自己的语言，强行将自己的语言变得富有弹性——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艺术乐趣。这种默默无闻、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需要耐心和韧性，而这两种美德被我在中学时代出于轻率和鲁莽而抛弃了。现在，我格外喜欢这项工作，因为在介绍艺术名著这项朴素的工作中，我第一次有一种确凿无疑的感觉：我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也算不枉此生。
在内心深处，我已经清楚自己接下来几年要走的路：多看，多学，然后才真正开始！不要带着仓促发表的作品来面对这个世界，而是首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内容！柏林的玉液琼浆让我变得对世界更如饥似渴。我在考虑暑假的旅行去哪个国家。我选择了比利时。在世纪之交，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艺术飞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其力度跟法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绘画界的克诺普夫（khnopff）、罗普斯（rops），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meunier）、米纳（minne），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vandervelde），诗歌界的梅特林克（maeterlinck）、埃克豪特（eekhoud）、勒蒙尼耶，他们都表明了新的欧洲艺术力量所在。尤其让我入迷的是艾弥尔·维尔哈伦（emileverhaeren），因为他的抒情诗完全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发现了这位当时在德国还无人知晓的诗人——官方的文学界很长时间将他与魏尔伦相混淆，就如同将罗曼·罗兰与罗斯丹（rostand）弄混一样。可以独自去热爱一个人，这也总是意味着双倍的热爱。
也许我在这里有必要加上一段小插曲。我们的时代，人们经历得太快、太多，要让什么好好留在记忆中就很难，我也不知道艾弥尔·维尔哈伦这个名字，今天人们是否还知道。在所有的法语诗人当中，维尔哈伦是第一位试图让欧洲人去认识时代、认识未来的诗人，就如同沃尔特·惠特曼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他开始热爱这个现代世界，要把它放入诗歌当中。当在别人眼里机器还是恶魔、城市无比丑陋、当代生活了无诗意时，他却为每一项新发明、每一种技术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而且他会为自己的欢欣鼓舞而兴奋，因为他要在这激情中更强力地去感受那种欢欣鼓舞。刚开始时的小诗慢慢变成了宏大的、激情奔涌的赞歌。“让我们相互尊重！”是他对欧洲各民族发出的呼唤。我们那一代人的乐观主义——经历了今天这种最可怕的倒退之后，它已经显得不可理喻了——在他那里最先找到了诗歌上的表达形式。他的一些最美的诗歌，还会长久地见证我们当年所梦想的欧洲和人类图景。
我原本是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来到布鲁塞尔的。可是，卡米耶·勒蒙尼耶——这位强有力的、今天不公正地遭到遗忘的诗人、小说《男人》的作者，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曾经被我翻译成德文——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说，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子到布鲁塞尔来，而且现在也不在这里。为了缓解我的失望，他以最衷心的方式给我引见其他比利时艺术家。就这样，我先是认识了年岁已长的大师康斯坦丁·默尼埃，这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工人和最有力地表现劳工的雕塑大师。在他之后，我拜见了范·德·施塔彭（vanderstappen），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当中几乎已经被淹没了。可是，他是一位多么友好的人啊！这位个子矮小、面颊丰满的弗拉芒人，他和他的太太，一位身宽体胖、性格开朗的荷兰人，是多么诚心诚意地接待我这个年轻人！他给我看他的作品，我们在那个明媚的上午谈了很多艺术和文学，这两个人的和善让我很快就没了任何胆怯。我毫不掩饰地对他们说出我的遗憾，我原本是因为要见一个人才来布鲁塞尔的，但是偏巧就无法见到他：维尔哈伦。
我说得太多了吗？我说了什么不应该的话？不管怎样，我意识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太太都开始小声地笑，相互悄悄地递眼色。我感觉到，因为我说出来的话让他们之间有了神秘的默契。我有些不自在，想要告别，但是他们俩不允许，说我一定要留下吃午饭，一定的。又是那种不寻常的微笑，他们互相交换着眼神。我感觉到，如果这里有一个秘密的话，那一定是个善意的秘密。于是，我很愿意放弃下午原打算去滑铁卢的行程。
很快到了中午，我们已经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屋地和街面是同一高度的，人坐在屋子里透过彩色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街上，这时突然有一个影子站在窗前。有人用手指骨节敲打彩色玻璃，同时门铃也响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的太太说着，站起身来。他走进来，脚步沉重有力：维尔哈伦！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张我从画像上早已熟悉的脸。维尔哈伦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今天来他们这里做客。当他们听说我在这个地方徒劳地想见到维尔哈伦而不得时，就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达成一致，根本不对我提到一个字，要让他的出现给我带来惊喜！现在他站在我的对面，为刚听到的这个成功的“恶作剧”微笑着。我第一次感觉到他那神经质的手在握手时的力度，第一次看到他那清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往常一样，总是带来很多难得的经历和兴奋。饭还没吃完，他就已经开始讲述了。他刚和朋友在一起去了一个美术馆，还在为此感到兴奋。他回到家里总是情绪高昂，不管到哪里，不管什么偶然的小事都能让他兴奋。这种兴奋已经变成了他不可改变的习惯。他侃侃而谈，非常到位地用精确的动作来强化说话的内容。他的第一句话就能抓住人，因为他襟怀坦荡，对一切新东西都保持开放的态度，对什么都不拒绝，愿意接受每一个人。甚至可以说，他会立刻向每一个刚遇见的人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天他和我初次见面时一样。后来我还无数次地看到，他的满腔诚挚让别人感到幸福。他还不了解我，就已经给我以信任，只是因为他听说我了解他的作品。
午饭之后，在第一个惊喜之后又有第二个惊喜。范·德·施塔彭要实现长期以来他自己的、也是维尔哈伦的愿望，他要完成一座维尔哈伦的半身雕像，今天是最后一次临摹。范·德·施塔彭说，今天我在这里，是命运的一个礼物，因为他正好需要一个人来跟这个给他当模特的“不安静的人”说话，这样他的脸在说和听的时候就活起来了。就这样，我深深地凝望这张脸两个小时：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高高的额头上已经有风霜岁月刻出的条条皱纹，褐色的卷发耷拉在赭色的额角上。他的脸轮廓分明，紧绷其上的是饱经风霜的褐色皮肤，向前突出的下颚棱角分明，窄薄的嘴唇上方蓄着浓密的像传说中维钦托利那样上翘的胡须八字须。他的神经质体现在手上，那是一双瘦削、灵巧、精致而有力的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跳动。他身上的意志力都在他那农民似的宽宽肩膀中，相对于这肩膀来说，那个神经质的、瘦骨嶙峋的头似乎显得太小了。只是在他大步走时，人们才能看到他的力量。当我今天再看这塑像时——范·德·施塔彭从来没有比这一时刻更成功的作品——我才知道它有多么真实，他多么完全地抓到了诗人的本质。这是对一个诗歌巨人的记录，是一种永不磨灭的力量的纪念碑。
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就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人，在我的一生中这种喜爱都没有改变。他的秉性中有一种稳健，他没有片刻显得沾沾自喜。他不受金钱的左右，宁可过着乡下人的生活，不愿意出于生计的原因写任何一行字。他不追求成功，从来不用迁就、逢迎、拉熟人关系来获取更多的成功。对他来说，有朋友以及朋友们的忠诚，这已足够。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是他终于还是实至名归地收获了荣誉。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他是一个自由坦荡、生性愉快的人，很容易为任何一种兴奋所感染。和他在一起的人，会感到自己也因为他对生活的意愿而受到感染，并因此感觉充满活力。
现在他这么活生生地站在我这个年轻人的面前：这位诗人，正如我所愿望的那样，正如我所梦想的那样。在我们相遇的第一时刻，我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要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这位欧洲的歌咏者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什么名气，而且我也预先知道，翻译他那些经典著作以及他的三个诗剧需要我两三年内不再写作。在我决定将自己的力量、时间和激情用来为别人的著作服务时，我也给了自己最好的东西：道义上的任务。我那目标不定的寻找和尝试，现在有了一种意义。如果今天我要给一位还不能确定自己道路的年轻作家提出忠告的话，我会建议他去为一部伟大作品付出些什么，作为展示者或者作为传播者。对于初出茅庐者而言，在带有付出性质的服务中所能找到的把握，要比在自己的创作中多。一个人带着献身精神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徒劳无益的。
在我几乎一心一意从事维尔哈伦诗集的翻译，并为一部他的传记做准备的两年里，我也在间歇中做了很多旅行，其中一部分旅行也是做公开演讲。翻译维尔哈伦作品这件似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现在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感谢：他在国外的朋友开始注意到我，不久以后我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埃伦·凯伊（ellenkey）找上门来。这是一位非凡的瑞典女性，她曾经以无比的勇敢在那个目光褊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进行斗争，而且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里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少年的精神易受伤害。经她介绍，我在意大利得以与乔瓦尼·切纳（giovannicena）相识，并被引荐到他的诗歌圈子里；也是经由她，我赢了挪威人约翰·博耶尔（johanbojer）这位重要的朋友。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brandes）这位国际文学史大师也开始注意到我。不久以后，也是由于我的传播，维尔哈伦在德国声名鹊起，甚至超过了在他自己的国家。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moissi）登台朗诵由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因哈特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搬上了德国剧院的舞台。对于这些，我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
不过，现在终于不得不想到，我自己除了对维尔哈伦的责任以外，还有另外一份责任。我需要结束大学的学习，最终要把一顶哲学专业的博士帽拿回家去。这也就是说，在几个月之内要将全部的经院教学材料学完，而这份工作是那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用四年时间来做的。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erwinguidokolbenheyer）——我年轻时的文学伙伴，今天他也许不愿意回忆起这些事情，因为他成了希特勒德国的官方诗人和院士——一起通宵达旦地研读。但是，他们给我安排的考试并不难。因为我在文学方面的公共活动，那位与人为善的教授对我已经有所了解，也能恰到好处地开个小玩笑。在正式考试前的预先谈话中，他笑着说：“您可不愿意被考问精确逻辑方面的问题。”的确，他后来提出的问题都是在一些不那么尖锐的领域，他知道我会有把握的领域。那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也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现在，我的外在生活是自由了。所有那些年，直到今天，我的一切斗争所要争取的，就是保持内心享有同样的自由。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一努力正变得日益艰难。
注释
法国《世界报》的前身。
“小艺术”（kleinkunst）指一类小型的戏剧和音乐的舞台表演，主要是那种在1920年以后被称为“卡芭蕾”的舞台剧以及偶戏、魔术表演等。
贝都因人（德语beduine）是对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的称呼，源于阿拉伯语中的badawi，意为“非定居的”“游牧的”。这一游牧民族自称为arab，将定居民族称为hadar。
缔尔园（tiergarten），字面含义为“动物园”，是从勃兰登堡门（从皇宫向西出内城的大门，为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向西的一块绿地园林，里面点缀着若干高级别墅。
帕拉采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真名为philippusaureolustheophrastusbombastvonhohenheim,自1529年起自称为帕拉采尔苏斯，是中世纪著名的医生、炼金术士、占星者、神秘主义者、哲学家。
历史上一座犹太人聚居的东欧城镇，位于今天的乌克兰。这座小城在1918年之前属于奥匈帝国，1919—1939年属于波兰，居民当中有大量犹太人，这里也有全波兰最大的犹太教堂。根据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苏联红军在1939年占领该城。1941年，德国在发动进攻苏联后夺回该城，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实施灭绝；1945年，该城又易手为苏联红军占领，将该城划归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城里的波兰人被驱逐。
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约公元前82年－前46年），是高卢（指现今西欧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北部、荷兰南部、瑞士西部和德国莱茵河西岸一带）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曾经带领高卢人抵抗恺撒率领的罗马军团。